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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国家安全与对外关系研讨会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识》编辑部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
研究中2010·中国国家安全与对外关系研讨会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识》编辑部心主任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陶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兼欧洲研究所所长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翟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
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今年的事情……还真是很多。”这是张沱生走进《世界知识》会议室，与迎候的沈国放总编辑寒暄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说出了随即开始的这场研讨会的主题。
的确，人们都感到2010年的不寻常。朝鲜半岛局势诡谲莫测，中日“撞船事件”后严重对立，东海南海主权利益纷争加剧，周边各种海上军演频繁登场，一些国家对华心态微妙变化，美国借势高调“重返东亚”，中美关系从年初就开始接二连三出现波折……种种事件俨然形成一种“势”，用冯仲平的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
普通中国民众也有不适应感，“为什么”，成了人们观察中国对外关系时经常浮现在脑中的问题。不知研讨会上学者们的观点能否给人以启示。
——编者手记
东亚：“战略紧张期”？中国怎么办
有西方媒体提出，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紧张期”、“战略摩擦期”。这一提法值得我们重视与警惕。2010年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事情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来说，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国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国的研究界应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
张沱生：2010年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利用东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全面有序地“重返”东亚和亚太。有人说“美国本来就在亚太，因此不存在‘重返’问题”，但这个口号是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过于关注大中东地区，陷入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使得中国的影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迅速增长。奥巴马上台后就着手“重返亚太”。2010年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1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关于美亚太政策的讲话，提出“前沿部署外交”概念，强调坚持美国的领导权、加强双边同盟体系、扩大伙伴关系、积极介入各种多边机制。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既是美“重返”要实现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2010年取得的成果。
第二，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半岛的冷战格局有强化的趋势。2010年，由于朝核危机陷入僵局，加之“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发生，在东北亚，美日韩明显靠拢，中国和朝鲜走得更近（朝鲜在困难中有求于中国，但其基本政策基本未变），中韩关系困难增加。朝韩双方虽然都不想打仗，但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擦枪走火的危险严重存在；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前景却十分渺茫。
第三，钓鱼岛“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危机结束后两国关系的恢复进程十分缓慢。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2010年的中日关系是“一觉回到解放前”，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有知情人士说，在日本，过去到中国驻日使馆前游行的主要是右翼团体，而2010年却有很多普通民众。反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亦严重恶化。由于中日双方的民族感情再次严重对立，对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前景的怀疑、动摇情绪在蔓延。日本民主党中曾经出现过的“建立较为均衡的日美中关系”的声音现在已被“巩固日美同盟”、“加强对华防范”的呼声所压倒，而日美原本在军事基地问题上的严重摩擦也因此趋缓。
第四，所谓“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美日澳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声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强硬论”广泛传播。美国在ARF（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将其海上对华抵近侦察与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之争混在一起，高调声称是在维护海上自由航行权。一些东南亚国家与美相互利用。2010年美国和越南、印尼关系的发展十分显眼，又是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又是开展联合军演。不过，对此也不应看得过重，东盟国家仍想在中美两国间搞平衡，他们决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对抗。
第五，在西亚和中亚地区，美国已经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在阿富汗加强攻势，为未来的撤军做积极准备。在中东，重启的巴以对话仍困难重重；伊朗核对话在停滞一年之后刚刚恢复，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与从布什手里接过政权时相比，奥巴马政府已经有可能将更多战略关注力转向东亚和亚太（虽然美要完全从阿、伊脱身和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决非易事）。对于这一变化可能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值得认真思考与应对。
第六，南亚的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不确定。就中印关系来说，一方面，中印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摩擦有所增加，两军关系一度停滞，印度对中巴民用核合作耿耿于怀，中国对美印加强战略合作的关切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在继续，年底温总理访印取得成功，对保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巴关系总体稳定，但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稳定，美巴在反恐和对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无减。
第七，中国周边的各种海上军事演习明显增多，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11月进行的日美联合军演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而韩美联合海上军演持续之久也为多年来所罕见。此外还有美越、美印的联合海上军演等。中国海军2010年也在东海、南海进行了一些演习和演练。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多数联合军演针对的是传统安全。各国的海上演习引起了相关国家的紧张和疑虑。许多国家将其与美国联合进行的海上军演视为常态，却对中国的海上军演颇多指摘。
第八，台海形势继续朝着总体稳定的方向发展。周边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继续下降，但美国2010年年初进行的对台军售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损害，并造成了两军关系的一度中断。此外，中亚形势相对稳定。中俄关系继续稳定发展。周边的各种多边对话仍在发展并十分活跃。总体看来，中国在这些对话中保持了自身的影响力。
针对2010年东亚形势的变化，有西方媒体提出，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紧张期”、“战略摩擦期”。这一提法值得我们重视与警惕。2010年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事情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来说，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国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国的研究界应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我想强调三点：一是对于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对外政策决不要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轻易动摇；二是要与时俱进，某些具体政策应有必要的调整；三是要大力加强危机管理（包括危机防范与危机管控），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冷战结束至今，中国未再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但面临的安全危机却不断上升，正是这些危机对中国的发展一再形成严重冲击。事实表明，加强危机管理已是当务之急。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美国利用了对中国的“恐慌”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丁一凡：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和2010年是最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最少会影响到未来十年。西方国家的一些评估机构预测，到202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再加上印尼、南非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产值将赶上西欧、美国、日本的总产值。这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多年的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长所造成的。
首先看美国，据估计，它现在至少有7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其整体经济的好几倍，可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偿还的。美国国会预算局认为，按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2020年美国将拿出财政收入的20%来支付债务利息；2040年，债务利息将占它财政收入的58%。如果美元依然保持现在这个价值，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府将无法支付它的巨额开支，而美国人会沦到世代给外国人打工还债的地步。这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所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沾上了。此次美国纽约股市的泡沫破灭和美国的债券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像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惨痛的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很大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替它买了单。所以欧洲的债务是和美国连在一起的，欧洲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由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缺陷，其内部发展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角力了。比如德国人认为，自从欧元上马以后，我勒裤腰带勒了十年，终于把一切都搞好了，而其他国家大手大脚，却让我付钱……德国人满肚子委屈。可是那些危机的国家却说，你是最有钱的，你不帮我们，这个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而这个体系又没有退出机制。德国既不能选择退出，也不能把别的国家从中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呆坏账等问题，欧洲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不停地被各种债务危机、公共开支紧缩所困扰，会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运动爆发。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日本也一样，债务已经达到其自身GDP的200%多了，它每年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1/5。
在这些背景下，除了发动战争这种不可能的办法外，惟一体面的出路就是通货膨胀。让美元贬值，让价格来冲稀债务，这是一种让债务持有人吃哑巴亏的手段。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进入了大幅贬值的轨道，全球持续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分摊在了西欧和日本头上。等到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再度坚挺，又吸收了大量外国储蓄。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资本会大量地流入新兴国家追逐利润。虽然现在美联储发了很多票子，但是美国经济还是处于经济紧缩。最近公布的数据中，美国现在的CPI指数处于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美联储扔了这么多钱进去，根本没用，这就为它继续印票子做了舆论准备。实际上是因为它放出的货币没有进入美国市场，而是流向新兴市场。现在美元已经成为“套利交易”的工具了。欧洲的债务不断起伏，也跟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一出台，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所反应的原因。因为“热钱”流进来了，就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中国就承受了巨大的、直接的压力。有些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是中国的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是输入型的。蔬菜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这是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菜农必用的柴油价格涨了好几倍，而柴油需要进口，自产的不够用。而且不仅是柴油涨价，整个石油都在涨价。为什么石油涨价？因为石油是以美元定价的，美元贬值，石油必然涨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是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石油、黄金、粮食、铜矿等，这些东西一涨价，作为最大使用者或进口者的中国，必然会受影响。
好在中国有资本管制这道防火墙，中国是间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没有资本管制，已经顶不住了。这些国家的汇率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汇率战”。
尽管如此，中国的机遇仍然很大，也带来了增长太猛、太快的烦恼。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增长速度之快，相当于每两年就增出一个印度，三年就增出一个加拿大。
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周边的“担忧”。如果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美国所利用。实际上近几年，美国人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周边国家会绑在中国的“战车”上，远离美国。最近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突然性的“恐慌”。
中国成为挑战者了吗
虽然30多年“应战”的成就非凡，但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从综合国力、发展方式、核心竞争力，以及软实力等多方面来看，未来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压力并不比前30年要轻。对这一客观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陶坚：在判断当前国际大趋势及中国所处环境时，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成为挑战者了吗？
套用“挑战—应战”的分析路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方式，都是以因应外部挑战和压力为取向的，包括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等，用的多是“顺应”、“调整”、“适应”、“融入”一类的词。中国“摸着石头”过的是水很深、很急的“大河”，几乎没有“喘口气”、“歇歇脚”的余地。虽然30多年“应战”的成就非凡，但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从综合国力、发展方式、核心竞争力，以及软实力等多方面来看，未来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压力并不比前30年要轻。整体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应战与挑战”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还将继续是一个应战者。对这一客观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要问自己，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应战者”？而这个问题显然就要复杂得多。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关键点，就是“块头”和“相关度”。块头大、相关度弱，对别人影响不大；块头小、相关度强，想影响也影响不了。而中国经济规模快速壮大，与世界联系前所未有地密切，两者相加，块头大、相关度高，使得这个“应战者”对于“挑战者”来说，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且不论外部世界如何看待和因应“中国应战所产生出来的挑战”，我们对自身，对于应战的方式、方法和着力点，等等，亦有必要作与时俱进的改变。结合2010年年终形势回顾展望，我觉得以下几个角度值得切入。
一是正视外界观感与我们自我认知之间的“落差”。在不少外国人的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挑战者”。这种落差的存在，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为何出了状况。既要针锋相对地批驳种种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不实说法，更要用事实来回答关于中国“能不能挑战”的问题，用行动来打消关于中国“想不想挑战”的怀疑。
二是关注政策的“个性化与量身订做”。现在的商业营销非常讲究市场的细分，重视地区的差异、消费群体的差异。由此推及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假设一下，若只把发达国家作为一块，看不到美日欧的差别；只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块，看不到新兴经济体、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别；只把国际机制作为一块，看不到其中的不同，那么肯定就会陷入很大的外交被动。各国都在实践中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工作，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在2010年一些涉我的外交事件中，我们体会到了政策个性化和细分的紧迫性。
三是换位思考。比如，在谈美国“重返亚太”时，我们可假设一下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理财观”。中国在他们眼里，或许是“绩优股”，而美国更像是“保险”，两个品种都不可缺少，也不能相互取代。股票占比100%，太过激进；保险占比100%，又太过保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变化，是带有趋势性质的呢，还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投资偏好，配置不同的比例而已？在讨论周边局势时，至少不要因为有的邻国跟美国走得近了一些，就把我们过去的工作给否定了。回过头看我们这些年和邻国之间的合作沟通之多，利益相连之深，非轻易所能撼动，睦邻、安邻、富邻等政策效果不可低估。我们不妨问一问，周边这些国家到底是想和中国这个大邻居搞好关系呢，还是想搞坏、搞僵关系？答案是很清楚的。
做一个好的“应战者”，也是一门大学问。与过去30多年一样，我们要继续学习，适应变化，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挑战。在国家新的影响力、作用力和承受力的基础之上，探索更有针对性和包容性、富于张力和韧性的应战之道，或许可作为思考方向。
中国的许多主张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
曲星：2010年的国际形势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极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20国集团在机制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另一个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面，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都有了量化性的增长。虽然离真正的平衡还有距离，美国人还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变化的趋势还是接近更加均衡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冷战结束后没有国际条约来规定力量对比和治理机制的缺陷。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下一步20国机制怎么发展。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但随着经济危机最艰难时期的过去及复苏势头的出现，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动机减弱，因此今后是要把20国集团变成一个常设的治理平台还是一个常设的论坛，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如果需要进一步体现自身在这个机制里的作用的话，就需要把这个机制做实，让20国峰会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当然，西方在20国峰会上所提的要求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美国提出所谓“经常账户不平衡的量化指标”，是要间接地回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在哪里的问题。如果在峰会上达成这个协议，会让国际舆论感觉是部分国家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经常账户不平衡4%的量化指标对中国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事，因为中国的GDP增长很快，4%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但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复杂，单把经常账户问题拿出来确定量化指标，经济上没有意义，实践上没有依据，政治上也不公平。中国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复阐述这些道理，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美国的主张最终没有通过。
但首尔峰会要求工作层在2011年戛纳峰会前拿出一个所谓的“量化综合参考指南”建议。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的有些内容我们可以接过来，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引导，还可以增加一些反映我们关切的新指标，我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想法让G20发展下去，变成实质性的治理平台或至少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我们要推动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中肯定有对中国的限制，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对对方产生约束的东西，比如说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应该遵从的量化指标。一个国家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储蓄过多和储蓄过少都是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大有可为” 。
第二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美国经济虽呈复苏态势但就业并未改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的高位波动，经济动力始终没有恢复，所以美国在第一期1.7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基础上又搞了第二期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谈第三期“量化宽松”的可能性。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欧盟不平衡复苏现象严重，德国2010年二季度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3，全年增幅可达3.6%，而希腊增长率为﹣4.2%，赤字率将达15.5%。继希腊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850亿欧元的“高息援助”虽有助于度一时之艰，但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欧猪五国”的其他三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一直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强劲，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0年增长率将达6.8%，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亚洲9.2%， 中国10.5%。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个特点是美国战略布局的大幅调整。美国从中东收缩，撤兵伊拉克，加强对亚洲的投入，包括对阿富汗的增兵、利用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等。美国还极力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本来不是问题的自由航行说成是南海的问题。美国还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企图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削弱其他大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发言权。美国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主导通过的“新战略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走出防区、超越传统”，为美国利用北约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问题进行干预进行了法律铺垫。
第四个特点是欧洲在磨合中变化。欧洲目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政治上，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从成员国主导的“轮值制”向欧盟机构主导的“常任制”转化；外交上，欧盟越来越感到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经济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把欧盟和欧元都带到了十字路口，欧洲一体化何去何从，取决于欧盟能否克服、并帮助成员国克服目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增加。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在磨合之中。
2010年的俄罗斯外交全方位特点非常明显。俄与欧美关系回暖，表现在俄法德多维尔峰会启动了“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与美欧分别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俄积极回应了与北约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俄在制裁伊朗和北约借道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问题上调整政策，受到西方肯定。同时，俄与中国、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分别有所推进。
当然，2010年的中国外交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世博外交”、“峰会外交”和“危机应对外交”。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世博搭建的大平台上，上演了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地方外事的一个又一个“外交大戏”。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在危机应对方面，中国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巩固复苏势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天安” 号事件发生后，中国考虑到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对事件原因的不同认识，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安理会最终通过了反映双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软着陆”。朝韩在延坪岛发生炮击事件后，中国的劝和促谈外交与美国的炮舰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需要思想和智慧，也需要战略创新
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
唐永胜：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的调整、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的出现等，诸多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极大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方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溢出效应的发酵，意味着金融霸权已经开始从顶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GDP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变革，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实现。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如果处置不当，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变动中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国家内部发展进入一种瓶颈阶段。与美国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其内部一样，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心也主要在于国内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传统遗留问题和由发展带来的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对社会变革的需求空前强劲。如果社会变革不能为迅速增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上升空间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矛盾会积累起来。
第二，“崛起困境”效应进入最为突出的时期。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将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对我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由此，一些潜在威胁趋于紧迫和增强，甚至可能发展至临界状态，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能否在战略层面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崛起进程与长远安全。
第三，金融霸权仍然是影响国际安全局势走向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在金融危机中，金融霸权受到了冲击，美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那些大资本还在，大公司还在，原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对金融霸权的自我调整能力、修复能力、反击能力乃至转移危机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认为，金融资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通过军事手段缓解危机、转嫁危机的危险反而会越大。这是资本扩张逻辑和资本本性的必然体现。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必然趋于紧张。
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在相同的内外部条件下，不同的战略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尽管对外关系中存在诸多变数，但总体来讲，大战略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大战略不正确，操作和技术层面上再强也难有作为。19世纪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实行的是平衡和节制政策，一旦这种政策被威廉二世的扩张政策所代替，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就避免不了了，其在战争中收获的也只能是失败。在众多大国中，如果从总体上衡量，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至少到冷战结束都算比较成功，历史上它的主要战略对手无一例外都败在它的手下，而美国在和主要对手的较量中没有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事实说明，美国的战略设计能力非常强劲，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中国的战略思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美国是否还具备条件与崛起的中国下一盘大棋，就像在冷战时期与苏联所下的那盘大棋一样，而如果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预谋与中国下这样一盘大棋，我们如何有效应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重视与外部世界的每一次互动，积累互信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两者都不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这也是2010年我们强烈地感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显著增加的一个原因。
冯仲平：我们现在和欧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和整个外部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一些特点。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两者都不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这也是2010年我们强烈地感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显著增加的一个原因。
从西方国家来看，它既不适应中国等新兴大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也不适应自身的相对衰落。让发达国家接受世界发展重心的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体现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体现在西方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的消极态度上。在2010年12月举行的坎昆气候会议上，最大的阻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在10月举行的G20首尔峰会上也非常明显。
中国的不适应也很明显，主要反映在两方面，首先反映在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外交态度上。对此，有极端的观点，也有理性的看法，但如果极端的看法被外部世界当成主流反应的话，将会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我经常遇到一些欧洲国家的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认为这不是主流的看法和认识，但西方会很敏感。虽然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南海问题等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西方看来却是必然的。国外本来就担忧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国内出现的一些极端的看法可以说正好印证了他们的担忧。实际上，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对于领土完整的态度从来就是这样。但现在一些西方人已经不认为中国是在和平崛起了。
中国的不适应还反映在对自身发展和作用的认识上。对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也不习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个事实，同时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发展的规模之大、崛起之快、国际影响之大，决定了我们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另外我们还要承认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欧洲国家的对华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欧洲深陷经济困境之中，债务危机有可能持续困扰欧洲，欧洲人长期引以为自豪的繁荣稳定一下子开始动摇了。这样一来欧洲人的自信心深受打击，这反映在欧洲的整个外交上，不仅是对中国的态度上。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下去了。欧洲人显然难以接受和适应这一变化。今后一段时间，欧洲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期。因为现在政府搞紧缩，一方面裁减公务员，一方面在福利上开刀。福利包括各种补贴，还包括制度安排，比如现在不少国家被迫要将退休年龄提高，但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另一个是排外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瑞士最近做出一项针对外国人在瑞士犯罪的决定，其中包括外国人在领救济金时一旦被发现存在欺诈问题，将马上被驱逐出境。此外，还有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规定的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武力驱逐罗姆人出境等。总之，欧洲现在不能包容是因为他们自身问题多麻烦多，而这些问题对他们的外交必然会产生影响。至于今后欧洲的发展前景，我觉得欧洲有一个发展战略值得我们关注，欧洲2010年制订和通过了“2020战略”，也叫“里斯本战略”，提出了三个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它既强调了经济增长，也强调了就业和社会发展。我个人认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战略能不能得到很好地实施。
西方国家不适应中国的变化，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给中国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但我们应坚持和平崛起战略，同时用具体切实的政策来支撑这一战略。不能让外部世界认为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外部世界越来越捆绑在一起了，如何在政治上增加互信是下一步要做的事。经济上的好处是第一步，政治上互信是第二步。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平崛起，但别人老是担心你。明显是缺乏政治信任。
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和外部世界积累政治互信。与欧洲积累政治互信的一个重要抓手便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政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提供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中国应该在思想和理念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还不适应，不习惯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国家一起开会，但今后世界治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会经常开到深夜有时直至第二天黎明，开不完是不能回去睡觉的。今后，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一定要重视每一次的互动，以此积累互信。
随着东亚峰会扩容，大国博弈势将加剧
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启动，东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周边大国的五大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强，试图拉拢美平衡中国影响。随着东亚峰会的扩容（美俄的加入），大国在东亚的博弈势将加剧。
翟崑：近年来，东盟在其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中的地位受到不少挑战。因此，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东盟的要务。对此，我与本所同事宋颖慧、骆永昆和宋清润等进行专门讨论认为，2010年，东盟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政策，通过三招，基本维护和提升了其中心地位。
第一招，借五个“10 1”自贸协定巩固经济合作中心地位。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启动，东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周边大国的五大自由贸易协定。
上述自贸协定为东盟带来经济和战略利益，巩固了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东盟的出口产品畅行于世界五大重要经济体，为出口导向型的东盟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东盟与六个自由贸易对象之间并未完成所有自贸协定谈判，若要利用这五个“东盟 1”自贸协定的优惠条件，则需要通过深化与东盟经济联系，如到东盟投资来实现。这既可促进东盟经济发展，又使各国有求于东盟，有助于提高东盟的经济合作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这五个自贸协定也是东盟作为地区合作主导者的基础。五个自贸协定均具有约束力。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东盟 3”、“东盟 6”和“东盟 8”等逐渐成为中、日、美等大国角逐影响力的手段，却均未就合作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明争暗斗激烈，前途充满不确定性。而东盟借助有约束力的合作文件使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最为紧密，保持并强化了自身的中心地位。
第二招，拉拢美国巩固其在大国平衡战略中的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合作蒸蒸日上。美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暇顾及东南亚。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强，试图拉拢美平衡中国影响，确保地区大国平衡，维持自身中心地位。此举与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政策契合。2010年，东盟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与美国关系全面深化。其突出表现是，印尼与美国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越南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相互借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称愿意助美克服“伊斯兰恐惧症”。东盟与美国进行整体合作的意愿也加强，如东盟和美国领导人于9月在纽约召开第二次峰会，并成立“名人小组”就制定未来五年东盟—美国战略关系行动计划（2011年～2015年）提出建议。11月，柬、老、越、泰与美举行第二届美湄（公河）外长会，东盟国家获1.87亿美元资助。多个东盟国家积极参与美主导的多边军事演习。越、马先后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东盟积极深化对美关系有利于平衡中国影响。不过，东盟国家也普遍担心在安全等问题上过于依赖美国的“保险”，将会削弱本地区主导安全事务的能力，加大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的可乘之机，同时也怀疑美国在关键时刻是否真能提供“保险”。东盟国家确实存在“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两难心理。东盟秘书长素林则表态称，应始终维持东盟的地区合作中心地位。
第三招，创新东亚合作机制维护驾驶员位置。自1997年至今，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东盟 x”为核心的三大合作模式：“东盟 1”、“东盟 3”及“东盟 6”。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东盟的“驾驶员”地位几受冲击。2010年，东盟被迫积极创新。首先构建“10 8”防长会机制。10月12日，东盟与中、美、俄、印、澳、新、日、韩八国防长在越南召开了“东盟防长扩大会”。会议确认“10 8防长会”为地区安全合作新框架，并将海上安全、维护和平、军事医疗合作、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作为五个优先合作领域。“10 8防长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下次将于2012年在文莱召开。其次将东亚峰会扩容。10月29日，第五届东亚峰会举行。俄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务卿希拉里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通过《河内宣言》，确定加强在教育、金融、能源、灾害管理及预防禽流感五个领域的优先合作，正式邀请美、俄总统于2011年出席第六届东亚峰会。东盟希望借创新和扩大地区合作机制，深化与周边大国的合作关系，提升东盟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但随着美、俄等国加大介入东亚事务，大国在东亚的博弈势将加剧。大国云集的“东亚峰会”可能削弱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在APEC框架内力推的TPP将加剧地区合作主导权和模式之争。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识》编辑部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
研究中2010·中国国家安全与对外关系研讨会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识》编辑部心主任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陶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唐永胜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兼欧洲研究所所长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翟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
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今年的事情……还真是很多。”这是张沱生走进《世界知识》会议室，与迎候的沈国放总编辑寒暄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说出了随即开始的这场研讨会的主题。
的确，人们都感到2010年的不寻常。朝鲜半岛局势诡谲莫测，中日“撞船事件”后严重对立，东海南海主权利益纷争加剧，周边各种海上军演频繁登场，一些国家对华心态微妙变化，美国借势高调“重返东亚”，中美关系从年初就开始接二连三出现波折……种种事件俨然形成一种“势”，用冯仲平的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
普通中国民众也有不适应感，“为什么”，成了人们观察中国对外关系时经常浮现在脑中的问题。不知研讨会上学者们的观点能否给人以启示。
——编者手记
东亚：“战略紧张期”？中国怎么办
有西方媒体提出，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紧张期”、“战略摩擦期”。这一提法值得我们重视与警惕。2010年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事情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来说，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国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国的研究界应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
张沱生：2010年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利用东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全面有序地“重返”东亚和亚太。有人说“美国本来就在亚太，因此不存在‘重返’问题”，但这个口号是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过于关注大中东地区，陷入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使得中国的影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迅速增长。奥巴马上台后就着手“重返亚太”。2010年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1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关于美亚太政策的讲话，提出“前沿部署外交”概念，强调坚持美国的领导权、加强双边同盟体系、扩大伙伴关系、积极介入各种多边机制。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既是美“重返”要实现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2010年取得的成果。
第二，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半岛的冷战格局有强化的趋势。2010年，由于朝核危机陷入僵局，加之“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发生，在东北亚，美日韩明显靠拢，中国和朝鲜走得更近（朝鲜在困难中有求于中国，但其基本政策基本未变），中韩关系困难增加。朝韩双方虽然都不想打仗，但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擦枪走火的危险严重存在；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前景却十分渺茫。
第三，钓鱼岛“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危机结束后两国关系的恢复进程十分缓慢。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2010年的中日关系是“一觉回到解放前”，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有知情人士说，在日本，过去到中国驻日使馆前游行的主要是右翼团体，而2010年却有很多普通民众。反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亦严重恶化。由于中日双方的民族感情再次严重对立，对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前景的怀疑、动摇情绪在蔓延。日本民主党中曾经出现过的“建立较为均衡的日美中关系”的声音现在已被“巩固日美同盟”、“加强对华防范”的呼声所压倒，而日美原本在军事基地问题上的严重摩擦也因此趋缓。
第四，所谓“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美日澳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声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强硬论”广泛传播。美国在ARF（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将其海上对华抵近侦察与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之争混在一起，高调声称是在维护海上自由航行权。一些东南亚国家与美相互利用。2010年美国和越南、印尼关系的发展十分显眼，又是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伙伴关系，又是开展联合军演。不过，对此也不应看得过重，东盟国家仍想在中美两国间搞平衡，他们决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对抗。
第五，在西亚和中亚地区，美国已经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并在阿富汗加强攻势，为未来的撤军做积极准备。在中东，重启的巴以对话仍困难重重；伊朗核对话在停滞一年之后刚刚恢复，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与从布什手里接过政权时相比，奥巴马政府已经有可能将更多战略关注力转向东亚和亚太（虽然美要完全从阿、伊脱身和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决非易事）。对于这一变化可能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值得认真思考与应对。
第六，南亚的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不确定。就中印关系来说，一方面，中印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摩擦有所增加，两军关系一度停滞，印度对中巴民用核合作耿耿于怀，中国对美印加强战略合作的关切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在继续，年底温总理访印取得成功，对保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巴关系总体稳定，但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稳定，美巴在反恐和对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无减。
第七，中国周边的各种海上军事演习明显增多，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11月进行的日美联合军演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而韩美联合海上军演持续之久也为多年来所罕见。此外还有美越、美印的联合海上军演等。中国海军2010年也在东海、南海进行了一些演习和演练。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多数联合军演针对的是传统安全。各国的海上演习引起了相关国家的紧张和疑虑。许多国家将其与美国联合进行的海上军演视为常态，却对中国的海上军演颇多指摘。
第八，台海形势继续朝着总体稳定的方向发展。周边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继续下降，但美国2010年年初进行的对台军售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损害，并造成了两军关系的一度中断。此外，中亚形势相对稳定。中俄关系继续稳定发展。周边的各种多边对话仍在发展并十分活跃。总体看来，中国在这些对话中保持了自身的影响力。
针对2010年东亚形势的变化，有西方媒体提出，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紧张期”、“战略摩擦期”。这一提法值得我们重视与警惕。2010年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事情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来说，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国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国的研究界应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我想强调三点：一是对于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对外政策决不要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轻易动摇；二是要与时俱进，某些具体政策应有必要的调整；三是要大力加强危机管理（包括危机防范与危机管控），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冷战结束至今，中国未再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但面临的安全危机却不断上升，正是这些危机对中国的发展一再形成严重冲击。事实表明，加强危机管理已是当务之急。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美国利用了对中国的“恐慌”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丁一凡：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和2010年是最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最少会影响到未来十年。西方国家的一些评估机构预测，到202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再加上印尼、南非等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产值将赶上西欧、美国、日本的总产值。这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多年的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长所造成的。
首先看美国，据估计，它现在至少有70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其整体经济的好几倍，可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偿还的。美国国会预算局认为，按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2020年美国将拿出财政收入的20%来支付债务利息；2040年，债务利息将占它财政收入的58%。如果美元依然保持现在这个价值，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府将无法支付它的巨额开支，而美国人会沦到世代给外国人打工还债的地步。这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所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沾上了。此次美国纽约股市的泡沫破灭和美国的债券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像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惨痛的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很大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替它买了单。所以欧洲的债务是和美国连在一起的，欧洲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由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缺陷，其内部发展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角力了。比如德国人认为，自从欧元上马以后，我勒裤腰带勒了十年，终于把一切都搞好了，而其他国家大手大脚，却让我付钱……德国人满肚子委屈。可是那些危机的国家却说，你是最有钱的，你不帮我们，这个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而这个体系又没有退出机制。德国既不能选择退出，也不能把别的国家从中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呆坏账等问题，欧洲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不停地被各种债务危机、公共开支紧缩所困扰，会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抗议运动爆发。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日本也一样，债务已经达到其自身GDP的200%多了，它每年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1/5。
在这些背景下，除了发动战争这种不可能的办法外，惟一体面的出路就是通货膨胀。让美元贬值，让价格来冲稀债务，这是一种让债务持有人吃哑巴亏的手段。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进入了大幅贬值的轨道，全球持续通货膨胀，美国把债务分摊在了西欧和日本头上。等到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再度坚挺，又吸收了大量外国储蓄。
2012年之后，将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时代。之后，美国的债务会慢慢地化解掉，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当然这也让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运。然后，美国才能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资本会大量地流入新兴国家追逐利润。虽然现在美联储发了很多票子，但是美国经济还是处于经济紧缩。最近公布的数据中，美国现在的CPI指数处于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美联储扔了这么多钱进去，根本没用，这就为它继续印票子做了舆论准备。实际上是因为它放出的货币没有进入美国市场，而是流向新兴市场。现在美元已经成为“套利交易”的工具了。欧洲的债务不断起伏，也跟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一出台，所有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所反应的原因。因为“热钱”流进来了，就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中国就承受了巨大的、直接的压力。有些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是中国的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是输入型的。蔬菜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这是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菜农必用的柴油价格涨了好几倍，而柴油需要进口，自产的不够用。而且不仅是柴油涨价，整个石油都在涨价。为什么石油涨价？因为石油是以美元定价的，美元贬值，石油必然涨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是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石油、黄金、粮食、铜矿等，这些东西一涨价，作为最大使用者或进口者的中国，必然会受影响。
好在中国有资本管制这道防火墙，中国是间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没有资本管制，已经顶不住了。这些国家的汇率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汇率战”。
尽管如此，中国的机遇仍然很大，也带来了增长太猛、太快的烦恼。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增长速度之快，相当于每两年就增出一个印度，三年就增出一个加拿大。
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周边的“担忧”。如果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美国所利用。实际上近几年，美国人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周边国家会绑在中国的“战车”上，远离美国。最近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突然性的“恐慌”。
中国成为挑战者了吗
虽然30多年“应战”的成就非凡，但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从综合国力、发展方式、核心竞争力，以及软实力等多方面来看，未来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压力并不比前30年要轻。对这一客观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陶坚：在判断当前国际大趋势及中国所处环境时，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成为挑战者了吗？
套用“挑战—应战”的分析路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方式，都是以因应外部挑战和压力为取向的，包括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等，用的多是“顺应”、“调整”、“适应”、“融入”一类的词。中国“摸着石头”过的是水很深、很急的“大河”，几乎没有“喘口气”、“歇歇脚”的余地。虽然30多年“应战”的成就非凡，但中国作为“应战者”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从综合国力、发展方式、核心竞争力，以及软实力等多方面来看，未来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压力并不比前30年要轻。整体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应战与挑战”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还将继续是一个应战者。对这一客观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要问自己，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应战者”？而这个问题显然就要复杂得多。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关键点，就是“块头”和“相关度”。块头大、相关度弱，对别人影响不大；块头小、相关度强，想影响也影响不了。而中国经济规模快速壮大，与世界联系前所未有地密切，两者相加，块头大、相关度高，使得这个“应战者”对于“挑战者”来说，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且不论外部世界如何看待和因应“中国应战所产生出来的挑战”，我们对自身，对于应战的方式、方法和着力点，等等，亦有必要作与时俱进的改变。结合2010年年终形势回顾展望，我觉得以下几个角度值得切入。
一是正视外界观感与我们自我认知之间的“落差”。在不少外国人的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挑战者”。这种落差的存在，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为何出了状况。既要针锋相对地批驳种种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不实说法，更要用事实来回答关于中国“能不能挑战”的问题，用行动来打消关于中国“想不想挑战”的怀疑。
二是关注政策的“个性化与量身订做”。现在的商业营销非常讲究市场的细分，重视地区的差异、消费群体的差异。由此推及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假设一下，若只把发达国家作为一块，看不到美日欧的差别；只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块，看不到新兴经济体、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别；只把国际机制作为一块，看不到其中的不同，那么肯定就会陷入很大的外交被动。各国都在实践中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工作，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在2010年一些涉我的外交事件中，我们体会到了政策个性化和细分的紧迫性。
三是换位思考。比如，在谈美国“重返亚太”时，我们可假设一下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理财观”。中国在他们眼里，或许是“绩优股”，而美国更像是“保险”，两个品种都不可缺少，也不能相互取代。股票占比100%，太过激进；保险占比100%，又太过保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变化，是带有趋势性质的呢，还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投资偏好，配置不同的比例而已？在讨论周边局势时，至少不要因为有的邻国跟美国走得近了一些，就把我们过去的工作给否定了。回过头看我们这些年和邻国之间的合作沟通之多，利益相连之深，非轻易所能撼动，睦邻、安邻、富邻等政策效果不可低估。我们不妨问一问，周边这些国家到底是想和中国这个大邻居搞好关系呢，还是想搞坏、搞僵关系？答案是很清楚的。
做一个好的“应战者”，也是一门大学问。与过去30多年一样，我们要继续学习，适应变化，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挑战。在国家新的影响力、作用力和承受力的基础之上，探索更有针对性和包容性、富于张力和韧性的应战之道，或许可作为思考方向。
中国的许多主张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
曲星：2010年的国际形势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极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20国集团在机制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另一个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面，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都有了量化性的增长。虽然离真正的平衡还有距离，美国人还有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变化的趋势还是接近更加均衡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冷战结束后没有国际条约来规定力量对比和治理机制的缺陷。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下一步20国机制怎么发展。从G8到G20，最核心的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了。但随着经济危机最艰难时期的过去及复苏势头的出现，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动机减弱，因此今后是要把20国集团变成一个常设的治理平台还是一个常设的论坛，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如果需要进一步体现自身在这个机制里的作用的话，就需要把这个机制做实，让20国峰会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当然，西方在20国峰会上所提的要求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美国提出所谓“经常账户不平衡的量化指标”，是要间接地回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在哪里的问题。如果在峰会上达成这个协议，会让国际舆论感觉是部分国家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经常账户不平衡4%的量化指标对中国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事，因为中国的GDP增长很快，4%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但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复杂，单把经常账户问题拿出来确定量化指标，经济上没有意义，实践上没有依据，政治上也不公平。中国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复阐述这些道理，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美国的主张最终没有通过。
但首尔峰会要求工作层在2011年戛纳峰会前拿出一个所谓的“量化综合参考指南”建议。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的有些内容我们可以接过来，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引导，还可以增加一些反映我们关切的新指标，我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想法让G20发展下去，变成实质性的治理平台或至少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我们要推动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中肯定有对中国的限制，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对对方产生约束的东西，比如说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发行货币时应该遵从的量化指标。一个国家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储蓄过多和储蓄过少都是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大有可为” 。
第二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美国经济虽呈复苏态势但就业并未改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的高位波动，经济动力始终没有恢复，所以美国在第一期1.7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基础上又搞了第二期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谈第三期“量化宽松”的可能性。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欧盟不平衡复苏现象严重，德国2010年二季度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3，全年增幅可达3.6%，而希腊增长率为﹣4.2%，赤字率将达15.5%。继希腊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850亿欧元的“高息援助”虽有助于度一时之艰，但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欧猪五国”的其他三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一直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新兴经济体复苏势头强劲，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0年增长率将达6.8%，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其中亚洲9.2%， 中国10.5%。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个特点是美国战略布局的大幅调整。美国从中东收缩，撤兵伊拉克，加强对亚洲的投入，包括对阿富汗的增兵、利用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等。美国还极力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把本来不是问题的自由航行说成是南海的问题。美国还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企图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削弱其他大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发言权。美国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主导通过的“新战略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走出防区、超越传统”，为美国利用北约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问题进行干预进行了法律铺垫。
第四个特点是欧洲在磨合中变化。欧洲目前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政治上，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从成员国主导的“轮值制”向欧盟机构主导的“常任制”转化；外交上，欧盟越来越感到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经济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把欧盟和欧元都带到了十字路口，欧洲一体化何去何从，取决于欧盟能否克服、并帮助成员国克服目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增加。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在磨合之中。
2010年的俄罗斯外交全方位特点非常明显。俄与欧美关系回暖，表现在俄法德多维尔峰会启动了“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美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与美欧分别完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俄积极回应了与北约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俄在制裁伊朗和北约借道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问题上调整政策，受到西方肯定。同时，俄与中国、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分别有所推进。
当然，2010年的中国外交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一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世博外交”、“峰会外交”和“危机应对外交”。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世博搭建的大平台上，上演了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地方外事的一个又一个“外交大戏”。在G20首尔峰会、APEC横滨会议及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的许多主张都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写进了会议最终文件。在危机应对方面，中国在克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巩固复苏势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天安” 号事件发生后，中国考虑到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对事件原因的不同认识，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斡旋，安理会最终通过了反映双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软着陆”。朝韩在延坪岛发生炮击事件后，中国的劝和促谈外交与美国的炮舰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需要思想和智慧，也需要战略创新
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
唐永胜：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的调整、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的出现等，诸多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极大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方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溢出效应的发酵，意味着金融霸权已经开始从顶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GDP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变革，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实现。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并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如果处置不当，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变动中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国家内部发展进入一种瓶颈阶段。与美国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其内部一样，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心也主要在于国内问题的顺利解决。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传统遗留问题和由发展带来的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对社会变革的需求空前强劲。如果社会变革不能为迅速增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上升空间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矛盾会积累起来。
第二，“崛起困境”效应进入最为突出的时期。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将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对我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由此，一些潜在威胁趋于紧迫和增强，甚至可能发展至临界状态，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能否在战略层面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顺利渡过这一时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崛起进程与长远安全。
第三，金融霸权仍然是影响国际安全局势走向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在金融危机中，金融霸权受到了冲击，美国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那些大资本还在，大公司还在，原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对金融霸权的自我调整能力、修复能力、反击能力乃至转移危机的能力绝对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认为，金融资本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通过军事手段缓解危机、转嫁危机的危险反而会越大。这是资本扩张逻辑和资本本性的必然体现。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必然趋于紧张。
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进程与保持必须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战略筹划必须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在相同的内外部条件下，不同的战略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尽管对外关系中存在诸多变数，但总体来讲，大战略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大战略不正确，操作和技术层面上再强也难有作为。19世纪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实行的是平衡和节制政策，一旦这种政策被威廉二世的扩张政策所代替，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就避免不了了，其在战争中收获的也只能是失败。在众多大国中，如果从总体上衡量，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至少到冷战结束都算比较成功，历史上它的主要战略对手无一例外都败在它的手下，而美国在和主要对手的较量中没有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事实说明，美国的战略设计能力非常强劲，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中国的战略思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美国是否还具备条件与崛起的中国下一盘大棋，就像在冷战时期与苏联所下的那盘大棋一样，而如果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预谋与中国下这样一盘大棋，我们如何有效应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重视与外部世界的每一次互动，积累互信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两者都不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这也是2010年我们强烈地感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显著增加的一个原因。
冯仲平：我们现在和欧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和整个外部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一些特点。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两者都不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这也是2010年我们强烈地感到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显著增加的一个原因。
从西方国家来看，它既不适应中国等新兴大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也不适应自身的相对衰落。让发达国家接受世界发展重心的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体现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体现在西方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的消极态度上。在2010年12月举行的坎昆气候会议上，最大的阻力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在10月举行的G20首尔峰会上也非常明显。
中国的不适应也很明显，主要反映在两方面，首先反映在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外交态度上。对此，有极端的观点，也有理性的看法，但如果极端的看法被外部世界当成主流反应的话，将会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我经常遇到一些欧洲国家的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认为这不是主流的看法和认识，但西方会很敏感。虽然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南海问题等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西方看来却是必然的。国外本来就担忧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国内出现的一些极端的看法可以说正好印证了他们的担忧。实际上，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对于领土完整的态度从来就是这样。但现在一些西方人已经不认为中国是在和平崛起了。
中国的不适应还反映在对自身发展和作用的认识上。对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也不习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个事实，同时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发展的规模之大、崛起之快、国际影响之大，决定了我们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另外我们还要承认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欧洲国家的对华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欧洲深陷经济困境之中，债务危机有可能持续困扰欧洲，欧洲人长期引以为自豪的繁荣稳定一下子开始动摇了。这样一来欧洲人的自信心深受打击，这反映在欧洲的整个外交上，不仅是对中国的态度上。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制度难以维系下去了。欧洲人显然难以接受和适应这一变化。今后一段时间，欧洲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期。因为现在政府搞紧缩，一方面裁减公务员，一方面在福利上开刀。福利包括各种补贴，还包括制度安排，比如现在不少国家被迫要将退休年龄提高，但引发了激烈的反对。另一个是排外情绪、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瑞士最近做出一项针对外国人在瑞士犯罪的决定，其中包括外国人在领救济金时一旦被发现存在欺诈问题，将马上被驱逐出境。此外，还有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规定的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武力驱逐罗姆人出境等。总之，欧洲现在不能包容是因为他们自身问题多麻烦多，而这些问题对他们的外交必然会产生影响。至于今后欧洲的发展前景，我觉得欧洲有一个发展战略值得我们关注，欧洲2010年制订和通过了“2020战略”，也叫“里斯本战略”，提出了三个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它既强调了经济增长，也强调了就业和社会发展。我个人认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战略能不能得到很好地实施。
西方国家不适应中国的变化，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给中国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但我们应坚持和平崛起战略，同时用具体切实的政策来支撑这一战略。不能让外部世界认为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外部世界越来越捆绑在一起了，如何在政治上增加互信是下一步要做的事。经济上的好处是第一步，政治上互信是第二步。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平崛起，但别人老是担心你。明显是缺乏政治信任。
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和外部世界积累政治互信。与欧洲积累政治互信的一个重要抓手便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政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提供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中国应该在思想和理念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还不适应，不习惯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国家一起开会，但今后世界治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会经常开到深夜有时直至第二天黎明，开不完是不能回去睡觉的。今后，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一定要重视每一次的互动，以此积累互信。
随着东亚峰会扩容，大国博弈势将加剧
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启动，东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周边大国的五大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强，试图拉拢美平衡中国影响。随着东亚峰会的扩容（美俄的加入），大国在东亚的博弈势将加剧。
翟崑：近年来，东盟在其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中的地位受到不少挑战。因此，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东盟的要务。对此，我与本所同事宋颖慧、骆永昆和宋清润等进行专门讨论认为，2010年，东盟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政策，通过三招，基本维护和提升了其中心地位。
第一招，借五个“10 1”自贸协定巩固经济合作中心地位。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印度—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启动，东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周边大国的五大自由贸易协定。
上述自贸协定为东盟带来经济和战略利益，巩固了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东盟的出口产品畅行于世界五大重要经济体，为出口导向型的东盟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东盟与六个自由贸易对象之间并未完成所有自贸协定谈判，若要利用这五个“东盟 1”自贸协定的优惠条件，则需要通过深化与东盟经济联系，如到东盟投资来实现。这既可促进东盟经济发展，又使各国有求于东盟，有助于提高东盟的经济合作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这五个自贸协定也是东盟作为地区合作主导者的基础。五个自贸协定均具有约束力。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东盟 3”、“东盟 6”和“东盟 8”等逐渐成为中、日、美等大国角逐影响力的手段，却均未就合作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明争暗斗激烈，前途充满不确定性。而东盟借助有约束力的合作文件使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最为紧密，保持并强化了自身的中心地位。
第二招，拉拢美国巩固其在大国平衡战略中的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合作蒸蒸日上。美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无暇顾及东南亚。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东盟国家对华疑虑增强，试图拉拢美平衡中国影响，确保地区大国平衡，维持自身中心地位。此举与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政策契合。2010年，东盟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与美国关系全面深化。其突出表现是，印尼与美国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越南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相互借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称愿意助美克服“伊斯兰恐惧症”。东盟与美国进行整体合作的意愿也加强，如东盟和美国领导人于9月在纽约召开第二次峰会，并成立“名人小组”就制定未来五年东盟—美国战略关系行动计划（2011年～2015年）提出建议。11月，柬、老、越、泰与美举行第二届美湄（公河）外长会，东盟国家获1.87亿美元资助。多个东盟国家积极参与美主导的多边军事演习。越、马先后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东盟积极深化对美关系有利于平衡中国影响。不过，东盟国家也普遍担心在安全等问题上过于依赖美国的“保险”，将会削弱本地区主导安全事务的能力，加大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的可乘之机，同时也怀疑美国在关键时刻是否真能提供“保险”。东盟国家确实存在“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两难心理。东盟秘书长素林则表态称，应始终维持东盟的地区合作中心地位。
第三招，创新东亚合作机制维护驾驶员位置。自1997年至今，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东盟 x”为核心的三大合作模式：“东盟 1”、“东盟 3”及“东盟 6”。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东盟的“驾驶员”地位几受冲击。2010年，东盟被迫积极创新。首先构建“10 8”防长会机制。10月12日，东盟与中、美、俄、印、澳、新、日、韩八国防长在越南召开了“东盟防长扩大会”。会议确认“10 8防长会”为地区安全合作新框架，并将海上安全、维护和平、军事医疗合作、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作为五个优先合作领域。“10 8防长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下次将于2012年在文莱召开。其次将东亚峰会扩容。10月29日，第五届东亚峰会举行。俄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务卿希拉里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通过《河内宣言》，确定加强在教育、金融、能源、灾害管理及预防禽流感五个领域的优先合作，正式邀请美、俄总统于2011年出席第六届东亚峰会。东盟希望借创新和扩大地区合作机制，深化与周边大国的合作关系，提升东盟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但随着美、俄等国加大介入东亚事务，大国在东亚的博弈势将加剧。大国云集的“东亚峰会”可能削弱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在APEC框架内力推的TPP将加剧地区合作主导权和模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