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人们自由选择中国任一文化区域居住的话，江南无疑将是最让人们向往和心动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一直是令人艳羡的富庶之地、山水清丽的秀美之地，而且历来关于它的字里行间总是能让人产生无尽的诗意想象与美妙审美愉悦。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的新著《江南诗性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既以独特的江南诗性文化理论精辟阐释了江南文化的精髓本质，也以丰富细腻的感性体验生动描述了江南生活的文化呈现。
　　刘士林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一大理论创造，就是提出中国文化是以诗性智慧为深层结构的诗性文化，其最大特点是以诗性思维和情感而非以逻辑思维和理性应对现实一切需要。在江南文化研究上，他延续了其理论，认为江南文化属于诗性文化，是富有诗意和情感的文化。他认为中国北方文化是政治-伦理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其特点是从实用理性出发，以道德代替审美，而忽视人的精神自由;而江南文化是以经济-审美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其特点是从审美需要出发、以感性审美实现生命自由，充分重视人的心灵自由。正如书中所言：“一般说来，富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特别是在多半属于孟子说的‘救死恐不赡’的古代历史中，但江南文化的‘诗眼’，使它与其他区域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个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涉足。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诵风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这是作者贯穿于本书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对江南文化的最精辟的理论阐释。
　　历来在叙述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容易会陷入一种宏大的叙事模式导致的认知偏差，即凡是中华文化都是黄河文明向外延伸的结果。然而，刘士林教授研究认为江南文化并不是黄河文明扩张的结果，而是长江文明的古老文化遗传。江南文化由于历史源头的不同，自娘胎里带来了一种文化机能，即审美自觉，而与北方文化有别。“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机能的真正代表，它从一开始就独立存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不是后天积淀的经验产物。换言之，江南诗性文化不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渐与政治、伦理等实用精神分离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本体内涵，是它自身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发展、生长和走向澄明的结果”。尽管篇幅短小，作者却将江南文化的早期文化源头的特质非常清晰地勾勒和区分了出来。而在对江南文化的转型发展认识中，刘士林教授又提出江南文化轴心期这一理论，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江南文化实现了脱胎换骨，走向了精神独立，将审美机能发展得异常强大。在轴心期，江南文化不仅成功应对了生死存亡的巨大生存挑战，将先秦那种轻死好勇的性格淬炼成尚文好礼的文化气质，也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方式。正如书中指出：“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中国文明的轴心期所唤醒的那种伦理精神不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它是在死亡意识的心理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如何在情感上超越死亡的审美意识。”作者从历史最为动乱的时代的观察中发现了江南文化最为关键的生命转变过程，揭示了江南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形态，这为今天我们深入了解江南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论起点。
　　审美自由是江南文化区别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本质，是江南文化精神的生命所在。正如书中所说：“只有在审美自由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文化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审美自由是江南文化发育出高度发达的审美功能和诗性审美主体的根源力量。而江南文化的经验实质就是去政治-伦理化的审美自觉实践，有机平衡了个体功利需要与非功利审美之间的关系，使个体有了超越现实政治、伦理的制约而实现精神自由与生命愉悦的可能。“对个体生命来说，它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两种机能的融合，因而，它的审美创造活动，不是反抗或超越政治伦理异化的结果，而是像春蚕吐丝一样源自江南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性”。这种爱美的自由天性让江南诗性文化主体成为最为自觉的和感知敏锐的诗性主体。
　　该书除了对江南文化有独创的理论贡献外，也是一部非常通俗易读的学术札记。虽然书有三编，“上编”和“中编”是对江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阐述，“下编”是从具体对象的感知体验来阐释江南文化的意蕴和感知认识。随手摘录一例为证：“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的比较来发现。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从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費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这样的文字表述在如拉家常的谈话当中讲出深刻的理论认识，而通俗易晓的理论表达让人自觉亲近。而其语言又富有诗意美感，让人读之如沐诗海，这是贯穿整书的风格。其“下篇”中的“碧螺春”、“莼鲈之思”、“莫愁湖”、“吴侬软语”、“江南的书与江南的人”等，更是一篇篇对江南具体物象的文化感悟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