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春节刚刚过去，仍然有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响起；春天刚刚露面，风里依旧充满冷飕飕的寒意。母亲就在这鞭炮声中，迎着寒风走了。
　　从有记忆开始，到今天，六十多年了。无论是小时候外出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后离开家乡，只要回到这个家，进门第一声一定是“娘”，而母亲也一定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欣喜地迎接我们。即使有病不能出屋，也能第一时间透过窗户，看到母亲在玻璃后面向我们招手微笑。今天，“娘”未出口泪先落，即使喊再大的声音，也看不到娘了。
　　母亲出身贫寒，但由于上面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最小，即使家里只有一口吃的，也是母亲的。所以她是在贫寒的环境中，被娇惯着长大的。和父亲结婚之后，特别是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之后，母亲的命运彻底改变了。父亲是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不到40块钱，对于一个八口之家，实在是杯水车薪，每年秋后生产队结算，我们家都是队里第一欠款大户。即使父亲和奶奶想要娇惯母亲，也要先面对全家人的生计，尤其要面对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毫不犹豫地走上劳动一线，和最强壮的男劳力一样出工劳作，甚至出过河工。为了多挣一个工分，她拼命去做那些“包工”活，过多地透支了身体，刚刚30岁就经常卧病在床。我的家乡有个传统，如果家里有病人，除夕之夜孩子站在窗外，大声问患病的家长病好了吗，家长回答好了，就可以趁辞旧迎新之机把病魔送走。当然，问和答都要心诚，心诚才灵。我大约从十来岁开始，每年除夕夜都要站在窗外，大声问：娘，你的病好了吗？娘在屋里回答：好了！尽管我问的时候心诚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娘的回答也满怀欣喜，却一次也没有能够为娘祛病消灾。可是，春节过后，只要春耕的钟声一响，她又从炕上挣扎起来，出工去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一群孩子要长大，要吃饭。一个女人在做母亲之前，以自己为中心，一旦做了母亲，孩子就是她的中心。为了孩子，她可以做任何需要她做的事，她可以献出自己生命的全部。
　　奶奶当然也会做针线，但奶奶的针线活不如母亲做得精细。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的衣服鞋子就由母亲来做。母亲做针线活，只能在劳动之余。我小的时候虽然不喜欢上树爬墙，但鞋子依旧穿得很费。为我做鞋，成了母亲的负担之一。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戴着顶针，不时把针尖在头上擦擦，一针一线为我纳鞋底。累了困了，她稍微合合眼，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娶个媳妇，就有人给你做鞋了。以至于从童年到少年，好多年的时间里，我憧憬中的媳妇，就是一个会做布鞋的女孩。劳动之余还要做针线，固然很累，但只要有布料，母亲并不怵头，怵头的是无米之炊。有一年冬天到了，我还没有棉衣。家里没有钱买布，过去的旧棉衣又破得实在没有办法再拆洗了。无奈之下，母亲找出了她结婚时的嫁衣，把其中一件湖蓝色團花的绸子夹袄，给我改了一件棉衣。我坚决不穿。其实那颜色比APEC会议上为各国元首定制的国服低调多了，但在当年，在男女老少非青即蓝，在以穿老粗布为荣的年代，一个已经有了羞耻心、有了自尊心的少年男孩，是决不肯穿一件蓝色绸子棉衣出门的。那些被母亲精心包裹精心存放的嫁衣，在母亲心中是何地位，当年想不出，也没有想过，只是倔强地表示不穿，宁可穿破衣服旧衣服也不穿那件绸子棉衣。母亲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说，只是瞅着我默默地流泪。从我记事到出去工作，每一个除夕夜，母亲基本上都是彻夜不眠，为我们兄妹赶做新衣。所谓新衣，就是把那些拆洗了的旧衣服重新缝起来。如果某一年日子好过些，能够为我们每人添置一件名副其实的新衣服，那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更要在除夕夜缝好，以便我们初一早晨能穿上出门，以便让我们和小伙伴们站在一起时可以说，我们过年也穿新衣服了。我曾在睡梦中醒来，看到母亲把一件件新衣搭在我们身上，然后久久地凝视着，疲倦的脸上充满幸福的微笑和成就感。女人都是爱美的，但她们做母亲以后，扮美自己的孩子，就成了她们追求美的最重要的内容。
　　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我最大，自然也寄托着父母最厚重的希望。好在我小时候上学还用心，学习成绩也还算争气，没有让母亲操心。但我文娱和体育两科都不行。如果说对体育还仅仅是不喜欢，那么对文娱则是先天不足。演个小话剧还凑合，唱歌绝对不行。“文革”开始之后，无学可上，回家务农，我居然加入了村里的文艺宣传队，跟着去唱样板戏。参加县里会演的时候，我们只演了一半，就被“请”下了舞台。县里的人说：你们先歇歇吧，看看别的宣传队怎么唱。由此可见我们的演唱水平。如果用“木桶理论”比喻我们的宣传队，那么在这个整体水平不高的集体中，我又是最短的那块木板。若干年后，我的一位堂叔婉转地对我说：其实你唱戏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嗓子不会拐弯。可是，当年只要我们有演出，母亲一定是最早到场并坚持到最后的那位观众。而且只要我一登场，一亮开那不会拐弯的嗓子，母亲那自豪的笑容真的像一朵花。母亲从来没有说过我唱得不好。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子不嫌母丑”这句话，是因为先有母不嫌子丑。几十年一路走来，有风雨也有彩虹，有坦途也有挫折。即使是我们人生最失败的时刻，母亲也是唯一不喝倒彩的人。她会有一万个理由理解你，有一万个理由让你别灰心，站起来，继续走。
　　母亲小时候读过两年小学，认识几个字。她思维流畅，善于表达。从我们懂事开始，她就用她的语言教育我们。比如做人要有底线，她说：“人这一辈子，红了绿了别黑了。”不要羡慕不义之财，她说：“别看贼吃饭，光看贼挨打……”母亲有极强的亲和力，乡亲们有些小的矛盾纠纷，常常找她调解。她不仅主持公道，而且能把道理讲明白，让人心服。因为经常听到乡亲们的赞扬和从小被娇惯的成长环境，母亲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包括同奶奶和父亲相处，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母亲都很少认输。但到晚年，母亲和父亲都聋了，什么话也听不见，自然和谁都没有争论了。后来我们发现，父亲耳聋是一贯的、持续的，不使劲喊，他真的听不见。而母亲的耳聋是阵发性的，有时候她可以听见我们说话，偶尔还插句话。遇到我们说到高兴的事，她也跟着笑，而且是理解了内容的那种会心的笑。母亲病重之后，我们兄妹互相提醒，议论她的病情时要小声，因为她有时候会听见。直到母亲去世后，我们在一起回忆，才忽然意识到，母亲或许并不聋，至少聋得不严重。她肯定是觉得自己老了，给孩子们帮不了什么忙了，别再因为说话不合适，惹得孩子们不高兴。为了家里气氛和睦，为了孩子们都开心，干脆“装聋作哑”。可这对于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母亲来说，绝对不是少说几句话那么简单，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在母亲坟前想到这件事，我们兄妹都哭着问母亲：娘，您何苦呢！ 　　和天下的婆媳关系一样，母亲和奶奶之间也难免有马勺碰锅沿的时候，多数是因为奶奶的唠叨引起，但也常常是奶奶先妥协。爷爷去世时，父亲还不满周岁。奶奶拉扯着父亲，孤儿寡母靠两间破土房，两亩租来的碱地过活，岁月之艰难，可想而知。苦日子让奶奶养成了开阔的胸襟，节俭的生活习惯。而母亲则偶尔想在生活上“奢侈”一下。我清楚记得，一天中午母亲劳动归来，午饭只有高粱面贴饼子和蒸野菜。不是奶奶不想给母亲做好吃的，实在是只能做出这样的饭来。而且，高粱面贴饼子还是母亲的特殊待遇，我们不下地劳动的，只能吃红薯面窝窝头。看得出，母亲实在是又累又饿，想换换口味，于是，在蒸野菜中滴了两滴香油。那时候，即使稍微富裕些的农民家庭，香油也是奢侈品。农民吃香油，从来都不是拿起油罐子向外倒的，而是在筷子的一头绑上一枚铜钱，用铜钱蘸蘸香油，然后滴在菜里、汤里或者馅里，并且，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两滴香油。如今不逢年不过节，母亲居然往蒸野菜中滴了两滴香油，这是奶奶看不惯的。看不惯就会唠叨几句，母亲自然不高兴。母亲一不高兴，奶奶也就不再唠叨了。婆媳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也一天天积累着相互间的感情。我上初中时，有一次母亲病重，我無意中看到奶奶跪在神案前，双手合十，真诚地祈祷：神仙保佑，要死就让我替媳妇去死，那一伙孩子离不开娘啊！母亲去世，埋葬母亲之后，我又到奶奶坟前跪下，我说：奶奶，娘也来了，你们娘儿俩一定好好相处啊。其实，别说婆媳之间，就是母子之间，一辈子处下来，也不会事事一致。如今母亲走了，才体会到母亲一生当中的对与错，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紧要的只有我们和母亲之间那份无可替代的感情。
　　对待我们兄妹，母亲和奶奶绝对一致，个个都让她们牵肠挂肚。“文革”初期有个活动叫大串联，当时本来规定小学生不许串联，可我们几个五年级学生不听招呼，坚决外出串联。出发时，我背着用一床棉被捆起的行李，母亲和奶奶一起把我送到村口。后来母亲和奶奶不约而同地告诉我，那天她们真的难过了。她们站在村口的高台上，目送我的身影远去，直到看不见了，她们还在眺望。而我，却一直没有回头。走下村口的台阶后，我一次也没有回头。难道孩子长大就这样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奶奶和母亲都哭了。那时候少年气盛，觉得一切都拥有很多，一切都十分从容，包括同奶奶和母亲在一起，时间多的是，机会多的是。而今天，最疼我的两个人都走了，再回头一千次一万次，也看不到她们了。
　　真的想娘呀！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到娘咽气时所在的房间坐一会儿，浮现在眼前的是，娘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后那无助的目光。我多希望世上真的有鬼魂啊。如果有一天我一进房间看到娘在那儿，不仅不会害怕，还会毫不迟疑地上前抱住娘，大声问：娘，这么多日子，您撂下我们去哪儿了？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