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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1日，《科学》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施一公院士团队的两篇长文，作为共同一作（第一作者）的杭婧不禁流下了眼泪。论文发表前的一个多月，杭婧和组里的其他组员，与施一公老师一同，每天埋头工作14～16小时，常常在实验室熬夜至凌晨一两点。杭婧的膝盖不太好，不能长时间站立，只能在实验的间隙抽空坐下来休息一下。
这两篇文章题目分别为“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都是有关生物领域的核心机制“中心法则”。中心法则是遗传信息由DNA到蛋白质的过程，一般分为四步：复制、转录、剪接和翻译。如果将生命体的基石——蛋白质的合成理解成建造一栋房子，得到设计蓝图的过程是复制和转录，建造的过程是翻译，而将原材料一块块石头切割成需要的形状，可以理解成剪接的过程。没有剪接这一步，石头冗余的边边角角就无法拼接在一块。杭婧的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次给实行剪接过程的剪接体复合物拍了一张高清大图，这有助于之后追踪剪接的过程。此前，关于中心法则其他机制的两次结构解析都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次，成果属于年轻的清华博士团队，三名学生是共同一作，施一公老师为通讯作者。
见到清华大学直博四年级生杭婧时，她刚从上海做实验回京。每次与杭婧约采访、拍摄时间，她都无法提前很久确定，只能依做实验的日程表两三天前通知。有时给她发一条询问微信，近12个小时后才能收到回复，其间她一直都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
“花这么多的时间做实验，勤奋是否是评价一名出色科学研究者的一条标准？”记者好奇地问。
“不是。做科学研究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实验。”杭婧说。
大四前，杭婧几乎未曾想过要做一名科学研究者。之前的大学生活，杭婧戏言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但其实她的成绩很好。
“与70后80后的博士相比，感觉90后博士更活泼，是不是这样？”记者再一次忍不住提问。
“没有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还没等杭婧说完，坐在一旁的校园记者、清华博士一年级生周诗宇按捺不住了，他说：“这是在给博士贴‘标签’。我周围的博士都‘活泼’，我的博士生导师比我们还‘活泼’呢。”
大四，杭婧思索着体验一把科学研究者。由于大学成绩优秀，2011年杭婧从武汉大学跨校保研清华大学施老师的团队，颜宁老师成了她的博士生导师，开始了科学研究者的身份转化。
施老师的标准：有野心、勤思考和不急躁
“为什么会被施老师选中？施老师招收学生时的标准是什么？”
面对记者的问题，杭婧思索了一会儿。虽然施老师从未向杭婧及其他同学们谈论过自己选择学生的标准，但是与施老师的交流次数多了，杭婧发现施老师首先看中“有野心”的学生，“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有远大的抱负，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杭婧的理解是，在科研上想要做出成果，不能混日子。
入施老师的团队后，杭婧被分到了剪接体解析课题组，她隐隐有些担心，“国内外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都在这一领域里探索了多年，我们进入的时间不长，没有太多经验，真的能够做好这个课题吗？”这是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难的课题之一，竞争对手是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老牌研究机构，而杭婧所在的课题组中只有即将博士毕业的周丽君和周雨霖。当时的杭婧只是模糊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对其难度并未量化。凭借着对于生物的喜爱，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杭婧接受了任务，乐呵呵地跟着师姐查文献做实验。“施老师要求我们不要局限于眼下的课题，要对当今前沿的生物学进展都有所了解。”杭婧说。
施老师还时常强调：勤思考，不盲目做实验。施老师团队的文化氛围关键词之一是open（开放）。师生之间关系灵活，像杭婧那样能同时得到施老师和颜宁老师的联合指导，在施老师的团队并不罕见。施老师团队有几个实验室，每周日下午导师、博士生集体开周会，为时一个半小时，“施老师几乎每次都参加周会，除非他当日不在北京。”周会上，三四个课题组轮流发言，言简意赅地介绍最新的科研进展，并接受其他导师和博士的头脑风暴式提问，“发言超时，或内容流于细节，导师们真的会当场打断。”杭婧说。只要有时间，施老师就会去实验室转悠，在走廊上碰到学生就聊起来了。与施老师交流时，他能一下子看清学生们是否真的在思考，对于这一点杭婧深信不疑。
立足高远的同时，施老师也要求学生们脚踏实地，不能太急躁。聊到这，杭婧不禁笑了起来，她说施老师是自己见到的最伟大的“鸡汤王”。只要是学生在科研上遇到瓶颈，或出现焦躁心理，施老师每每都会给他们熬一大碗“鸡汤”，安慰大家不要急躁，“不但帮我们梳理思路指引方向，还起到了稳定心神的作用。”
若按“有野心、勤思考和不急躁”三个好学生标准给自己打分，杭婧直言她刚过及格线。
只争第一
2015年6月5日，杭婧发微信：“体重狂掉十斤，但任务只完成不到一半儿”;6月18日：“算一算，已经连续工作四十二小时未眠。人生能有几回搏？不秀辛苦，不索安慰;只求mark（铭记）一下这一时刻，然后美美地睡去”……
虽说大四决定体验一把科学研究者，心理上也做足了准备——科学研究者是“苦”差。但是，真正成为一名科学研究者后，杭婧说，没想到这么苦！
施老师对科研的时间投入没有硬性要求，但学生们都自觉投身实验。与师姐们一样，杭婧一般早上八九点到实验室，晚上九十点离开，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杭婧随时跟进领域内的科研进展，平均每天阅读两三篇文献，获得新的灵感，然后在理论框架下指导实验。
做实验时，杭婧有些强迫症，所有的实验用具都要用水反复清洗，再用酒精擦拭得干干净净才敢用。实验中，任何试剂混合在一起时，杭婧都要反复搅拌20次以上才放心。因为生物学实验需要十足的细心，其通常有很多步骤和众多反应物，弄错一点就得从头再来。她的强迫症虽粗暴，但也减少了实验中可能犯错的地方。即便如此，错误还是无法避免。有时在做实验时，杭婧会忍不住和同学聊天，聊着聊着，回过神来，发现忘记反应物加到哪儿了，不得已只能重新开始。她这样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错误最多只能犯一遍，要积累经验，不能屡做屡犯。 2013年12月起，一年半时间内，课题组没发表任何文章。看到其他组争相发表着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杭婧知道，对于自己的课题来说，一年半的蛰伏并不算长久，但是作为课题的实际负责人，杭婧内心还是抑制不住地焦虑，无形的压力一直笼罩着她，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仍在做实验。
实验遇到瓶颈，杭婧常能在周会中找到灵感。会上，施一公和颜宁两大导师不放过学生报告中的每一个问题。有时，两位老师也会针对一个问题意见冲突，针锋相对，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听报告时，杭婧喜欢换位思考，想象别人实验中的问题被自己碰到会怎么解决。这种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头脑风暴，让杭婧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式，取得许多细节上的突破。
此外，这段时间杭婧经常去健身房上操课。NTC（提升全身各部位机能的训练课程）和普拉提是杭婧最喜欢的两个运动，在身体的放松和舒缓的音乐中，思绪变得清澈，焦躁情绪渐渐得到平复。杭婧不再盲目向前做实验，而是停下来，总结过去的实验和数据，为未来寻找新的方向。
在不断地尝试后，团队成员们仍然怀揣希望，携手向前。杭婧和万蕊雪师妹一起攻坚，随着白蕊、张晓峰的加入，他们“四人帮”各攻一个方向，精诚合作。随后，博士后闫创业加入，主要负责后期数据处理。实验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人知道这个小组未来能做出什么成果，但他们始终觉得，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回报。
2015年4月，奇迹发生了。
施老师预期将剪接体分辨率做到20多埃（长度单位，埃量级越小越清晰）就已经很好了。但在某次计算中，闫创业惊讶地发现分辨率做到了12埃。想着再算一算是不是能进10埃。几天后，分辨率到了7埃，然后5.3埃、3.6埃，一次次地刷新着世界最好记录（分子结构生物学的工作就像是给分子拍照，分辨率就是照片的清晰度。如将剪接体比作一张脸，前人的工作只能看清脸的模糊轮廓，而这一次他们看到了脸部的细节）。结果完全在预料之外。杭婧和组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分辨率不断提高，只得一遍遍惊叹。在整个4月里，杭婧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即使是取得了如此梦幻的成果，杭婧也不敢怠慢。杭婧心想：既然我们能做得如此顺利，那么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也能够顺利做到这一步。拿到结果前，杭婧倒没怎么紧张，想着反正没有成果，也就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但是真正拿到了第一流的结果，杭婧开始担心成果被国际上其他团队抢先发表。
因为分子生物学领域一向是只争第一，没有第二。论文成文的这一个多月，杭婧的压力达到顶峰。手握开创性的成果，这时不仅要与时间赛跑，还要想方设法地把成果完美地展现出来。为了清楚介绍课题背景，杭婧总共搜集、整理了两百篇左右的参考文献，把这个领域相关的文献都翻出来重新研读，课题的历史发展、反应的流程、产物都需要了如指掌。
杭婧真切感受到好的身体对于一场攻坚战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施老师经常和杭婧们一起熬夜到深夜一两点。某天夜里，还在写论文的施老师忽然尾椎抽筋，一动不能动。休息了一会儿缓过来后，施老师起身在办公楼里快走了好几圈，才渐渐恢复。长时间的熬夜，使得杭婧偶尔也会突然间感觉眼前发黑，缺氧，呼吸困难。这时她会放下实验，赶紧吃几口零食补充血糖，才慢慢恢复到正常心率。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杭婧的男朋友章程一直陪伴守候着她。几乎每天夜里，章程都会等杭婧回到宿舍，给他打电话报平安之后再睡。本科时，两人在武汉大学相恋，至今已五年。研究生时，两人同城异地，杭婧最忙的时候，一个月才能见面一次。章程理解女朋友的辛苦和压力，平时尽量少去打扰她的工作，而是随时待命，听她倾诉，陪她聊天。章程很为杭婧感到骄傲，在别人面前他都声称“和女朋友合砍三篇cns（Cell，Nature，Science三大顶级杂志的合称）”，幽默地表达了自己很好地完成“家属后勤保障”工作。
杭婧对这种科研生活非常满意，虽然辛苦与压力缠身，她却乐在其中。平时的杭婧，喜欢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养小动物，把它们融入自己繁忙的生活中。“我本科时尝试过许许多多的社团等工作，到了博士期间，却只想要安心做学术这一件事情，我感觉很快乐，不会后悔。”本科时，杭婧只是抱着一种体验科研的心态，现在，她很坚定地说：“不想当科学家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这两篇文章题目分别为“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都是有关生物领域的核心机制“中心法则”。中心法则是遗传信息由DNA到蛋白质的过程，一般分为四步：复制、转录、剪接和翻译。如果将生命体的基石——蛋白质的合成理解成建造一栋房子，得到设计蓝图的过程是复制和转录，建造的过程是翻译，而将原材料一块块石头切割成需要的形状，可以理解成剪接的过程。没有剪接这一步，石头冗余的边边角角就无法拼接在一块。杭婧的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次给实行剪接过程的剪接体复合物拍了一张高清大图，这有助于之后追踪剪接的过程。此前，关于中心法则其他机制的两次结构解析都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次，成果属于年轻的清华博士团队，三名学生是共同一作，施一公老师为通讯作者。
见到清华大学直博四年级生杭婧时，她刚从上海做实验回京。每次与杭婧约采访、拍摄时间，她都无法提前很久确定，只能依做实验的日程表两三天前通知。有时给她发一条询问微信，近12个小时后才能收到回复，其间她一直都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
“花这么多的时间做实验，勤奋是否是评价一名出色科学研究者的一条标准？”记者好奇地问。
“不是。做科学研究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实验。”杭婧说。
大四前，杭婧几乎未曾想过要做一名科学研究者。之前的大学生活，杭婧戏言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但其实她的成绩很好。
“与70后80后的博士相比，感觉90后博士更活泼，是不是这样？”记者再一次忍不住提问。
“没有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还没等杭婧说完，坐在一旁的校园记者、清华博士一年级生周诗宇按捺不住了，他说：“这是在给博士贴‘标签’。我周围的博士都‘活泼’，我的博士生导师比我们还‘活泼’呢。”
大四，杭婧思索着体验一把科学研究者。由于大学成绩优秀，2011年杭婧从武汉大学跨校保研清华大学施老师的团队，颜宁老师成了她的博士生导师，开始了科学研究者的身份转化。
施老师的标准：有野心、勤思考和不急躁
“为什么会被施老师选中？施老师招收学生时的标准是什么？”
面对记者的问题，杭婧思索了一会儿。虽然施老师从未向杭婧及其他同学们谈论过自己选择学生的标准，但是与施老师的交流次数多了，杭婧发现施老师首先看中“有野心”的学生，“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有远大的抱负，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杭婧的理解是，在科研上想要做出成果，不能混日子。
入施老师的团队后，杭婧被分到了剪接体解析课题组，她隐隐有些担心，“国内外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都在这一领域里探索了多年，我们进入的时间不长，没有太多经验，真的能够做好这个课题吗？”这是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难的课题之一，竞争对手是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老牌研究机构，而杭婧所在的课题组中只有即将博士毕业的周丽君和周雨霖。当时的杭婧只是模糊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对其难度并未量化。凭借着对于生物的喜爱，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杭婧接受了任务，乐呵呵地跟着师姐查文献做实验。“施老师要求我们不要局限于眼下的课题，要对当今前沿的生物学进展都有所了解。”杭婧说。
施老师还时常强调：勤思考，不盲目做实验。施老师团队的文化氛围关键词之一是open（开放）。师生之间关系灵活，像杭婧那样能同时得到施老师和颜宁老师的联合指导，在施老师的团队并不罕见。施老师团队有几个实验室，每周日下午导师、博士生集体开周会，为时一个半小时，“施老师几乎每次都参加周会，除非他当日不在北京。”周会上，三四个课题组轮流发言，言简意赅地介绍最新的科研进展，并接受其他导师和博士的头脑风暴式提问，“发言超时，或内容流于细节，导师们真的会当场打断。”杭婧说。只要有时间，施老师就会去实验室转悠，在走廊上碰到学生就聊起来了。与施老师交流时，他能一下子看清学生们是否真的在思考，对于这一点杭婧深信不疑。
立足高远的同时，施老师也要求学生们脚踏实地，不能太急躁。聊到这，杭婧不禁笑了起来，她说施老师是自己见到的最伟大的“鸡汤王”。只要是学生在科研上遇到瓶颈，或出现焦躁心理，施老师每每都会给他们熬一大碗“鸡汤”，安慰大家不要急躁，“不但帮我们梳理思路指引方向，还起到了稳定心神的作用。”
若按“有野心、勤思考和不急躁”三个好学生标准给自己打分，杭婧直言她刚过及格线。
只争第一
2015年6月5日，杭婧发微信：“体重狂掉十斤，但任务只完成不到一半儿”;6月18日：“算一算，已经连续工作四十二小时未眠。人生能有几回搏？不秀辛苦，不索安慰;只求mark（铭记）一下这一时刻，然后美美地睡去”……
虽说大四决定体验一把科学研究者，心理上也做足了准备——科学研究者是“苦”差。但是，真正成为一名科学研究者后，杭婧说，没想到这么苦！
施老师对科研的时间投入没有硬性要求，但学生们都自觉投身实验。与师姐们一样，杭婧一般早上八九点到实验室，晚上九十点离开，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杭婧随时跟进领域内的科研进展，平均每天阅读两三篇文献，获得新的灵感，然后在理论框架下指导实验。
做实验时，杭婧有些强迫症，所有的实验用具都要用水反复清洗，再用酒精擦拭得干干净净才敢用。实验中，任何试剂混合在一起时，杭婧都要反复搅拌20次以上才放心。因为生物学实验需要十足的细心，其通常有很多步骤和众多反应物，弄错一点就得从头再来。她的强迫症虽粗暴，但也减少了实验中可能犯错的地方。即便如此，错误还是无法避免。有时在做实验时，杭婧会忍不住和同学聊天，聊着聊着，回过神来，发现忘记反应物加到哪儿了，不得已只能重新开始。她这样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错误最多只能犯一遍，要积累经验，不能屡做屡犯。 2013年12月起，一年半时间内，课题组没发表任何文章。看到其他组争相发表着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杭婧知道，对于自己的课题来说，一年半的蛰伏并不算长久，但是作为课题的实际负责人，杭婧内心还是抑制不住地焦虑，无形的压力一直笼罩着她，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仍在做实验。
实验遇到瓶颈，杭婧常能在周会中找到灵感。会上，施一公和颜宁两大导师不放过学生报告中的每一个问题。有时，两位老师也会针对一个问题意见冲突，针锋相对，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听报告时，杭婧喜欢换位思考，想象别人实验中的问题被自己碰到会怎么解决。这种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头脑风暴，让杭婧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式，取得许多细节上的突破。
此外，这段时间杭婧经常去健身房上操课。NTC（提升全身各部位机能的训练课程）和普拉提是杭婧最喜欢的两个运动，在身体的放松和舒缓的音乐中，思绪变得清澈，焦躁情绪渐渐得到平复。杭婧不再盲目向前做实验，而是停下来，总结过去的实验和数据，为未来寻找新的方向。
在不断地尝试后，团队成员们仍然怀揣希望，携手向前。杭婧和万蕊雪师妹一起攻坚，随着白蕊、张晓峰的加入，他们“四人帮”各攻一个方向，精诚合作。随后，博士后闫创业加入，主要负责后期数据处理。实验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人知道这个小组未来能做出什么成果，但他们始终觉得，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回报。
2015年4月，奇迹发生了。
施老师预期将剪接体分辨率做到20多埃（长度单位，埃量级越小越清晰）就已经很好了。但在某次计算中，闫创业惊讶地发现分辨率做到了12埃。想着再算一算是不是能进10埃。几天后，分辨率到了7埃，然后5.3埃、3.6埃，一次次地刷新着世界最好记录（分子结构生物学的工作就像是给分子拍照，分辨率就是照片的清晰度。如将剪接体比作一张脸，前人的工作只能看清脸的模糊轮廓，而这一次他们看到了脸部的细节）。结果完全在预料之外。杭婧和组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分辨率不断提高，只得一遍遍惊叹。在整个4月里，杭婧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即使是取得了如此梦幻的成果，杭婧也不敢怠慢。杭婧心想：既然我们能做得如此顺利，那么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也能够顺利做到这一步。拿到结果前，杭婧倒没怎么紧张，想着反正没有成果，也就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但是真正拿到了第一流的结果，杭婧开始担心成果被国际上其他团队抢先发表。
因为分子生物学领域一向是只争第一，没有第二。论文成文的这一个多月，杭婧的压力达到顶峰。手握开创性的成果，这时不仅要与时间赛跑，还要想方设法地把成果完美地展现出来。为了清楚介绍课题背景，杭婧总共搜集、整理了两百篇左右的参考文献，把这个领域相关的文献都翻出来重新研读，课题的历史发展、反应的流程、产物都需要了如指掌。
杭婧真切感受到好的身体对于一场攻坚战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施老师经常和杭婧们一起熬夜到深夜一两点。某天夜里，还在写论文的施老师忽然尾椎抽筋，一动不能动。休息了一会儿缓过来后，施老师起身在办公楼里快走了好几圈，才渐渐恢复。长时间的熬夜，使得杭婧偶尔也会突然间感觉眼前发黑，缺氧，呼吸困难。这时她会放下实验，赶紧吃几口零食补充血糖，才慢慢恢复到正常心率。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杭婧的男朋友章程一直陪伴守候着她。几乎每天夜里，章程都会等杭婧回到宿舍，给他打电话报平安之后再睡。本科时，两人在武汉大学相恋，至今已五年。研究生时，两人同城异地，杭婧最忙的时候，一个月才能见面一次。章程理解女朋友的辛苦和压力，平时尽量少去打扰她的工作，而是随时待命，听她倾诉，陪她聊天。章程很为杭婧感到骄傲，在别人面前他都声称“和女朋友合砍三篇cns（Cell，Nature，Science三大顶级杂志的合称）”，幽默地表达了自己很好地完成“家属后勤保障”工作。
杭婧对这种科研生活非常满意，虽然辛苦与压力缠身，她却乐在其中。平时的杭婧，喜欢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养小动物，把它们融入自己繁忙的生活中。“我本科时尝试过许许多多的社团等工作，到了博士期间，却只想要安心做学术这一件事情，我感觉很快乐，不会后悔。”本科时，杭婧只是抱着一种体验科研的心态，现在，她很坚定地说：“不想当科学家的学生不是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