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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提高认识，丰富知识，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在诸多政治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以及推动决策实施过程中，尤为如此。从这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演进，多少也可从他阅读思考的变化中，看到些线索。
比较中外宪法文本，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中开列的宪法文献有：
（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这些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看来，他事先作了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列出理由。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这封电文后复电：“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毛泽东指定阅读的这批宪法分属三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宪法。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只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其他还有一些国家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看重1946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大概是觉得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这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他还说到：“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清末以来中国的宪法。这年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对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作了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華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猝，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我们这部宪法有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毛泽东当时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文献，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此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读谈“红学”，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有关。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 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他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确实也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他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阅看不很方便。身边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要求，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毛泽东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在这册的封面上，批注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字样。这两节的标题分别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毛泽东对此两节，圈画也最多。在《作者底态度》一节“《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毛泽东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上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上大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一贯，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他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毛泽东写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中央最高领导层人员，二是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者，三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着实很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9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藝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他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毛泽东对一些批判文章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贡献，是有保留的。1957年，他明确讲，“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此后，毛泽东继续关注和阅读“红学”论著。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对“红学”诸家，作了一个整体分析：“《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推动报刊争鸣，落实“双百”方针 报纸杂志，是毛泽东判别风向，引导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也是他很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落实他在1956年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繁荣科学文学方针的具体举措。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1957年初《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王方名的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事后转告周谷城：他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报刊工作，同时也谈到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请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问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此后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他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于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澤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的文章，毛泽东得知后，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通过广泛阅读，关注和推动学术讨论的事情，还有不少。诸如：在文艺方面，有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新体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绘画艺术是否可以使用裸体模特儿的问题;在历史方面，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和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商纣王、秦始皇、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在哲学方面，有老子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及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遗传学领域的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问题。这些，都未及详述。只从上面所述几件，毛泽东的学术兴趣之广，就已经让人有些惊讶了。其落实“双百”方针之诚，似也在不言之中。
比较中外宪法文本，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中开列的宪法文献有：
（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这些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看来，他事先作了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列出理由。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这封电文后复电：“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毛泽东指定阅读的这批宪法分属三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宪法。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只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其他还有一些国家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看重1946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大概是觉得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这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他还说到：“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清末以来中国的宪法。这年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对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作了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華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猝，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我们这部宪法有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毛泽东当时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文献，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此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读谈“红学”，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有关。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 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他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确实也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他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阅看不很方便。身边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要求，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毛泽东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在这册的封面上，批注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字样。这两节的标题分别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毛泽东对此两节，圈画也最多。在《作者底态度》一节“《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毛泽东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上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上大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一贯，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他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毛泽东写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中央最高领导层人员，二是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导者，三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着实很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9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藝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他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毛泽东对一些批判文章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贡献，是有保留的。1957年，他明确讲，“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此后，毛泽东继续关注和阅读“红学”论著。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对“红学”诸家，作了一个整体分析：“《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推动报刊争鸣，落实“双百”方针 报纸杂志，是毛泽东判别风向，引导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也是他很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落实他在1956年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繁荣科学文学方针的具体举措。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1957年初《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王方名的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事后转告周谷城：他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报刊工作，同时也谈到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请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问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此后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他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于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澤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的文章，毛泽东得知后，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通过广泛阅读，关注和推动学术讨论的事情，还有不少。诸如：在文艺方面，有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新体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绘画艺术是否可以使用裸体模特儿的问题;在历史方面，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和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商纣王、秦始皇、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在哲学方面，有老子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及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遗传学领域的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问题。这些，都未及详述。只从上面所述几件，毛泽东的学术兴趣之广，就已经让人有些惊讶了。其落实“双百”方针之诚，似也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