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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四十年前《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船长》等报告文学，不少国人记忆犹新。《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总主编王蒙说：这些作品，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
在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采访了原《人民文学》编辑周明先生。他儒雅风趣地道出了当年发出“一串春雷”的详细经过。
现年八十三岁的周明依然身材伟岸。他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京，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他躬逢新中国第一次文学盛世，不仅接触到周恩来、习仲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先后结识了茅盾、巴金、冰心、老舍、臧克家、赵树理等文坛巨匠，策划陪同著名作家冰心老人采访周氏五孤儿，写成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陪同扎根山西农村的著名作家赵树理采访写作《实干家潘永福》……这些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文学》后引起极大反响，责任编辑周明也以杰出的策划组织能力而声誉鹊起。后来，他经历“反右”、“文革”等风风雨雨，和众多著名作家和文化人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锻炼，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周明被从干校调回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1977年初，周明与《人民文学》编辑部一群年轻人，首先策划出版一期“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专号。当时，周明向陕西乾县籍老前辈王炳南约稿。他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结识了曾被周恩来称为他的右手的王炳南，常听此公回忆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往事。王炳南早年留学日、德，二十八岁回陕，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穿梭于杨、张和周恩来之间，显示出不凡的组织外交能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炳南以周恩来上校秘书等头衔，相继活跃于上海、武汉、重庆、南京等地，沟通各党派、各阶层，曾以周恩来的副手、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了长期的周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一岁的王炳南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务。中美会谈中，他作为中方代表，和美方三任代表就双边问题进行磋商，长达九年之久，共计一百二十次，终于达成了协议，完成了三大任务：请回了钱学森；达成了关于“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寸步不让，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外交使命。“文革”中，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尽磨难。后经周恩来关注垂询，1975年，以年过花甲之身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沟通于中美、中日之间，为改革开放立功甚巨。周明对此公地道的秦人性格很是欣赏，认为王老朴实谦和，待人真诚，古道热肠，且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从不随声应和；特别是不仅走出潼关，还横渡太平洋、大西洋留学和工作，见过大世面，真正悠游八方，无论是对外在谈判桌上，还是对内与朋友相处，都风度翩翩，情意恳切，娓娓而谈。最值得周明敬仰的是，此公是个乐观派，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陷入逆境，他一直从容不迫，信心十足。编辑部其他同志还约了一批老革命家写周恩来的文章。此期刊物印刷发行后，邓颖超让她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周明，对大家表示感谢。
接着，周明他们组织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元帅还没有平反，周明和编辑部的同事辗转找到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等和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而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闻言说太好了！周明就联系好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随后陪同王愿坚上门拜访，采访了几个小时。后来，王愿坚帮助整理，这篇文章用贺龙三个子女的名义发表。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敏锐的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日本一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国内最大的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了纪念前总理周恩来、元帅贺龙的文章，看来中共对前元帅贺龙有所松动。”
随后，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同事和后代，受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召唤和启发，纷纷拿起笔来写文章。其中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周明将这类文章编成一套数百万字、共六本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达数百万册。
首战告捷，周明策划的第二个项目，是陪同著名作家徐迟采访数学家陈景润，创作刊出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迎接“科学的春天”来临。
他回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叶剑英元帅新写的一首诗。原来，周明探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时，看到他家墙上新添一幅书法，是时年八十高寿、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的一首新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周明读后很振奋，他就恳请王炳南帮助联系叶帅，说他想把这首诗在《人民文学》上刊登。经过王炳南协调，叶帅同意发表，并让周明去他家拿这首诗歌的原件。于是，《攻关》这首诗发表在1977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9月21日的《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首诗，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中小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方毅说：这首诗“寄托着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就在这时，国家决定：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年年底恢复。而1978年3月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
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级别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周明与同事想到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决定推出一篇报告文学，呼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推动思想解放，迎接改革开放大潮。
写谁？谁来写？编辑部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突然间，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刊物发表这篇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國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编辑部同事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请哪个作家来写较好？此时，作家徐迟的名字突然跳入大家脑中。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刚创作了一篇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个时代，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很少，因此编辑部同仁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当时周明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编辑散文和报告文学，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与茅盾、巴金、冰心、徐迟等名家相识，还与徐迟建立了忘年之交，于是他来具体策划协调这件事。周明电话联系徐迟，徐迟只答应“试试看”，但没想到徐迟马上收拾行装，两天后就到了北京。周明告诉徐迟，已经得到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徐迟回应说，他也得到一位老同志的支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周明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原来是徐迟的姐夫、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这次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牢笼中，对陈景润争议依然很大。周明回忆，早在徐迟到北京之前，他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时，接电话的人曾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你们不写，陈景润这样的人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能作为典型宣传？好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方毅思想很开明。周明就与他的秘书联系，秘书说方毅明确表态同意写。
周明陪徐迟采访陈景润，见了三次面。
第一次是1977年的一个艳阳秋日。周明陪同徐迟到中科院数学所见到陈景润，问“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随后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据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只有十几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的领导。中科院的领导接见了陈景润，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你可以直接回复，告诉我们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他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周明注意到，饱经沧桑的诗人徐迟当即被陈景润打动了。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道：“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周明离开还很偏僻的中关村返回城里，直奔张光年家，当面向这位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著名诗人，述说当日陪同徐迟采访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张老饶有兴味地听着，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当天就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先从外围进行深入采访。徐迟在那里采访到很多人，了解了很多情况。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他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
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深入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啃”，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下功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多日外围采访调查后，周明第二次陪同徐迟与陈景润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画了下来。
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一周多后，徐迟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这位科学怪才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周明风趣地回忆说：他和徐迟其实是用计才进入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进行第三次采访的。一天，周明和徐迟、数学所书记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周明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也去敲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犹新。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两个鼓囊囊的麻袋立在墙角，一个装的是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演算的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常用的一小片地方稍微干净些外，其余落满了灰尘。条件真艰苦啊！周明感叹。冬天怎么写字演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陈景润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晚上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配备的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演算的同时也借此取暖。到了天寒地冻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陈景润就拿铅笔演算。
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徐迟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张光年审阅，张光年看后连声激赏道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徐迟创作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时间，人們口口相传，许多人一大早就在邮政报刊零售亭前排起了长龙，为的是能买到刚出版的这期《人民文学》。这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并被请到台上做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邓小平等人的接见。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迎接“科学的春天”之春雷，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当时人们的嘴边。徐迟非常激动地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进入1978年，作为《人民文学》报告文学选题策划人，周明周密谋划，召集一批知根知底的文朋诗友，组成《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专门采访写作报告文学。
第一个召来的，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周明拉到报告文学写作队伍上来”的著名女作家黄宗英。她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列席全国科学大会，寻找写作素材，她发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各种打击迫害，但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周明协调陕西科委等当地有关部门，并购买火车票亲自送黄宗英上了火车。黄宗英到西安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赴秦巴山区，采访众多的科研人员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历尽坎坷不改初心的故事，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周明还陪同见识了黄宗英为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置生死于度外的经过。那是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为团长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就要飞返北京时，竟突然提出退票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徐凤翔。
周明时任代表团秘书长，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谁知，黄宗英一听急眼啦，和周明“吵”起来！她不无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周明回忆，“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
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钻了两个月采访搜集素材，甚至在无人做饭时“客串”炊事员。后回到上海家中，在1983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展开稿纸，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一夜通宵无眠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次年3月修改定稿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
后来，周明还陪同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露面，这部纪录性的电视报告艺术片，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极大反响。拍摄期间，周明和黄宗英还说服摄制组负责人，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周明被当地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阿明旺堆兄弟”。
十年后的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重燃热情，为徐凤翔四处呼吁，筹措考察经费，满足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心愿。年近七旬的黄宗英，老当益壮，再次奔赴西藏陪同采访。当她翻过一座山头，再次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去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鼻子出血，手发麻，手臂上出现很多紫血块。但她执意要按计划完成行程，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派车连夜将黄宗英送到林芝一一五医院。醒来后，她还执拗地要求去一次拍摄现场，被送回北京后，直接从机场送往医院。
周明召来的第二个人，是著名女作家柯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柯岩就以儿童诗集《“小迷糊”阿姨》等而闻名。1976年，这位貌似柔弱但本性好强的女作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了《周總理，你在哪里……》等抒情长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鸣。
柯岩创作最精彩的，则是当年广泛传颂、如今依然常被提起的报告文学《船长》。1979年夏季的一天，周明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因为来往多年，两人交情深厚，周明几乎用下命令的口气说：“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为建国三十周年用。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
“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但愿——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吧！”《船长》是写我国海运英模人物贝汉廷驾驭码头生活、驾驭海洋波涛、驾驭海运贸易、驾驭多国语言、驾驭人际关系的动人事迹。柯岩在纷杂的素材中选出了亮点，就是贝汉廷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这篇报告文学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立即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外界视为中国这艘巨轮在船长引领下，从长江驶向大海、融入世界的宣言书！
柯岩也受到极大鼓舞，《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一篇篇佳作问世。这样夜以继日、白加黑忘我工作，铁打的人都会受不了，原本体弱多病的柯岩病倒了，被“关”进医院。谁能料想得到，柯岩在医院里竟偷偷采访，写成了报告文学《癌症不等于死亡》。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是我们共和国劳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必须学习着像工农兵和在基层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能，奉献自己，直至牺牲。”在2009年9月“柯岩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周明听到柯岩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的肺腑之言，认为这是她一生创作最精辟的总结。2011年12月11日，八十二岁的柯岩因病在北京逝世。周明感叹，她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下了正气，留下了清气，留下了浩气！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优秀作品相继在《人民文学》刊登问世，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为该刊赢得了高达一百五十万份的发行量。随后，《当代》、《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新创刊的文学杂志争相刊登报告文学，老牌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不甘落后，开专版刊登报告文学。
周明感叹，纪念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文章如春雷划破长空，叶帅《攻关》诗发出号令，著名作家徐迟打头，文坛女侠黄宗英、柯岩等紧跟冲锋陷阵，一系列报告文学作为“轻骑兵”破冰，为拨乱反正探路，为科学的春天导航，为思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采访了原《人民文学》编辑周明先生。他儒雅风趣地道出了当年发出“一串春雷”的详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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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八十三岁的周明依然身材伟岸。他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京，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他躬逢新中国第一次文学盛世，不仅接触到周恩来、习仲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先后结识了茅盾、巴金、冰心、老舍、臧克家、赵树理等文坛巨匠，策划陪同著名作家冰心老人采访周氏五孤儿，写成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陪同扎根山西农村的著名作家赵树理采访写作《实干家潘永福》……这些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文学》后引起极大反响，责任编辑周明也以杰出的策划组织能力而声誉鹊起。后来，他经历“反右”、“文革”等风风雨雨，和众多著名作家和文化人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锻炼，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周明被从干校调回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1977年初，周明与《人民文学》编辑部一群年轻人，首先策划出版一期“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专号。当时，周明向陕西乾县籍老前辈王炳南约稿。他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结识了曾被周恩来称为他的右手的王炳南，常听此公回忆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往事。王炳南早年留学日、德，二十八岁回陕，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穿梭于杨、张和周恩来之间，显示出不凡的组织外交能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炳南以周恩来上校秘书等头衔，相继活跃于上海、武汉、重庆、南京等地，沟通各党派、各阶层，曾以周恩来的副手、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了长期的周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一岁的王炳南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务。中美会谈中，他作为中方代表，和美方三任代表就双边问题进行磋商，长达九年之久，共计一百二十次，终于达成了协议，完成了三大任务：请回了钱学森；达成了关于“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寸步不让，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外交使命。“文革”中，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尽磨难。后经周恩来关注垂询，1975年，以年过花甲之身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沟通于中美、中日之间，为改革开放立功甚巨。周明对此公地道的秦人性格很是欣赏，认为王老朴实谦和，待人真诚，古道热肠，且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从不随声应和；特别是不仅走出潼关，还横渡太平洋、大西洋留学和工作，见过大世面，真正悠游八方，无论是对外在谈判桌上，还是对内与朋友相处，都风度翩翩，情意恳切，娓娓而谈。最值得周明敬仰的是，此公是个乐观派，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陷入逆境，他一直从容不迫，信心十足。编辑部其他同志还约了一批老革命家写周恩来的文章。此期刊物印刷发行后，邓颖超让她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周明，对大家表示感谢。
接着，周明他们组织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元帅还没有平反，周明和编辑部的同事辗转找到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等和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而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闻言说太好了！周明就联系好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随后陪同王愿坚上门拜访，采访了几个小时。后来，王愿坚帮助整理，这篇文章用贺龙三个子女的名义发表。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敏锐的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日本一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国内最大的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了纪念前总理周恩来、元帅贺龙的文章，看来中共对前元帅贺龙有所松动。”
随后，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同事和后代，受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召唤和启发，纷纷拿起笔来写文章。其中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周明将这类文章编成一套数百万字、共六本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达数百万册。
二
首战告捷，周明策划的第二个项目，是陪同著名作家徐迟采访数学家陈景润，创作刊出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迎接“科学的春天”来临。
他回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叶剑英元帅新写的一首诗。原来，周明探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时，看到他家墙上新添一幅书法，是时年八十高寿、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的一首新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周明读后很振奋，他就恳请王炳南帮助联系叶帅，说他想把这首诗在《人民文学》上刊登。经过王炳南协调，叶帅同意发表，并让周明去他家拿这首诗歌的原件。于是，《攻关》这首诗发表在1977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9月21日的《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首诗，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中小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方毅说：这首诗“寄托着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就在这时，国家决定：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年年底恢复。而1978年3月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
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级别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周明与同事想到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决定推出一篇报告文学，呼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推动思想解放，迎接改革开放大潮。
写谁？谁来写？编辑部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突然间，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刊物发表这篇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國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编辑部同事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请哪个作家来写较好？此时，作家徐迟的名字突然跳入大家脑中。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刚创作了一篇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个时代，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很少，因此编辑部同仁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当时周明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编辑散文和报告文学，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与茅盾、巴金、冰心、徐迟等名家相识，还与徐迟建立了忘年之交，于是他来具体策划协调这件事。周明电话联系徐迟，徐迟只答应“试试看”，但没想到徐迟马上收拾行装，两天后就到了北京。周明告诉徐迟，已经得到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徐迟回应说，他也得到一位老同志的支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周明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原来是徐迟的姐夫、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这次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牢笼中，对陈景润争议依然很大。周明回忆，早在徐迟到北京之前，他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时，接电话的人曾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你们不写，陈景润这样的人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能作为典型宣传？好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方毅思想很开明。周明就与他的秘书联系，秘书说方毅明确表态同意写。
周明陪徐迟采访陈景润，见了三次面。
第一次是1977年的一个艳阳秋日。周明陪同徐迟到中科院数学所见到陈景润，问“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随后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据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只有十几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的领导。中科院的领导接见了陈景润，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你可以直接回复，告诉我们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他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周明注意到，饱经沧桑的诗人徐迟当即被陈景润打动了。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道：“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周明离开还很偏僻的中关村返回城里，直奔张光年家，当面向这位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著名诗人，述说当日陪同徐迟采访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张老饶有兴味地听着，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当天就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先从外围进行深入采访。徐迟在那里采访到很多人，了解了很多情况。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他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
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深入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啃”，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下功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多日外围采访调查后，周明第二次陪同徐迟与陈景润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画了下来。
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一周多后，徐迟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这位科学怪才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周明风趣地回忆说：他和徐迟其实是用计才进入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进行第三次采访的。一天，周明和徐迟、数学所书记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周明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也去敲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犹新。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两个鼓囊囊的麻袋立在墙角，一个装的是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演算的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常用的一小片地方稍微干净些外，其余落满了灰尘。条件真艰苦啊！周明感叹。冬天怎么写字演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陈景润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晚上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配备的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演算的同时也借此取暖。到了天寒地冻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陈景润就拿铅笔演算。
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徐迟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张光年审阅，张光年看后连声激赏道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徐迟创作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时间，人們口口相传，许多人一大早就在邮政报刊零售亭前排起了长龙，为的是能买到刚出版的这期《人民文学》。这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并被请到台上做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邓小平等人的接见。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迎接“科学的春天”之春雷，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当时人们的嘴边。徐迟非常激动地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三
进入1978年，作为《人民文学》报告文学选题策划人，周明周密谋划，召集一批知根知底的文朋诗友，组成《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专门采访写作报告文学。
第一个召来的，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周明拉到报告文学写作队伍上来”的著名女作家黄宗英。她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列席全国科学大会，寻找写作素材，她发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各种打击迫害，但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周明协调陕西科委等当地有关部门，并购买火车票亲自送黄宗英上了火车。黄宗英到西安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赴秦巴山区，采访众多的科研人员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历尽坎坷不改初心的故事，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周明还陪同见识了黄宗英为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置生死于度外的经过。那是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为团长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就要飞返北京时，竟突然提出退票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徐凤翔。
周明时任代表团秘书长，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谁知，黄宗英一听急眼啦，和周明“吵”起来！她不无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周明回忆，“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
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钻了两个月采访搜集素材，甚至在无人做饭时“客串”炊事员。后回到上海家中，在1983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展开稿纸，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一夜通宵无眠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次年3月修改定稿后，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
后来，周明还陪同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露面，这部纪录性的电视报告艺术片，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极大反响。拍摄期间，周明和黄宗英还说服摄制组负责人，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周明被当地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阿明旺堆兄弟”。
十年后的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重燃热情，为徐凤翔四处呼吁，筹措考察经费，满足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心愿。年近七旬的黄宗英，老当益壮，再次奔赴西藏陪同采访。当她翻过一座山头，再次深入到雅鲁藏布江峡谷中去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鼻子出血，手发麻，手臂上出现很多紫血块。但她执意要按计划完成行程，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派车连夜将黄宗英送到林芝一一五医院。醒来后，她还执拗地要求去一次拍摄现场，被送回北京后，直接从机场送往医院。
四
周明召来的第二个人，是著名女作家柯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柯岩就以儿童诗集《“小迷糊”阿姨》等而闻名。1976年，这位貌似柔弱但本性好强的女作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了《周總理，你在哪里……》等抒情长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鸣。
柯岩创作最精彩的，则是当年广泛传颂、如今依然常被提起的报告文学《船长》。1979年夏季的一天，周明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因为来往多年，两人交情深厚，周明几乎用下命令的口气说：“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为建国三十周年用。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
“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但愿——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吧！”《船长》是写我国海运英模人物贝汉廷驾驭码头生活、驾驭海洋波涛、驾驭海运贸易、驾驭多国语言、驾驭人际关系的动人事迹。柯岩在纷杂的素材中选出了亮点，就是贝汉廷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这篇报告文学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立即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外界视为中国这艘巨轮在船长引领下，从长江驶向大海、融入世界的宣言书！
柯岩也受到极大鼓舞，《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一篇篇佳作问世。这样夜以继日、白加黑忘我工作，铁打的人都会受不了，原本体弱多病的柯岩病倒了，被“关”进医院。谁能料想得到，柯岩在医院里竟偷偷采访，写成了报告文学《癌症不等于死亡》。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是我们共和国劳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必须学习着像工农兵和在基层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能，奉献自己，直至牺牲。”在2009年9月“柯岩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周明听到柯岩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的肺腑之言，认为这是她一生创作最精辟的总结。2011年12月11日，八十二岁的柯岩因病在北京逝世。周明感叹，她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下了正气，留下了清气，留下了浩气！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优秀作品相继在《人民文学》刊登问世，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为该刊赢得了高达一百五十万份的发行量。随后，《当代》、《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新创刊的文学杂志争相刊登报告文学，老牌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不甘落后，开专版刊登报告文学。
周明感叹，纪念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文章如春雷划破长空，叶帅《攻关》诗发出号令，著名作家徐迟打头，文坛女侠黄宗英、柯岩等紧跟冲锋陷阵，一系列报告文学作为“轻骑兵”破冰，为拨乱反正探路，为科学的春天导航，为思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