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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子谔，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河北省老教授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13个国家级协会会员。
我自己也说不清当初为什么没有采访著名的戏剧家胡可和胡朋同志，抑或是胡可、胡朋同志仍较忙，经联系，暂时无法安排我们的采访。我想这种揣测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因晋察冀文艺研究小组暨《晋察冀文艺史》编写组，在王剑清同志的发起下，曾于1995年5月3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在京的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同志如周巍峙、魏巍、丁里、汪洋、刘佳、何洛、柳杞、卢肃、罗光达、李肖白、王炎、张帆、郭东俊等同志均欣然莅会，胡可同志未莅临;1995年9月在石家庄市河北宾馆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解放区研讨会，魏巍等诸多老同志莅会，仍未见胡可同志。印象中好像当时胡可同志担任着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比其他已经从各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的老同志忙，未能莅会，自在情理之中。《晋察冀文艺史》初稿在1986年初写竣之后，在确定戏剧部分的几位审稿戏剧专家时，我和主编王剑清、冯健男先生，都担心胡可同志无暇顾及而颇犯踌躇。但我仍坚持抱着权且试试的态度，将聘书和打印稿一并寄奉给了胡可同志。然而，获得的结果却是意外和惊喜的。首先，不仅胡可同志的审稿意见寄回得最早，而且那种极端认真严谨、审慎缜密、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不能不教人肃然起敬。密密麻麻的五页审读意见中，指出资料匮乏、论据不足者有之，观点趋于偏执，缺失辩证者有之（其间，当然也偶有嘉许、鼓励之语）……胡可同志不仅仅是令人信服地指摘出某页某处存在的上述阙失、不足和纰谬就了事，而几乎是在每一处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资料阙失者，则注明请参考某书某处为是;观点偏执处，指出似采用何书何说为妥。对于一些当时较为敏感话语，胡可同志也在“是否可以这样认识”的商榷口吻下秉笔直书，一条一条地全都严密而深刻地写了出来。这不啻使我仿佛置身监考苛严的考场：书稿一旦付梓，难道不就变成了以整个社会为考场，所有读者为考官的答卷么？在时间极为蹙迫的情势下，急得我搔耳抓腮，焦头烂额时，忽然间获得一份现成的标准答案。这绝不是一种越俎代疱的包办代替，而是一种在特定情境（定稿时间紧迫）下，前辈专家对于后学有着充分理解和完全谅解的援手扶掖。胡可同志将春温秋肃一般的殷切期望、热切扶助、亲切教诲，融进了这五页审读意见的一笔不苟的蝇头小字之中，当我一遍遍捧读时，眼里禁不住噙着泪花。于是我从其中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两页，复印后，寄给了其他几位审稿的戏剧专家如丁里、傅铎、刘佳、王炎等，恳请他们在写审读意见时，尽可能像胡可同志这样来帮助、扶掖笔者。后来果然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晋察冀文艺史》得以如期梓行。
大约是在1988年初冬，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举办晋察冀文艺理论研讨会。当年活跃于晋察冀文艺战线方方面面的有代表性的老同志都到会了，济济一堂，大约有一百多人。在用过餐后准备照相留念的间隙，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寒暄、闲聊。当我向旁人打听到那位身躯魁伟，穿着黑呢中山装的同志便是我久已仰慕的胡可同志时，我即走过去。当我在他身旁站立甫定，他似乎便觉察到了，向我转过脸来，我忙恭敬地问：“您是胡可同志吧？您好！”“你是——”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忙回答：“我是河北社科院的蔡子谔。”“哦、哦，……”他显然马上记起来了，高兴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没有马上撒开，而是轻轻地拉着我往前款款走了两步，在一位身材较瘦小但很有艺术家风度的老夫人侧面停下来，这位较瘦小有风度的老夫人正同另一位肩上披着素雅蓝花纱巾，也颇有风仪的老夫人在说话。这时，胡可同志才缓缓地松开我的手，轻声唤道：“胡朋同志，这是蔡子谔同志。”胡可的介绍中止了两位老夫人兴致甚浓的谈话，一起转向了我们，待我同胡朋同志握手问好之后，又向我介绍：“这是丁一岚同志。”并再次向丁一岚同志轻声而郑重地介绍：“这是蔡子谔同志。”态度的温文儒雅和诚恳真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由于胡可同志的介绍，还使得我有机会当面向丁一岚同志请教了关于“邓拓在晋察冀提出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有无关系？”等学术问题。因我当时正在写着与此有关的论文。
1990年夏，我接受胡星亮博士的撰稿任务之后，向胡可、胡朋同志征集他们的戏剧剧目提要资料，并向胡可同志请教各方面的问题。总是得到胡可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倾力扶掖。
1991年我如期交稿后迄今，除了每年元旦，我寄一张明信贺卡给胡博士询问《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出版讯息，而胡博士回一张明信贺卡答之曰“今年有望出版”或“重新被列入出版计划”云云之外，就没有见到“下文”——我想胡博士更是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这期间，我曾受同所王维国同志之约，为其主编的《河北抗敌题材文学史》撰写其中的《晋察冀戏剧创作》一章时，同样得到胡可同志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且与胡可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期间，胡可同志先后送给我两本书：《胡可剧作选》和胡可、胡朋合著的纪实散文《敌后纪事》。《胡可剧作选》可能是出版社责任校对未能细加校勘，故于梓行后，书中“鱼鲁豕亥”之误仍不绝于编。而年登耄耋的胡可同志，竟搦管濡墨，从第一页改至最后一页。捧着这样一部厚厚的《胡可剧作选》，真让我错愕不已，感慨不已，赞叹不已！觉得它越发沉甸甸的，以致于我双手承受不起。《敌后纪事》的书名是胡朋先生署签的，字写得洒脱飘逸，出人意表。这样，便生了向胡可、胡朋同志求一幅墨宝的愿望。不久墨宝寄来，又使我小小的诧异了一回，是胡可同志写的。胡可同志的字，正如其人，极为本色。“本色”无疑是一种艺术或人生的高卓境界，“惟大英雄能本色”是也。如果说胡可同志的字，平常都是“千人一面”的本色演员;那么，这幅墨宝却变成了“一人千面”的性格演员，写得道劲雄肆，且枯涩饶有阻意。显然迥别于他素常那种质朴敦厚的本色书法，表现了一种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然而其间未变的，却是胡可同志待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晚辈后学）的极端认真和极端诚挚的精神！ 那年夏天，我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将《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从南京大学胡博士手中索取回来，能不能由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补贴出版？ 因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有一笔研究经费，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魏巍同志于90年代初，向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写信，倡言重视河北省解放区文艺研究工作后由省委领导批拨的。一则经费有限，“僧多粥少”;二则钢要用在刀刃上。《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的价值如何？ 须由戏剧权威、专家认定，写出带有明确肯定性的书面意见，才好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申请。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了胡可同志。我向胡可同志提出此要求不久，便接到了他写给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永泉同志的信。信写得十分恳切、感人。特迻录于下：
张永泉所长：
您好！
我是当年晋察冀根据地一名文艺战士，战争年代一直在冀西、冀中、察南地区活动，今天是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一名成员，已年近八十。由于对于当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比较关注，故不揣冒昧给您写信。据知您省研究抗战时期文艺史的学者蔡子谔同志曾撰写过《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一书，后因某种原因搁置至今未得出版。这类带有文献性的著作，我觉得对于今天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不知在您的职权范围内有无可能在经费上给以帮助使之问世。
请原谅我的冒昧，希望我的建议不致于使您为难。谢谢！
致
敬礼！
胡可
二OOO年一月六日
为了使事情一气呵成，我又拜谒了魏巍老，并请他老签署意见。
魏巍老对我所从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工作的支持与扶掖，与胡可老一样，也是从不遗余力的。魏巍老患有目疾，让我将胡可老的信大声诵读了一遍之后，当即欣然命笔，写道：
完全同意胡可同志意見，诚望永泉同志予以帮助。
魏巍5.28
这事过去我从未向永泉所长提及，此次我将胡可同志的信和魏巍同志的批示意见给永泉同志看后，他当即拍板，慨然允诺。不可或缺的三位一体的支持，是本书得以付梓的保证。
《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获得了出版资助的许诺之后，胡可同志对于本书的鼎力扶掖和热情支持一如既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我恳切的请求下，写出了言简意赅的序言。序言突出地论述晋察冀群众戏剧运动在敌后进行战斗诸特征和简释本书作为革命戏剧文献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等（只是出于对笔者从事晋察冀戏剧研究工作的鼓励与鞭策，奖饰有加，使笔者愧疚难当），为本书增添了光彩。其二，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根据统一的要求，尽可能详尽而周全地提供自己和他人的戏剧资料（如烈士黄天同志等）。其三，给本书提供了周密而系统的指导工作。大至本书编辑的方针、体例，小至具体的作家、作品。如黄天同志是冀东戏剧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且是英勇牺牲的烈士。应该想法补入他的剧目提要，并亲自寄来了黄天的有关资料。另如王林编剧、梁斌导演的《夏伯阳》在冀中戏剧运动中颇有影响，应设法搜集材料，收入《提要》为好等等不一而足。其四，是匡正我们在编辑过程中由于学识和经验的不足所产生的纰谬。如指出何迟的剧目《包估》和《暴骨》是同剧异名，不应作两剧出现等等。我明白，现在的《提要》虽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然而，“微斯人，吾谁与归？”——倘无胡可同志的倾力扶掖与热情支持，很多问题的处理，恐怕是很难做到现在这样较为妥贴、完善的地步（不尽妥贴、完善之处肯定还所在多有）。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作为老戏剧家胡可同志高尚峻洁的人格魅力，与他和他战友们即诸多晋察冀戏剧家所创造的晋察冀戏剧的艺术魅力一样，正是当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积极战斗作用的晋察冀戏剧独具个性的革命精神——即晋察冀戏剧的风骨、神韵和精魂的别一体现。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在《丁里艺术集》的《战斗中留下的宝贵遗迹（序）》中指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他的斗争是伟大的，是冒着与日本侵略者面对面作拼死战斗中过来的。生活在新一代的人无法想像前一代人的生活，这些留下的文字就显得特有意义。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对于下一代的人来说，不是要把过去抛弃，而是要接受上代人留给我们的生活中的积累，宝贵的感情，做人的经验，这些东西是提高我们做一个对建设新社会有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品。”正因上述原因，我将我在心底埋藏了十余年的采访往事，不避繁难、不弃琐屑地写出来，正是为了使今天和今后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在敌后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出现过的如火如荼、蔚为壮观的晋察冀戏剧奇迹和奇观;更深刻地认识晋察冀戏剧的风骨、神韵和精魂。
我自己也说不清当初为什么没有采访著名的戏剧家胡可和胡朋同志，抑或是胡可、胡朋同志仍较忙，经联系，暂时无法安排我们的采访。我想这种揣测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因晋察冀文艺研究小组暨《晋察冀文艺史》编写组，在王剑清同志的发起下，曾于1995年5月3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在京的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同志如周巍峙、魏巍、丁里、汪洋、刘佳、何洛、柳杞、卢肃、罗光达、李肖白、王炎、张帆、郭东俊等同志均欣然莅会，胡可同志未莅临;1995年9月在石家庄市河北宾馆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解放区研讨会，魏巍等诸多老同志莅会，仍未见胡可同志。印象中好像当时胡可同志担任着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比其他已经从各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的老同志忙，未能莅会，自在情理之中。《晋察冀文艺史》初稿在1986年初写竣之后，在确定戏剧部分的几位审稿戏剧专家时，我和主编王剑清、冯健男先生，都担心胡可同志无暇顾及而颇犯踌躇。但我仍坚持抱着权且试试的态度，将聘书和打印稿一并寄奉给了胡可同志。然而，获得的结果却是意外和惊喜的。首先，不仅胡可同志的审稿意见寄回得最早，而且那种极端认真严谨、审慎缜密、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不能不教人肃然起敬。密密麻麻的五页审读意见中，指出资料匮乏、论据不足者有之，观点趋于偏执，缺失辩证者有之（其间，当然也偶有嘉许、鼓励之语）……胡可同志不仅仅是令人信服地指摘出某页某处存在的上述阙失、不足和纰谬就了事，而几乎是在每一处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资料阙失者，则注明请参考某书某处为是;观点偏执处，指出似采用何书何说为妥。对于一些当时较为敏感话语，胡可同志也在“是否可以这样认识”的商榷口吻下秉笔直书，一条一条地全都严密而深刻地写了出来。这不啻使我仿佛置身监考苛严的考场：书稿一旦付梓，难道不就变成了以整个社会为考场，所有读者为考官的答卷么？在时间极为蹙迫的情势下，急得我搔耳抓腮，焦头烂额时，忽然间获得一份现成的标准答案。这绝不是一种越俎代疱的包办代替，而是一种在特定情境（定稿时间紧迫）下，前辈专家对于后学有着充分理解和完全谅解的援手扶掖。胡可同志将春温秋肃一般的殷切期望、热切扶助、亲切教诲，融进了这五页审读意见的一笔不苟的蝇头小字之中，当我一遍遍捧读时，眼里禁不住噙着泪花。于是我从其中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两页，复印后，寄给了其他几位审稿的戏剧专家如丁里、傅铎、刘佳、王炎等，恳请他们在写审读意见时，尽可能像胡可同志这样来帮助、扶掖笔者。后来果然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晋察冀文艺史》得以如期梓行。
大约是在1988年初冬，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举办晋察冀文艺理论研讨会。当年活跃于晋察冀文艺战线方方面面的有代表性的老同志都到会了，济济一堂，大约有一百多人。在用过餐后准备照相留念的间隙，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寒暄、闲聊。当我向旁人打听到那位身躯魁伟，穿着黑呢中山装的同志便是我久已仰慕的胡可同志时，我即走过去。当我在他身旁站立甫定，他似乎便觉察到了，向我转过脸来，我忙恭敬地问：“您是胡可同志吧？您好！”“你是——”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忙回答：“我是河北社科院的蔡子谔。”“哦、哦，……”他显然马上记起来了，高兴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没有马上撒开，而是轻轻地拉着我往前款款走了两步，在一位身材较瘦小但很有艺术家风度的老夫人侧面停下来，这位较瘦小有风度的老夫人正同另一位肩上披着素雅蓝花纱巾，也颇有风仪的老夫人在说话。这时，胡可同志才缓缓地松开我的手，轻声唤道：“胡朋同志，这是蔡子谔同志。”胡可的介绍中止了两位老夫人兴致甚浓的谈话，一起转向了我们，待我同胡朋同志握手问好之后，又向我介绍：“这是丁一岚同志。”并再次向丁一岚同志轻声而郑重地介绍：“这是蔡子谔同志。”态度的温文儒雅和诚恳真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由于胡可同志的介绍，还使得我有机会当面向丁一岚同志请教了关于“邓拓在晋察冀提出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有无关系？”等学术问题。因我当时正在写着与此有关的论文。
1990年夏，我接受胡星亮博士的撰稿任务之后，向胡可、胡朋同志征集他们的戏剧剧目提要资料，并向胡可同志请教各方面的问题。总是得到胡可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倾力扶掖。
1991年我如期交稿后迄今，除了每年元旦，我寄一张明信贺卡给胡博士询问《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出版讯息，而胡博士回一张明信贺卡答之曰“今年有望出版”或“重新被列入出版计划”云云之外，就没有见到“下文”——我想胡博士更是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这期间，我曾受同所王维国同志之约，为其主编的《河北抗敌题材文学史》撰写其中的《晋察冀戏剧创作》一章时，同样得到胡可同志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且与胡可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期间，胡可同志先后送给我两本书：《胡可剧作选》和胡可、胡朋合著的纪实散文《敌后纪事》。《胡可剧作选》可能是出版社责任校对未能细加校勘，故于梓行后，书中“鱼鲁豕亥”之误仍不绝于编。而年登耄耋的胡可同志，竟搦管濡墨，从第一页改至最后一页。捧着这样一部厚厚的《胡可剧作选》，真让我错愕不已，感慨不已，赞叹不已！觉得它越发沉甸甸的，以致于我双手承受不起。《敌后纪事》的书名是胡朋先生署签的，字写得洒脱飘逸，出人意表。这样，便生了向胡可、胡朋同志求一幅墨宝的愿望。不久墨宝寄来，又使我小小的诧异了一回，是胡可同志写的。胡可同志的字，正如其人，极为本色。“本色”无疑是一种艺术或人生的高卓境界，“惟大英雄能本色”是也。如果说胡可同志的字，平常都是“千人一面”的本色演员;那么，这幅墨宝却变成了“一人千面”的性格演员，写得道劲雄肆，且枯涩饶有阻意。显然迥别于他素常那种质朴敦厚的本色书法，表现了一种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然而其间未变的，却是胡可同志待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晚辈后学）的极端认真和极端诚挚的精神！ 那年夏天，我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将《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从南京大学胡博士手中索取回来，能不能由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补贴出版？ 因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有一笔研究经费，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魏巍同志于90年代初，向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写信，倡言重视河北省解放区文艺研究工作后由省委领导批拨的。一则经费有限，“僧多粥少”;二则钢要用在刀刃上。《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的价值如何？ 须由戏剧权威、专家认定，写出带有明确肯定性的书面意见，才好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申请。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了胡可同志。我向胡可同志提出此要求不久，便接到了他写给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河北省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永泉同志的信。信写得十分恳切、感人。特迻录于下：
张永泉所长：
您好！
我是当年晋察冀根据地一名文艺战士，战争年代一直在冀西、冀中、察南地区活动，今天是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一名成员，已年近八十。由于对于当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比较关注，故不揣冒昧给您写信。据知您省研究抗战时期文艺史的学者蔡子谔同志曾撰写过《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一书，后因某种原因搁置至今未得出版。这类带有文献性的著作，我觉得对于今天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不知在您的职权范围内有无可能在经费上给以帮助使之问世。
请原谅我的冒昧，希望我的建议不致于使您为难。谢谢！
致
敬礼！
胡可
二OOO年一月六日
为了使事情一气呵成，我又拜谒了魏巍老，并请他老签署意见。
魏巍老对我所从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工作的支持与扶掖，与胡可老一样，也是从不遗余力的。魏巍老患有目疾，让我将胡可老的信大声诵读了一遍之后，当即欣然命笔，写道：
完全同意胡可同志意見，诚望永泉同志予以帮助。
魏巍5.28
这事过去我从未向永泉所长提及，此次我将胡可同志的信和魏巍同志的批示意见给永泉同志看后，他当即拍板，慨然允诺。不可或缺的三位一体的支持，是本书得以付梓的保证。
《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获得了出版资助的许诺之后，胡可同志对于本书的鼎力扶掖和热情支持一如既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我恳切的请求下，写出了言简意赅的序言。序言突出地论述晋察冀群众戏剧运动在敌后进行战斗诸特征和简释本书作为革命戏剧文献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等（只是出于对笔者从事晋察冀戏剧研究工作的鼓励与鞭策，奖饰有加，使笔者愧疚难当），为本书增添了光彩。其二，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根据统一的要求，尽可能详尽而周全地提供自己和他人的戏剧资料（如烈士黄天同志等）。其三，给本书提供了周密而系统的指导工作。大至本书编辑的方针、体例，小至具体的作家、作品。如黄天同志是冀东戏剧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且是英勇牺牲的烈士。应该想法补入他的剧目提要，并亲自寄来了黄天的有关资料。另如王林编剧、梁斌导演的《夏伯阳》在冀中戏剧运动中颇有影响，应设法搜集材料，收入《提要》为好等等不一而足。其四，是匡正我们在编辑过程中由于学识和经验的不足所产生的纰谬。如指出何迟的剧目《包估》和《暴骨》是同剧异名，不应作两剧出现等等。我明白，现在的《提要》虽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然而，“微斯人，吾谁与归？”——倘无胡可同志的倾力扶掖与热情支持，很多问题的处理，恐怕是很难做到现在这样较为妥贴、完善的地步（不尽妥贴、完善之处肯定还所在多有）。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作为老戏剧家胡可同志高尚峻洁的人格魅力，与他和他战友们即诸多晋察冀戏剧家所创造的晋察冀戏剧的艺术魅力一样，正是当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积极战斗作用的晋察冀戏剧独具个性的革命精神——即晋察冀戏剧的风骨、神韵和精魂的别一体现。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在《丁里艺术集》的《战斗中留下的宝贵遗迹（序）》中指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他的斗争是伟大的，是冒着与日本侵略者面对面作拼死战斗中过来的。生活在新一代的人无法想像前一代人的生活，这些留下的文字就显得特有意义。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对于下一代的人来说，不是要把过去抛弃，而是要接受上代人留给我们的生活中的积累，宝贵的感情，做人的经验，这些东西是提高我们做一个对建设新社会有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品。”正因上述原因，我将我在心底埋藏了十余年的采访往事，不避繁难、不弃琐屑地写出来，正是为了使今天和今后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在敌后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出现过的如火如荼、蔚为壮观的晋察冀戏剧奇迹和奇观;更深刻地认识晋察冀戏剧的风骨、神韵和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