何云（1924—2004），13岁参加革命，新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周恩来亲自选定的国务院文化组电影负责人，曾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党支部书记。这位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荣获劳动模范奖章的老革命，计划经济年代一直给孩子们纳鞋底。他立下家规：“家庭条件再好，也要按照百姓一样的生活水平过日子，吃得饱、穿得暖就行。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要买。”

立下家规：“吃得饱、穿得暖就行”

　　1924年1月29日，我的父亲何云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36年春，一支来自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来到洪洞、赵城一带，其中一个连就驻扎在奶奶家后墙外废弃的破砖窑里。父亲多次请求参军，都被拒绝。因为爷爷去世早，奶奶特意找到连长说：“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千亩地只这一棵苗，万一孩子有个好歹，叫我咋活。”连长扶起要下跪的奶奶，安慰她：“按照红军政策，没有您的许可，我们不会带走您家娃子的。”父亲多次告诉我们，正是第一次当不成红军的挫折，才大大激起了他幼年就决心同命运抗争的勇气，最终成就了他心向光明、投身革命的志向。后来，我们村很多人被杀害，奶奶终于想通了，对我父亲说：“孩子，在家也是等死。你去吧！”

　　1937年，父亲终于圆了自己的军人梦。他从山西新军二〇九旅一名译电员做起，干过演剧、政工、宣传、随军记者，多次立功受奖。其间，毕业于晋绥鲁艺和延安抗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因工作需要转业至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0年11月25日，在与朝鲜隔江相望的辽宁丹东冰天雪地里，我在防空洞里出生了。当时，为了防备轰炸，重伤员都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母亲生我的过程中，轰炸机就飞过两次。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对护士说：“你们先去，把孩子放到防空洞里。”警报结束，母亲才从手术台上被抬下来。
　　喂奶时，护士抱过来一个婴儿，一看就是朝鲜孩子。母亲喊来护士，一查，手牌挂错了。院方立即派人追回了刚动身的朝鲜大嫂，换回了彼此的孩子。就这样，我差一点被送到朝鲜，与父母彼此天涯。
　　母亲带着我回北京时，早于我们一步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的父亲到前门火车站接站。由于激动，父亲一下把我抱反了，我脑袋朝下，从襁褓中顺向地下。父亲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我的腿。一向温和的母亲火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急也得分个时候。一下子就扑上来想看孩子长什么样，要是摔没了，你还看什么？”父亲很内疚，仍不免发了句牢骚：“我不会抱，你也不教教我。”当夜，我发起高烧，连惊带吓，患上急性肺炎。父亲哪敢睡觉，叫了辆三轮车，抱着我一路狂奔儿童医院。

　　几年后，我的大弟何冀平、二弟何琳、三弟何小伟先后出生。父亲给我们立下家规：“家庭条件再好，也要按照百姓一样的生活水平过日子，吃得饱、穿得暖就行。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要买。”父亲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他是正团级干部，母亲待遇也不错，家里还配有保姆。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很多人对父亲肃然起敬：“老何，你是真正的革命功臣。”父亲却说：“我算什么功臣！我只不过是位幸存者。真正的功臣，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扔了老传统，否则，就对不起牺牲的战友们。”
　　父亲的鞋底纳得又结实又漂亮，前脚掌针脚细密，脚心越来越稀，到脚后跟又逐渐加密。夏天，他在鞋底缝两个布条，一交叉就成了凉鞋，拖鞋还露出几个脚趾头。家里所有人的鞋底，都是他纳的。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父亲还荣获过劳动模范奖章。下班回来，一家人经常坐在一起，父亲纳鞋底、奶奶上鞋帮、母亲缝补旧衣服。父亲常对我说：“丫头，自古有道：‘女孩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什么都会，才能嫁得出去。条件再好，咱们也得自强、自立。”有时，看到小伙伴在楼下玩跳皮筋、扔沙包或者跳房子、踢毽子，我就有些烦。父亲就会语重心长地说：“丫头，干什么事情，都要有长性，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只有这样，你才会成功。”父亲还告诉我：“丫頭，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次爸爸从晋绥到延安执行任务，还骑死过一匹大洋马呢。”我疑惑了：“大洋马又肥又壮，怎么会死掉呢？”父亲回答：“爸爸光学会了骑，没有学会喂马和遛马。但喂和遛又是骑马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环节。爸爸因为没有系统地掌握这些技术，仅仅学会了骑，才导致了大洋马的死。”而后，他又补充道：“都得学会，才叫办完事呢！这叫‘善始善终’。”父亲的大洋马，让我们很难过，也懂得许多道理。后来，我在西北工学队学习，还在全国统考中考取北京电视大学党政管理专业，都与父亲的教诲有着紧密联系。

　　1961年夏天，暴雨一场接一场。一天早晨，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各自单位上班。当时，三弟在托儿所，奶奶被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亲戚接去小住几日，父亲怕孩子们在家反了天，就带我们到摄影棚。在一个积水路段，父亲二话没说，脱下鞋，卷起裤腿，趟过漂着烂西瓜和西红柿的水面，把我们逐一背过马路。最后，他返回去，要背母亲。母亲很难为情：“别啦！我自己过。你背我，别人看到多不好意思。”爸爸回答：“那有什么？你是我爱人，大不了笑话我。你就别逞强了。来，咱们索性演它一出猪八戒背媳妇……” 　　当天，摄影棚正在拍摄歌剧电影片《春雷》的内景戏，农会和赤卫队组织群众批斗恶霸地主，焚烧地契。导演刚要开拍，看到场子里乱跑的孩子们，要么戴着红领巾，要么穿着小夹克。他着急地说：“如果把他们拍进镜头，不仅穿帮，还要浪费胶片啊！”父亲灵机一动，让剧务给孩子们化妆。眨眼之间，我和另外两个女孩变成了穿着散腿裤子、碎花大襟小袄、举着三角小红旗的儿童团员，两个弟弟则穿着对襟各色小褂和紫花布的缅裆裤，手执红缨枪……导演一看高兴极了，说：“还是何主任有办法，前几天我还为经费压缩后群众演员不够发愁呢！这下好了，不用花钱，就请了这么些小群众演员。”
　　一天，四岁的大弟从幼儿园回到家，把花棉裤脱下来，哭丧着脸说：“男孩子还穿花棉裤，多难看。”父亲一问，知道大弟因为穿了我的旧棉裤，被小朋友们笑话。爸爸没有发火，而是和蔼地说：“儿子，你脱了，光着小屁股不更难看吗？上托儿所，小朋友不更笑话你了？”大弟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姐姐的衣服弟弟穿，大弟的衣服小弟穿，是何家雷打不动的家规，闹是没有用的。母亲心疼孩子，私下免不了责备父亲：“你把自己的调资名额让给别人了，咱们怎么给孩子添置新衣服？”父亲安慰道：“咱们都带过兵，战争年代之所以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指挥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榜样的力量比说一千道一万都管用。自己的孩子，好歹都能对付。”

不计小我：“只要对工作有利，就应该干”

　　父亲组织拍摄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红旗谱》等影片，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后来，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与母亲同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四年的父亲，被调入国务院文化组，担任电影组组长。在恢复文艺创作阶段，父亲组织拍摄了《渡江侦察记》等大量经典影片，还组织译制了许多优秀外国电影。
　　当时，拍摄电影经费较为紧张，一些反派小角色，经常没人愿意扮演。遇到这种情况，父亲都会说：“咱们没有能力外聘太多群众演员，剩下的角色，算我的。”在《红旗谱》中，父亲扮演了穷凶极恶的砸钟人;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他扮演了十恶不赦的投毒人……

　　一个夏夜，我做了噩梦。梦中，一个坏人伸出渗着鲜血的双手向我抓来，狞笑着，张开了血盆大嘴……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哭喊道：“爸爸，爸爸，你不要演坏蛋……”虽然已是深夜，但是父亲还在看分镜头剧本，等加班的母亲回家。听到我房间里的动静，父亲跑过来看个究竟。父亲说：“丫头，别怕，爸爸在这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哭了：“爸爸，你不知道，认识你的我的同学看过你在电影里演的大坏蛋，都笑话我和弟弟们。胡同里的孩子也戳我们的脊梁骨，有的还用小石头打我们，骂我们是坏人养的，也是小坏蛋。”
　　父亲听了我的话，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在把阶级成分看作命的年代，自己仅因为出演了几个反派小角色，竟然给孩子带来如此大的刺激和伤害。他的鼻子发酸，喉咙发紧，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轻轻拍着：“丫头，爸爸答应你。”话是这么说，一遇到没人演的角色，父亲又挺身而出了。我和弟弟们就闹，闹急了，父亲偶尔也会训我们一顿：“人要有钢火、有志气、有精气神，爸爸演坏蛋，就是要激起观众的这些情绪，做好人。爸爸牺牲一点，让观众明白更多的道理，不是很好吗？”多年后，我们曾开玩笑般地问父亲：“您怎么演了这样的角色？”父亲神情严肃地说：“当时都是为了革命，不考虑脸面，也顾及不了太多。我们不能只争抢对自己有利的事。只要对工作有利，就应该干。”這就是我们的父亲。
　　由于经常蹭电影看，我们对父亲组织拍摄的电影经典台词烂记于心。夜里，父亲经常一边给我们补鞋子，一边还学着《南征北战》里师长的腔调对我们讲话。这些台词，对我们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年冬天，奉周恩来总理指示，父亲带队到山西省委汇报放映刚拍摄完成的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当他意外获悉自己亲密的老战友、山西电影制片厂王普被划为“右倾分子”并正接受批斗时，他一反常态勃然大怒。他对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说：“王普是个直性子，不就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对社会一些冒进现象发表了不同看法吗？如此上纲上线地扣帽子，简直胡闹。”要看望别人躲之不及的“右倾分子”，无疑是有风险的。但父亲说：“怕什么？无私者无畏。共产党员就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讲真话。对于王普的事，我不能听而不闻。正好今天下午，我要去见省委书记，到时候我会为他说句公道话的。”

　　山西方面工作人员劝他不要惹火上身，如果惊动省委领导，就算政治问题解决了，王普也很难与厂领导相处，以后也无法继续在厂里工作下去。翌日，父亲一个人到山西电影制片厂看望了正在木工间停职劳动的王普。木工组长一听他是从北京来省委办事的，赶紧派人通知厂领导。厂领导闻讯赶来，父亲当着厂领导的面问了王普的身体情况后，有意说了这么一段话：“你能有啥问题？大不了就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做个检查、提高认识不就结了。千万不要背包袱，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有错改正就好，没有的事也不能瞎胡说、乱承认啊！”王普眼含热泪，一个劲儿地点头。回到北京不久，父亲就收到山西来信，说是王普获得平反，回到原工作岗位了。
　　1975年5月，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和女儿贺晓明找到父亲，请他为贺老帅去世六年后的骨灰安放仪式复制遗像。由于“文革”被抄家，贺老帅的元帅照等几乎全部被毁。父亲说：“这事我来办，保证让你们家人和所有参加贺老帅骨灰安放仪式的人满意。因为这不单是你们的心愿，也是我们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的夙愿啊！”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拿着贺老帅仅有的免冠中山装黑白底版，联系新华社图片社，对底版放大、染色、贴领章、翻拍，终于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贺老帅的彩色军装遗像照。母亲对父亲跑前跑后制作贺老帅遗像很是支持，她说：“这次为贺老帅平反昭雪，或许预示着其他老同志被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当贺老帅那幅巨大的国防绿军装遗像呈现在贺老帅爱人薛明面前时，薛明用手轻轻抚摸着，泪水盈眶，嘴唇颤抖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旁边的父亲，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同年6月5日，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一进门，看到贺老帅的遗像，就说：“薛明啊！我没有保护好老总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才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倾尽一生：“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就得坚持下去”

　　“四人帮”倒台后，经济开始恢复，举国上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激情年代。我们一家也经历了许多事情，先是奶奶去世，我从工厂考上了大学，大弟从军校毕业后提干……
　　二弟最初在北京锅炉厂当翻砂工，下班后经常鼓捣照相机。父亲见他喜欢，慷慨地说：“只要你想学摄影，爸爸这些家伙什，你都可以拿去用。”在子女的艺术选择与创作上，他从来一路开“绿灯”。父亲经常说：“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内心充实，胸有大爱，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除了这些，还得有渊博的学识。”

　　每次下班回家，二弟的两个鼻孔几乎全是黑沙子，衣服领子、浑身上下都是黑的，像极了黑煤球，比矿工下井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没有一个是靠父母找的工作，更不用说到父亲的单位上班。很多年前，母亲就说过：“你们都要自己长本事、有出息，别给爸爸找麻烦，被人当作炮弹攻击你爸爸。”因此，二弟从没说过一个“苦”字。父亲看着二弟，教导我们：“这比战争年代流血牺牲强多了。你这点苦算什么？”二弟试图反驳：“我也没说苦，就是脏。”父亲来了劲：“每次战斗后，我们都是灰头土脸的，有的战友胳膊、腿都飞了，五脏六腑也找不到了，这样的情形多的是。他们说过脏吗？说过苦吗？”我们都不敢吱声，那是父亲的伤心处，是他生命记忆的软肋。在父亲的感化下，二弟经常早起爬山拍雨景、拍雪景，背着沉重的设备，爬悬崖、过沟堑，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发表了不少摄影作品。由于热爱摄影，二弟经常被摔得鼻青脸肿，但他乐此不疲。
　　一天，父亲拿起二弟的照片欣赏：“这幅艺术性较强，有油画感，可以直接洗出来，挂在墙上。”他问二弟，这幅作品是从什么角度拍的？当时站在什么位置？二弟回答：“我站在悬崖上。当时，差点摔下去了。”父亲点点头，赞许地说：“看你拍摄的雨水，都是斜的，说明当时风雨比较大，很有现场感。”他又无限怜惜地嘱咐二弟：“一定注意安全。不过，你以后可以争取做个摄影家的。”二弟回答：“爸爸，这是我的目标。”
　　1983年秋，父亲组织拍摄电影《黄麻惊雷》。这是一部反映红军革命初期历史的电影。剧组人员聚集在我们家中，对选人物吴焕先还是潘忠汝为主角展开了争论。潘忠汝在当时影响较大，当地百姓提起他都落泪，但他很早就牺牲了，而且有人以他是大地主的儿子为由，认为不能作为主角来设置。父亲态度明确地说：“有钱人家的公子未必不革命，穷人家的孩子未必真革命。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红小鬼出身，他们不是因为贪污被枪毙了吗？看一个人物是否真革命，关键看他革命能否坚持到底，还要看他在革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剧组讨论时，我就搬个马扎安静地坐在旁边听。事后，父亲问我：“丫头，你从小喜欢文学，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艺术创作，对你成长会有作用。你来说说，你觉得谁应该是主角？”我回答：“我觉得还是吴焕先，因为他领导红二十五军一直到了陕北，总体来说，起的作用更大。”父亲说：“是的，艺术创作要与国家历史结合起来，要从民族生存的角度综合权衡，这样的电影感染力才会更强。”最终，大家确定吴焕先作为影片的主角。

　　1984年，父亲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离休。这时，肺气肿开始折磨起父亲，他忍受着哮喘带来的憋闷，身体越来越虚弱。可是，为了完成徐向前元帅记录二野挺进大别山历史的夙愿，他又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写作。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对他说：“你常年超负荷地工作，好不容易退休了，还不好好养养病。如果你倒下了，我们怎么办？”父亲回答：“这比战争年代强多了。我现在不是还能站起来吗？只要能站起来，就能干事。”我也劝：“爸爸，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妈怎么办？身体是最起码的‘革命本钱’。”父亲依然很坚决：“我想好了，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就得坚持下去。”在我和妈妈的合力“斗争”下，父亲终于在写作与抽烟之间作出了选择，当天，他将烟卷揉碎了，从此戒烟。
　　母亲和他开玩笑：“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看来是正确的。我本打算离休后和你安享晚年，一起写字、画画、逛街、上公园、旅游，最起码去美国老三那里探个亲，感受一下异国风光。这可倒好，给你当保姆、伙夫、护士，外带收发兼秘书，比上班还忙。”父亲笑笑，有丝惭愧。在三年的艰辛努力下，父亲数次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深入大别山走访调研，终于完成了徐帅交给的任务。徐向前元帅接见了我父亲，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战争年代，父亲养成了一沾枕头就睡的习惯，可是这次父亲回来的当夜，失眠了。母亲见他高兴，说：“反正睡不着觉，要不你抽支煙？”父亲摇摇头：“说不抽就不抽了。”
　　不仅如此，他还陆续出版了文学剧本《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小说《紫塞风云》《汾水亭》等，其中有的被拍摄为电视连续剧，父亲在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之后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授予广电系统“老有作为奖”。 　　此后，我在北京市纺织局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几个弟弟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事业。平时，有想不通的问题，我们就请教父亲。有一年，我们单位改革，要进行部分人员分流。手心手背都是肉，叫谁离开呢？我很矛盾。父亲对我说：“丫头，你去听听《南征北战》的师长怎么说的。”那些台词我记得太清楚了：“告诉战士们，不要怕跑路，今天我们大踏步地撤退，就是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告诉同志们，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打烂，不要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撤出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永远地保住这个地方，这一点一定给同志们讲清楚。”那些日子，我依靠这些台词首先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
　　如果谁在单位遇到团结问题，父亲就提醒我们：“再去看看电影《海鹰》。”电影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中队长在海上的党小组扩大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地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了我们九〇九号艇的前进。”电影《董存瑞》中，谈到生死话题，让我们更加懂得自己的父亲。连长问董存瑞：“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董存瑞回答：“为人民服务。”连长说：“前面还要加上‘无限地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一想王平同志和那些英雄们，就是死了，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
　　2003年底，父亲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了。由于内分泌失调，他的口腔内长满了厚厚的一层舌苔，痰也多，护士每天都要用仪器帮他吸痰。尽管如此，他还是天天读报、看电视新闻，当然包括他组织拍摄的老电影。卧床的四个月，他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父亲说：“这么多年了，看看自己拍的电影，还是那么亲。遗憾的是，那么多战友和演员都不在了，我好歹还能看呢！”
　　2004年4月19日，我特意带着一位女理发师给父亲理发，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理发。我双手小心托着父亲的头，转动着，请理发师理发。父亲也明白自己快不行了，理完发，他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天不早了，你们快走吧！”父亲是担心我们的工作。20日，父亲意外来了精气神，吃了很多。21日23时45分，父亲耗尽生命里最后一滴血，安详地走了。
　　按照父亲的遗愿，我们没有通知多少人。有的人在父亲去世两年后才得知消息，悲痛欲绝：“如果知道何老去世，我们就是爬也得爬过来，看他最后一眼啊！”

十载酝酿，为第一代电影人立传

　　从小，父亲对我就格外疼爱，尤其是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对我的影响更深。如果不是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三张写有1000多字的手稿《六十年的回忆》，我们也不会知道，父亲在他感觉自己存留之日不多时，依然想为自己和战友们立传。然而，他最终还是未能完成这个心愿。
　　手捧遗稿，我在难受的同时又恍然大悟——我们父女的心灵和境界竟然惊人地相通。我发誓，既然父亲有这个不为人知的遗愿，我一定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写本书，以记述他们走过的艰辛岁月和不折不挠的奉献精神。我要沿着他们的脚步走下去，为父亲和他的同辈人圆梦。
　　我曾经无数次设想，父亲是有大胸怀的人，如果他来概括那段历史和那些群体，绝对不会光写自己的。如果就事论事，就变矮了父亲。我要让后代知道上辈人是怎样打江山的，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写出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2006年年底，我退休了。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老朋友或登门拜访，或来信来电，向我讲述他们与父亲的感人故事。许多我不熟知的历史细节，就这样慢慢积累，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督促我尽快提笔。
　　2012年春天，在家人的支持下，我进行封闭式写作。两年的时间内，我与父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灵魂对话。我一边写，一边哭。父亲的话时常在我耳边萦绕：“一定要有现场感、镜头感。你写小说，就像电影镜头一样，先在头脑中过一遍。”有时，因为局部素材过多，我理不出一个头绪，好几天都动不了笔。很多时候，灵感来了，即使半夜，我也要一个骨碌爬起来，闸门打开，情感一泻千里。往往放下笔，看到镜中灰头土脸的自己，内心无比舒畅。
　　母亲在我写作期间帮了大忙，她就是一部“电影大辞典”。她说：“你需要什么，趁我活着的时候尽管问。好在我还不糊涂。等我不在了，你问谁？”
　　2014年1月，当最后一个字写完，打开窗子，黎明将至，晨光熹微，我长舒一口气。我对自己说：“你终于为父亲完成了遗愿。”2014年7月，这本名为《光影之歌》的小说，在电影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许多晋绥鲁艺和延安抗大學员的子女看过后，泪流满面。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人的故事，让他们回到了少时岁月。
　　（编辑 叶松）
　　口述者：何云长女;整理者：《中国公路》杂志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