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读书人一夜成名已经不是什么神话了。发达的现代媒体在打造学术明星上显示出神通广大。当然，也不是谁都能成为学术明星的。要成为学术明星，真正做到“给我三尺讲台，我能搅动中国”，除了机缘，还需要在某一方面有很丰富的积累，需要富于才情和个性的表达，需要做到对于一些材料了如指掌、烂熟于心，需要做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皆成妙谛（趣）。即使是谙熟一些稗官野史，轶闻趣事，然后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娱乐大众，那也需要机智和机趣，也需要一种卓越的天赋，一种不凡的能力。
　　应该承认，学术明星对于培养和激发广大民众对于学问的兴趣和对于学习的热情是功不可没的。学术的价值固然远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果不能影响大众，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它的存在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一个学术明星比一个单纯的娱乐明星对于学习化社会的成熟无疑更有意义。
　　一些书斋学者对于学术明星求全责备，甚至横加指责是不是多少有些酸葡萄的心理？至于以“责任担当和学术操守，以及浓重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危机意识”为口实，对于学术明星的讨伐，在我看来有“伪崇高”和“假道学”的嫌疑。在建设多元社会、开放社会的今天，即使是对于他们的作秀、煽情、媚俗和窥私猎奇，或许还多少有些沽名钓誉，我们也需要理解和宽容。
　　学术明星是我们今天社会中的一道风景。能够诞生学术明星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多元社会才有可能是和谐社会。有一些学术明星，对于丰富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普及学术文化是有价值的，但倘若没有卓越的思想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毕竟是缺乏灵魂和高度的。一个社会即使有成百上千个学术明星，倘若没有哪怕一两个杰出的思想家，我们精神的天空仍然是寂寥和灰暗的。
　　思想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以思考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乐趣、使命和责任，他们是人类核心价值的坚定的守护者，他们能够“面对强权说出真理”（Edward Said，爱德华·萨义德），“他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英〕阿兰·德波顿著，《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４月版，第７页），他们胸有丘壑，并胸无宿物。当代西方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有言：“思想家不是时代进步的动力，也不是时代进步的征兆，他们是时代进步的代言人。”
　　一个学术明星可以红极一时，但如果他缺乏原创性的思想养料去滋养一个民族的心灵，随着时光的流逝，还是免不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造就学术明星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发达的传播媒体加上学者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而一个社会要造就出思想家却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需要彻底去除人治传统和“官本位”的思想意识，需要切实地保障公民的政治与文化权利。陈四益先生的打油诗别有风味，在不觉莞尔之余令人深思：“讲话何须着意新，照搬照转有前因。言无创意官多贵，语不惊人祸远身”。在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社会中，杰出的思想家是难以诞生的。
　　杰出的思想家当然也难以在民众文化素质低劣的国度中产生。如果说学术明星代表着普及，思想家代表着提高，水涨船才会高，所以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快餐文化”泛滥，可能不仅无益于普及，还可能吞没、销蚀思想之舟，起到的是“愚乐”、麻醉民众的作用。
　　编辑/李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