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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慢慢越来越现代，关键看到了一定程度，还能不能保留你原来比较淳朴、真挚的一面，不忘初心。” 陈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当一名老师。
拍单人照，陈永利还是用一种大合影的姿势：身体笔挺，头部上扬，标准地微笑着。
显然，这一姿势符合周遭的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北大团委书记，而我很快发现，早早准备好的那些尖锐的提问，是背离角色的，尽管他很清楚答案。
生于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从白洋淀到北大，从“土老帽”到一个不着痕迹的北京人，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这个青年干部完整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的转换，其中还有一些区别于一般人的偶然性。
“嗯，就这样吧。”当我暗暗调整了方向之后，午后白闪闪的光线似乎变得柔和起来。
这条社会嬗变的轨迹，陈永利体验丰富，外在的和心理上的，民间的和体制的。这个过程，可以折射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个好学生
工作人员送过来两瓶饮用水之后，我们结束了寒暄。
“我原来想了一下，要谈的有三个部分。”他说，“对个人经历，主题是对生活永远充满感激，充满热爱；对在北大的工作，主题是‘与青年一起成长，为北大再创辉煌’；至于未来的工作，‘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多元发展，集体成才’，是我对北大学生发展的期望。”
我悄悄地把写满怀疑主义提问的两张纸揉成了一团。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在老师的眼里还真是，所以我获得的荣誉很多，北大所有的荣誉我都得过，一些还是全国性的荣誉。”
一个能在顶尖大学留校，并当上学校团委书记的人，肯定是一个“荣誉等身”的人，但陈永利说“所有”的时候还是让我惊讶。这意味着，除了社会活动能力的考验之外，表现在数字上的成绩还要足够好，而这恰恰是许多学生干部不能兼顾的。
“你是不是对荣誉看得很重？”我问。
他说，的确，在学生时代成绩和荣誉是自己至高的追求，主要是为了用一种形象的语境来报答父母。
“他们在农村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不容易，如果我学得不像样，没法向他们交代。小学、中学都有成绩排名，那时就是拿着成绩单回去，大学就没有了，他们只能通过证书、奖章来判断你的表现，五四奖章、优秀大学生……各种红本，挺大一本，盖着北大乃至全国性的大红章，他们看着开心。”
“全班第一名、年级前三名”，是陈永利小学、中学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北大，本科毕业后又以综合得分第一、专业得分第二的成绩保送研究生。专业是越南语，屈居第二是因为第一名的女生是广西人，广西口音和越南语更相近。硕士毕业后留校，6年后跨专业读了博士。
看得出来，陈永利对这一过程很自豪。一刻不放松的努力，既需要智力，也需要意志力，一同构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上去，这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过程，然而当把个人经历放进整个社会前行的主流趋势中去，又会发现，人在其中，依旧是身不由己。
陈永利说，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是沿着一种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在行进，我们自己追求个人发展，也要有意识投入这一进程当中。
新北京人
陈永利是保定白洋淀人。从地理上看，白洋淀离北京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左右，但如果要从一个白洋淀的农家孩子变成一个北京人，这100公里就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最极端的试验。
个人的城市化，人们最熟悉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学而优则进城”，读书，就业；二是做生意，赚很多的钱，买房，落户。
陈永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的母亲是北京人，1975年作为知青去到白洋淀，经人介绍嫁给了他的父亲，一名当地渔民。1989年，作为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知青的孩子中可以有一个人代替返城。
一个北京户口从天上砸了下来，这一年陈永利12岁，弟弟7岁。长子优先，而且性格安静的陈永利在预期中会更有前途，于是他就去了北京。
“我其实不想去，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我弟弟呢，好动，贪玩，自小也不那么听大人的话，听说能去北京就特别开心，但最终父亲的权威把这一机会给了我。”
在北京，陈永利和姥姥两个人生活；而在他5岁以前，由于父母在外，也是和奶奶一起生活。
我说，你的童年基本属于“留守儿童”，从在农村留守，变成在北京留守。他在一闪而过的愕然之后笑起来：“确实，差不多那个意思。”
刘姥姥带着板儿进大观园，只是临时性的，被人笑话一番之后就离开了，而陈永利则要成为北京这座“大观园”中永久性的一员，他必须在十几岁的年纪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
到姥姥家的时候正是夏天，暑热难耐，一个单元3户人家，都敞开着门。叙旧正酣时，邻居过来敲门，气冲冲地吼了一声：“小点声说话！”
这是陈永利第一次体会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原来我们农村的说话方式在这里都会受到质疑。在农村，一家一个大院子，多大的嗓门街坊也听不见，即使听见了，大家也习以为常，隔着围墙嚷嚷着打招呼，都是常有的事。“我很震惊，北京的邻居会这么严厉。”尽管后来知道，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整栋楼都和这一户邻居关系不好。不过，邻居的这一“见面礼”，也让他开始意识到，城市与乡村，运行着不同的社会规则。
“你必须去适应它，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自卑。”让这个新北京人最为焦灼的是河北乡村口音。“去商店买东西，我说阿姨给我拿一支笔，售货员就问，什么杯，哪个杯子？在我们老家，‘笔’的发音就是‘杯’。”
在班上，因为口音问题，他在明里暗里都被称为“土老帽”。他内心暗暗起誓，两年内完全改掉河北口音，如今陈永利已经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标准。 城乡教育的差异也让他深受震撼。农村学校初中才有英语课，而城市里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已开始学英语，别人可以进行日常对话的时候，他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北京孩子多有文艺特长、体育特长，而自己一样也不会。
陈永利的特点是，小小年纪就有一种主动的努力意识，任何一门文化课都可以后来居上，比如第二学期开始，他的英语就能考100分。“但体育课和音乐课就没法补，以前在农村没有体育课，唱歌基本靠嚷，这些东西很难从头再来。”
分化的命运
脱离了亲缘社会，又没有朋友，初到北京的陈永利，独立，但也很孤单。
他是带着乡愁告别白洋淀的，但这乡愁只是少小离家的不舍，和今天城里人的浪漫想象无关。
“白洋淀”，这个词在外界印象中对应着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而在陈永利的记忆中，则是一片干涸见底的景象。记忆中，白洋淀一直没有水，也就没有鱼，芦苇荡也长不起来。而他家所在的村子是渔村，人们的谋生之道有二：打渔，编苇席。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消失了，结果就是贫穷，甚至饥饿。
5岁以前，他之所以成为“留守儿童”，就是因为本地无以为生，父亲去了天津海河打渔，而母亲则在县城上班。他离开后，白洋淀就有水了，不过对于当地人而言，前后的区别也仅仅在于是否能吃饱肚子。
兄弟俩一走一留，命运开始分化，直到很久以后，陈永利才领会了这一去一留之间对人生的意味。
硕士毕业之后，陈永利留在了学校，从学院团委书记，到北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再到北大团委书记，其间又读了博士，评上了副教授；他的妻子也是北大教师，留美归国的博士后。
而弟弟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如今在家乡开着一间理发店。这间理发店的铺面，是陈永利出资买的。2004年开始工作，他把自己将近10年的收入，全部用于“反哺”弟弟，除了帮他买铺面，还帮他买房子，资助他结婚、养孩子。
“我心里觉得欠着弟弟一个很大的人情，但我是对得起他的。”为了对弟弟进行物质输送，他在毕业后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直到实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
“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慢慢越来越现代，关键看到了一定程度，还能不能保留你原来比较淳朴、真挚的一面，不忘初心。”
“初心”是对过去的回应。被“选”为北京人，对他而言是关键性的一步，后面还有很多偶然因素，一起将他推入社会精英阶层的行列，比如，遇到一个好老师。
初中毕业时，父亲患了重病，家境艰难，陈永利打算读高职或中专，早一点就业，是语文老师王建国劝他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上高中第一年就凑不齐学费，又是王建国老师发动全班捐款资助。
陈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当一名老师，这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教育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直接来自王建国老师。王老师在36岁时因病去世，陈永利就一直有一种延续这一角色的使命感。
本科即将毕业，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去中学教书，老师便笑了：“你可以留在北大，当一名大学老师。”
读书有用论
陈永利特别提出，自己并不想过多渲染儿童时代乡村生活的艰难。我说，了解只是为了理解，白洋淀当时的贫乏，其实就是构成人的命运的一部分社会要素。
沃伦·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卵巢彩票”比喻，先天是不可控的，像一场抽奖，幸运者“在恰当的时候出生在一个好地方”。白洋淀，显然不是好的“卵巢”，所以从白洋淀到北京，是一个个体像鲑鱼一样逆水“洄游”的时代缩影—给自己一个新的位置，也给下一代寻觅一个好的“卵巢”。
现在城市里70后、80后这两代人，大多数人来自农村，父母没有为其积攒下任何社会资源（这显著区别于90后和00后），在后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他们无所凭依，最有效的“抓手”就是读书。陈永利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呈现了一个多元因素交织的“洄游”过程。
但这个过程无法复制，今天乃至更早以前，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层面的意义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和分化。人要怎样摆脱在抽取“卵巢彩票”失利后的先天不公处境，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
很自然地，我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北大的学生当中，来自城市与农村的比例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绝对数量上看，农村生源的学生比例肯定是不高的，重点大学尤其如此。”陈永利说，但这不一定都归因于政策是否公平，而是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生源本身在大规模减少；第二，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还是有一定市场，很多家庭主动放弃了孩子的学业；第三，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大学，所以其实中学阶段已经决定了大学生源的结构。”
陈永利想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读书永远是有用的。
在当校团委书记之前，他当了8年北大就业中心主任。“这么多年的感受是，越是学习好的、专业精通的，在社会上就发展得更好。学完觉得没用，不是知识本身没用，是你自己没把它用好。”
对陈永利的采访是在电话和敲门声的不断打扰中完成的，活动的安排、学生内部矛盾的处理、领导的询问……琐细的忙碌贯穿着他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他却乐在其中。
“人刚要上大学的时候，立志当总理，后来发现只能当经理，甚至最后只是当助理。这不意味着理想磨灭了或者变得现实功利了，而是一种成长。毕竟，这个社会需要的总理很少，更多的是平凡的人。”
“你这个位置上可是出过很多大人物的。”我说了几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说，没有想那么远，只想一心一意做工作，“以此感谢北大和国家的培养，让我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取得现在的进步”。
拍单人照，陈永利还是用一种大合影的姿势：身体笔挺，头部上扬，标准地微笑着。
显然，这一姿势符合周遭的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北大团委书记，而我很快发现，早早准备好的那些尖锐的提问，是背离角色的，尽管他很清楚答案。
生于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从白洋淀到北大，从“土老帽”到一个不着痕迹的北京人，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这个青年干部完整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的转换，其中还有一些区别于一般人的偶然性。
“嗯，就这样吧。”当我暗暗调整了方向之后，午后白闪闪的光线似乎变得柔和起来。
这条社会嬗变的轨迹，陈永利体验丰富，外在的和心理上的，民间的和体制的。这个过程，可以折射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个好学生
工作人员送过来两瓶饮用水之后，我们结束了寒暄。
“我原来想了一下，要谈的有三个部分。”他说，“对个人经历，主题是对生活永远充满感激，充满热爱；对在北大的工作，主题是‘与青年一起成长，为北大再创辉煌’；至于未来的工作，‘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多元发展，集体成才’，是我对北大学生发展的期望。”
我悄悄地把写满怀疑主义提问的两张纸揉成了一团。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在老师的眼里还真是，所以我获得的荣誉很多，北大所有的荣誉我都得过，一些还是全国性的荣誉。”
一个能在顶尖大学留校，并当上学校团委书记的人，肯定是一个“荣誉等身”的人，但陈永利说“所有”的时候还是让我惊讶。这意味着，除了社会活动能力的考验之外，表现在数字上的成绩还要足够好，而这恰恰是许多学生干部不能兼顾的。
“你是不是对荣誉看得很重？”我问。
他说，的确，在学生时代成绩和荣誉是自己至高的追求，主要是为了用一种形象的语境来报答父母。
“他们在农村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不容易，如果我学得不像样，没法向他们交代。小学、中学都有成绩排名，那时就是拿着成绩单回去，大学就没有了，他们只能通过证书、奖章来判断你的表现，五四奖章、优秀大学生……各种红本，挺大一本，盖着北大乃至全国性的大红章，他们看着开心。”
“全班第一名、年级前三名”，是陈永利小学、中学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北大，本科毕业后又以综合得分第一、专业得分第二的成绩保送研究生。专业是越南语，屈居第二是因为第一名的女生是广西人，广西口音和越南语更相近。硕士毕业后留校，6年后跨专业读了博士。
看得出来，陈永利对这一过程很自豪。一刻不放松的努力，既需要智力，也需要意志力，一同构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上去，这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过程，然而当把个人经历放进整个社会前行的主流趋势中去，又会发现，人在其中，依旧是身不由己。
陈永利说，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是沿着一种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在行进，我们自己追求个人发展，也要有意识投入这一进程当中。
新北京人
陈永利是保定白洋淀人。从地理上看，白洋淀离北京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左右，但如果要从一个白洋淀的农家孩子变成一个北京人，这100公里就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最极端的试验。
个人的城市化，人们最熟悉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学而优则进城”，读书，就业；二是做生意，赚很多的钱，买房，落户。
陈永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的母亲是北京人，1975年作为知青去到白洋淀，经人介绍嫁给了他的父亲，一名当地渔民。1989年，作为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知青的孩子中可以有一个人代替返城。
一个北京户口从天上砸了下来，这一年陈永利12岁，弟弟7岁。长子优先，而且性格安静的陈永利在预期中会更有前途，于是他就去了北京。
“我其实不想去，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我弟弟呢，好动，贪玩，自小也不那么听大人的话，听说能去北京就特别开心，但最终父亲的权威把这一机会给了我。”
在北京，陈永利和姥姥两个人生活；而在他5岁以前，由于父母在外，也是和奶奶一起生活。
我说，你的童年基本属于“留守儿童”，从在农村留守，变成在北京留守。他在一闪而过的愕然之后笑起来：“确实，差不多那个意思。”
刘姥姥带着板儿进大观园，只是临时性的，被人笑话一番之后就离开了，而陈永利则要成为北京这座“大观园”中永久性的一员，他必须在十几岁的年纪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
到姥姥家的时候正是夏天，暑热难耐，一个单元3户人家，都敞开着门。叙旧正酣时，邻居过来敲门，气冲冲地吼了一声：“小点声说话！”
这是陈永利第一次体会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原来我们农村的说话方式在这里都会受到质疑。在农村，一家一个大院子，多大的嗓门街坊也听不见，即使听见了，大家也习以为常，隔着围墙嚷嚷着打招呼，都是常有的事。“我很震惊，北京的邻居会这么严厉。”尽管后来知道，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整栋楼都和这一户邻居关系不好。不过，邻居的这一“见面礼”，也让他开始意识到，城市与乡村，运行着不同的社会规则。
“你必须去适应它，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自卑。”让这个新北京人最为焦灼的是河北乡村口音。“去商店买东西，我说阿姨给我拿一支笔，售货员就问，什么杯，哪个杯子？在我们老家，‘笔’的发音就是‘杯’。”
在班上，因为口音问题，他在明里暗里都被称为“土老帽”。他内心暗暗起誓，两年内完全改掉河北口音，如今陈永利已经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标准。 城乡教育的差异也让他深受震撼。农村学校初中才有英语课，而城市里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已开始学英语，别人可以进行日常对话的时候，他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北京孩子多有文艺特长、体育特长，而自己一样也不会。
陈永利的特点是，小小年纪就有一种主动的努力意识，任何一门文化课都可以后来居上，比如第二学期开始，他的英语就能考100分。“但体育课和音乐课就没法补，以前在农村没有体育课，唱歌基本靠嚷，这些东西很难从头再来。”
分化的命运
脱离了亲缘社会，又没有朋友，初到北京的陈永利，独立，但也很孤单。
他是带着乡愁告别白洋淀的，但这乡愁只是少小离家的不舍，和今天城里人的浪漫想象无关。
“白洋淀”，这个词在外界印象中对应着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而在陈永利的记忆中，则是一片干涸见底的景象。记忆中，白洋淀一直没有水，也就没有鱼，芦苇荡也长不起来。而他家所在的村子是渔村，人们的谋生之道有二：打渔，编苇席。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消失了，结果就是贫穷，甚至饥饿。
5岁以前，他之所以成为“留守儿童”，就是因为本地无以为生，父亲去了天津海河打渔，而母亲则在县城上班。他离开后，白洋淀就有水了，不过对于当地人而言，前后的区别也仅仅在于是否能吃饱肚子。
兄弟俩一走一留，命运开始分化，直到很久以后，陈永利才领会了这一去一留之间对人生的意味。
硕士毕业之后，陈永利留在了学校，从学院团委书记，到北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再到北大团委书记，其间又读了博士，评上了副教授；他的妻子也是北大教师，留美归国的博士后。
而弟弟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如今在家乡开着一间理发店。这间理发店的铺面，是陈永利出资买的。2004年开始工作，他把自己将近10年的收入，全部用于“反哺”弟弟，除了帮他买铺面，还帮他买房子，资助他结婚、养孩子。
“我心里觉得欠着弟弟一个很大的人情，但我是对得起他的。”为了对弟弟进行物质输送，他在毕业后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直到实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
“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慢慢越来越现代，关键看到了一定程度，还能不能保留你原来比较淳朴、真挚的一面，不忘初心。”
“初心”是对过去的回应。被“选”为北京人，对他而言是关键性的一步，后面还有很多偶然因素，一起将他推入社会精英阶层的行列，比如，遇到一个好老师。
初中毕业时，父亲患了重病，家境艰难，陈永利打算读高职或中专，早一点就业，是语文老师王建国劝他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上高中第一年就凑不齐学费，又是王建国老师发动全班捐款资助。
陈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当一名老师，这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教育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直接来自王建国老师。王老师在36岁时因病去世，陈永利就一直有一种延续这一角色的使命感。
本科即将毕业，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去中学教书，老师便笑了：“你可以留在北大，当一名大学老师。”
读书有用论
陈永利特别提出，自己并不想过多渲染儿童时代乡村生活的艰难。我说，了解只是为了理解，白洋淀当时的贫乏，其实就是构成人的命运的一部分社会要素。
沃伦·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卵巢彩票”比喻，先天是不可控的，像一场抽奖，幸运者“在恰当的时候出生在一个好地方”。白洋淀，显然不是好的“卵巢”，所以从白洋淀到北京，是一个个体像鲑鱼一样逆水“洄游”的时代缩影—给自己一个新的位置，也给下一代寻觅一个好的“卵巢”。
现在城市里70后、80后这两代人，大多数人来自农村，父母没有为其积攒下任何社会资源（这显著区别于90后和00后），在后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他们无所凭依，最有效的“抓手”就是读书。陈永利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呈现了一个多元因素交织的“洄游”过程。
但这个过程无法复制，今天乃至更早以前，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层面的意义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和分化。人要怎样摆脱在抽取“卵巢彩票”失利后的先天不公处境，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
很自然地，我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北大的学生当中，来自城市与农村的比例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绝对数量上看，农村生源的学生比例肯定是不高的，重点大学尤其如此。”陈永利说，但这不一定都归因于政策是否公平，而是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生源本身在大规模减少；第二，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还是有一定市场，很多家庭主动放弃了孩子的学业；第三，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大学，所以其实中学阶段已经决定了大学生源的结构。”
陈永利想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读书永远是有用的。
在当校团委书记之前，他当了8年北大就业中心主任。“这么多年的感受是，越是学习好的、专业精通的，在社会上就发展得更好。学完觉得没用，不是知识本身没用，是你自己没把它用好。”
对陈永利的采访是在电话和敲门声的不断打扰中完成的，活动的安排、学生内部矛盾的处理、领导的询问……琐细的忙碌贯穿着他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他却乐在其中。
“人刚要上大学的时候，立志当总理，后来发现只能当经理，甚至最后只是当助理。这不意味着理想磨灭了或者变得现实功利了，而是一种成长。毕竟，这个社会需要的总理很少，更多的是平凡的人。”
“你这个位置上可是出过很多大人物的。”我说了几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说，没有想那么远，只想一心一意做工作，“以此感谢北大和国家的培养，让我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取得现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