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于抗战烽火中勇挑重担，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直至一九四六年七月联大结束，被誉为联大的 “船长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了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间的心路历程，除了每日为校务奔走操劳、周旋于政界学界，日记还透露了他熬夜看竹、把盏听戏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梅校长 “寡言君子 ”之外的风雅一面。日记中还隐藏着他与 “珊”之间贯穿十年的情谊，展卷而思，足可体悟前辈学人于乱世中的隐忍与坚守，感受人性的复杂与高贵。

一、 云中谁寄锦书来

　　梅贻琦本人性格谨慎，他日记中的记述也大多短小精悍，罕见感情流露。正如其子梅祖彦所说，“先父在公开场合一向不喜欢发表议论，所以在写日记时也不多作议论 ”，甚至关于 “一二 ·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也颇简略。尽管如此，关于 “珊”的记载贯穿了他六年的日记，梅贻琦详细记述了和 “珊”之间每次通信及会面的细节，在与 “珊”有关的记述中，多见真情的流露。
　　在梅贻琦为联大四处奔走的艰辛岁月中，同“珊”的通信似成为他困顿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一段值得特别珍藏的记忆。以收录最完整的一九四一年日记为例，梅贻琦明确提及 “珊”有十六处之多，无论是寄信还是收信皆有明确记录，常伴随着对她的思念与担忧。如一月十六日记：“早发与珊短信，前晚所写者，伊又久未来信，不知是否又病了！”三月十八日记：“上午在联大，接 Z.S.十一日短信，伊情绪颇苦，而信纸似亦缺乏矣。”梅贻琦接到对方信件后的快慰亦流露于笔端，在繁忙的事务中，“珊”的来信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十月一日记：“下午四点常委会，七点开完始晚饭。会中决设聘任委员会。接珊二十六号电，问‘无恙否 ’。”梅贻琦渴盼着对方的来信，当邮路阻隔导致收信延迟，他深感遗憾和焦虑。五月十七日记：“近一周接珊来信两封，一为四月二十六写，而一为三月二十七写，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为港方所稽压，可憾之至。”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八月期间，梅贻琦与同事前往重庆接洽校务，视察叙永分校及中研院史语所，后又前往乐山、峨眉、成都等处参观各大高校，在三个多月紧锣密鼓的行程中，梅贻琦坚持抽出空隙与“珊”通信。旅途中影响了信件稳定地发出，往往是事先写成若干封，得空便一同寄出，在梅贻琦关于发信的记录中，“珊”的名字常列在家人、同事之前。他在五月二十六日与弟弟梅贻宝等人会谈的间隙 “发信与净珊、杨今甫、叶企孙 ”;六月三日在暑热中 “四点余发二信：一与净珊，一与祖彦（梅贻琦之子）”;六月十九日 “作信四封，寄与珊、彬（梅贻琦之女）、光旦、孟邻 ”。回到昆明后梅贻琦忙于汇报行程和监督新校舍被炸后的复原工作，直至九月二十四日才与 “珊”通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晚，常委会，十点散。作信与净珊，此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 ”，言辞间颇为自己久未致信而歉疚。
　　梅贻琦留给外人的印象往往是沉稳、理性的，叶公超曾用 “慢、稳、刚”形容他，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然而，在他关于
　　“珊”的记载中则呈现了自己感性、脆弱的一面。梅贻琦常在临睡前写信给 “珊”，如“晚未出门，为珊作复信 ”;“晚睡前作信与珊 ”;“归后作致珊信，一点半睡 ”。他将为 “珊”写信作为一项事务郑重其事地对待，当漫漫长夜，天地寂静，我们仿佛看到梅贻琦于灯下走笔的孤独剪影，他等待着心灵的知己，将所思倾泻于笔端，继而融入无边的月色：“月色颇好，惜无共赏者尔。”月夜的幽寂与怀人之感伤蔓延于胸中，更激起无限愁思：“三信写完已过一点，院中凉月满阶，阶前花影疏落，一切静寂。回忆珊信中语句，更觉凄闷，不知何日得再相见也。”抗战胜利后 “珊”随家人迁居南京，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梅贻琦记 “晚座间兰花盛开，香气颇觉袭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 ”，颇有 “折芳馨兮遗所思 ”之古意。这些凝结着古典诗意的温情瞬间展露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在记载推杯换盏的应酬与大大小小会议的文字中，显现出难得的文人情致，读来令人动容。

二、所谓伊人

　　关于 “珊”的身份、容貌以及二人相识过程，梅贻琦并未在日记中多加叙述，事实上，“珊”“Z.S.”，反复出现在日记中的 “净珊 ”“山”即朱经农的继配夫人杨净珊。朱经农的长子朱文长提到继母曾在婚前与陶曾谷任教于上海某私立中学，可见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杨净珊的相貌亦颇出众，画家谭化雨在《不速之客朱经农》中回忆四十年代初见到的 “朱太太 ”举止大方得体，待客周到细致，其出众的美貌更令作者在五十年后记忆犹新，足见其魅力。
　　梅贻琦与 “珊 ”的往来，绕不过朱经农。朱经农家世显赫，一九一六年他赴美深造时与胡适相谈甚欢，胡适有《赠朱经农》一诗，并曾在日记中写道，“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 ……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 ”，足见二人交情之深。朱经农归国后投身教育事业，一九三一年以后担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十二年之久，王云五称赏其为 “全面教育家 ”，具有 “公而忘私的精神，明敏的头脑，动人的口才 ”。官员与学者的身份之外，朱经农更是一位颇具情怀的诗人，《爱山庐诗钞》汇集了他二十年代以来的旧体诗作，《寄内》等作与净珊的缘情之篇尤见真挚。笺注者朱文长提到诗集原名《碎锦集》，后来改名 “是采的 ‘仁者爱山 ’的意思，但据我猜测，大概也是因为我继母的名字叫静山（笔者注：净珊别称）的缘故 ”，似隐含朱对于杨的一往情深。一九四八年朱经农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时，身上只带了日记和《爱山庐诗钞》，可见此集对他极为重要，此后朱经农再未回国，直至一九五一年在美国病逝。
　　据《爱山庐诗钞》笺注，朱经农与杨净珊于一九二四年结婚，他在一九三三年用 “同心十载艰难里 ”概括十年的历程，“一片天真惟我知，锦函语语可成诗 ”更饱含对爱妻的深情，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却暗藏波澜。事实上，杨净珊在结识梅贻琦之前，对丈夫的好友胡适产生过情愫。张书克《“是谁记念着我？”》（发表于《东方早报》，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文解密了杨净珊在一九三二年匿名寄给胡适的水仙花與贺卡，以及两封写于一九三四年的署名 “Zing-shan”的英文信札。杨在信中称胡适为 “亲爱的适之 ”，倾吐了期盼与其会面的心意，但遭到胡适的婉拒。胡适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一信与 Z.S.Y，此人即是前年以来之 Unknown Correspondent。此书劝其决绝。”接到胡适的拒信后，杨的情绪颇为失落，感叹 “除了想象和梦，我什么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胡适抱有最后一丝幻想：“又：适之，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求你再写一封信给我，就一封，一封好的！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吗？” 　　在这段婚姻中，杨净珊似乎并不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这与丈夫浓情蜜意的《寄内》诗形成了难以忽视的张力，也为后来她与梅贻琦的密切通信埋下了伏笔。据梅贻琦日记中有限的记载推测，杨的来信内容包括倾诉生活的苦闷、行程安排、家庭事务、对梅的关切，时而弥漫着感伤的氛围，似乎将梅贻琦视作无话不谈的心灵挚友。那么，梅贻琦是何时与 “珊”结识的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梅贻琦日记中有 “回忆九年结识 ”之语，而一九三六年前后朱经农正担任湖南省教育厅长，与杨净珊在长沙居住。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时任教育厅长的朱经农免不了常与梅校长打交道。很有可能在此期间梅贻琦与杨净珊结识，而他在战乱中运筹帷幄的才干无疑令人心生钦慕。后因战势紧迫，国民政府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大，梅贻琦从此常驻昆明，杨净珊仍留在湖南，直至六年后随丈夫迁居重庆。

三、君子之风

　　梅贻琦主掌西南联大期间，需要经常赴重庆汇报校务工作，一九四四年起朱经农担任教育部次长，梅贻琦与他有了更多往来。据一九四五年日记，梅贻琦当年共五次飞往重庆，在渝期间，梅贻琦几乎每日都前往朱宅，或用餐，或办公，或会客，“至朱宅 ”成为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引人注意的是，作为朱家客人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关于杨净珊行迹的记载尤其周备，无论是访而未遇，还是送行细节，都有明确的记录。
　　在通信不畅、物资紧缺的战争年代，朋友相会并非易事，杨净珊当时常往来于朱宅与青木关之间运送物资，故相见往往需要特殊的机缘与默契。梅贻琦在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五点，珊自青木关来，意谓曾待吾或于前数日前往关上者。吾亦曾有此意，惜未得便耳 ”，足见二人的期待与懊憾。十月五日杨净珊提前归来，梅贻琦难掩惊喜之情，“晚饭后珊竟自青木关归来，初闻其须下星期一方能运物归 ”。在渝期间，梅贻琦默默关注着杨净珊的健康状况。四月一日他特别记下 “珊伤风颇重 ”，十月七日记 “珊仍患呕吐，不能多进食 ”，两天后又记 “珊病似仍未愈，但兴致甚好 ”，似稍欣慰。尽管对杨净珊颇有好感，梅贻琦毕竟是一位正人君子，根据日记所载，二人很少长时间单独会面，一同出行也往往有他人在场，如二月二十六日 “午珊与晓峰（杨净珊弟杨志恩）来约食饼面，购物 ”，十月十日 “晚饭与志恩小饮，珊则以茶代酒 ”，日记中的表述流露出相当的克制与坦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南京，此后政界学界处于动荡之中，梅贻琦亦为北上复校计划辗转奔走。一九四六年日记较完整地记录了他的赴渝始末与沪宁行程。二月十五日飞抵重庆后，梅贻琦前往朱宅用餐，其间 “珊等正忙于收拾箱笼，始知数日后即将往南京矣 ”。匆匆握别后，梅贻琦依然挂怀，三天后开始写信给杨净珊。计划赶不上变化，二十六日梅贻琦收到教育部密电，催其速归昆明严防罢课风潮：“吾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此责他人亦难负也。”此时他无疑体现了作为一校之长的担当。如果说这次重庆之行略显仓促，那么三个月后的南京之行则洋溢着重逢的喜悦。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朱经农一家亦从重庆迁往南京。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梅贻琦由上海抵达南京下关，“珊与文华、文光则于站栅外始得见 ”。一个 “始”字，蕴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牵挂与喜悦。在南京期间，梅贻琦于应酬公务之余得空 “与珊等看竹 ”，“晚饭后与珊及文光、文衡偕有骞至龙门茶室听西乐，饮啤酒、咖啡 ”，度过了一段颇为惬意的日子。他与朱经农一家乘汽车出游中山陵，“孩辈抢登纪念塔，余、珊、经在草地上休息 ”，夏风习习，晚辈的欢声笑语掠过耳畔，三人诚挚的友谊定格在青绿的草坪上。这一温馨的时刻成为梅贻琦日记中的吉光片羽，在多年后依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芒。离开南京的前一晚，梅贻琦托杨净珊购买烟草，并与之郑重话别，凌晨方睡。第二天一早，梅贻琦怀着不舍飞离南京，这也是日记中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两个多月后，梅贻琦曾 “作致珊信，一点半睡 ”，此后日记原件断缺，关于二人交往细节不复得知。
　　自始至终，梅贻琦体现着 “发乎情，止乎礼 ”的君子风范，他将心绪诉诸文字，对友人与友人之妻抱有深厚的敬意，而朱经农亦有君子之风，颇为大度。朱经农与梅贻琦的私交是纯粹而篤实的，在政见上亦多有相合之处，对学术自由的崇尚更奠定了二人友谊的根基，在风波诡谲的斗争形势下，他们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与立场，终成莫逆之交，朱宅更成为梅贻琦奔忙旅途中安顿身心的港湾。
　　作为日记的读者，我们一方面为梅贻琦与杨净珊在抗战烽火中的深厚情谊感到可贵，另一方面也难免产生 “不如怜取眼前人 ”的慨叹。梅贻琦的青梅竹马之恋、夫人韩咏华曾在《同甘共苦四十年》一文中深情追忆了 “白饭拌辣椒 ”的艰辛岁月，她在昆明物价飞涨之际做 “定胜糕 ”售卖以补贴家用的故事更传为一段佳话。遗憾的是，梅贻琦日记中很少述及梅夫人及自己的婚姻生活，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 “校中同人卅余人欲作银婚之祝 ”，但被梅贻琦婉拒。这或许与梅贻琦本人低调的行事风格有关，又或是对至亲之人羞于表露情感。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韩咏华在台湾陪伴梅贻琦走完了他病榻上的最后一程。据新竹清华大学教务长朱树恭说，梅贻琦逝世后建造的墓穴本是夫妻双人穴，但安葬时梅师母 “以梅校长和她都是基督徒，日后会在天国相晤，她自己随处可安，不必留墓穴，所以梅校长遗体安放墓中央 ”。尽管韩咏华的身影很少出现在丈夫的日记中，他们半生的相濡以沫仍令人深深感佩，这种患难与共的夫妻之情是永远无可替代，也是不可磨灭的。“同心十载艰难里 ”的背后，正是无言的亲情。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中华书局二○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