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上涨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除了猪瘟，“环保清退”“猪周期”等因素再次受到广泛的热议，各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南风窗》记者多方走访调查发现，此轮涨价的“幕后凶手”，主要在于非洲猪瘟肆虐下，生猪供应的严重短缺，跟环保清退和猪周期等因素的关联不大。
　　中国是第一大猪肉消费国，面对如此天灾，恢复生产、保障供应，成了中央到地方、政府到企业的迫切任务。8月30日，旨在“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恢复生猪生产，确保猪肉供应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猪肉保供稳价的战役，已经全面打响。
　　广西南宁高新区的位子渌菜场，在早晨突然热闹起来，远近的阿公阿婆汇集在菜市场里，把18个猪肉摊团团围住，蓄势待发。
　　9点，准时开抢，有人一把抱住了四根排骨。李新娇左手挥着亮闪闪的钢刀，在距离右手两厘米处落下，干净利落地砍出半指长的排骨。几分钟，一头猪二三十斤的排骨就处理完毕。
　　买到肉的人群散去，市场里的热闹只持续了半个小时。
　　过了一会，有位大姐递上两张粉红色的猪肉票，李新娇指了指头顶上的猪肉限价表说：“今天不用票了，直接买吧。”她顺手把肉票塞给《南风窗》记者，笑道：“留个纪念哦。”
　　李新娇和丈夫梁戈在这里卖了十多年的猪肉，他们都当过老师，是“菜场里最有文化的摊主”。今年出现的猪肉票，也让他们颇感意外。
　　网络上流传着这种猪肉票，配以“限购”的文字。事实是，限购两斤是指平价猪肉，带着福利色彩，超出部分可以市场价任性买。这是地方政府保障民生的临时性措施。
　　怎样让老百姓正常吃肉，目前还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

肉贩的烦恼

　　9月3日，“限购”的第三天，天已擦黑，摊位上的肉还剩20多斤，梁戈就要考虑明天的事情。他穿上雨靴，骑上电瓶车，载着记者朝屠宰场飞奔而去。
　　电瓶车驶入一道铁门，人就被浓重的猪屎味包裹。一座石棉瓦棚传来猪的惨叫，宽敞的院坝停满电瓶车，聚满了人。
　　“都是来抢猪的。很多南宁周边地区的猪肉佬，天还没黑就开始等了，如果抢不到，明天就开不了摊。”梁戈说。
　　他刚刚有过教训。昨晚他凌晨1点才出门，跑了几个屠宰场都没猪，最后关头才在20多公里外的石埠找到最后两头猪。猪少价高，比前一天涨了4元钱。连屎带尿的活猪，一公斤43.5元，一斤排骨或者瘦肉起码得卖到30元以上才能确保不亏，要赚钱，还得抬价。
　　今年五六月份，幽灵般的非洲猪瘟肆虐广西的猪场。心急如焚的养殖户把大量生猪低价甩卖给批发商和猪贩子，源源不断的猪挤满了屠宰厂。梁戈拉去菜场，卖5元钱一斤，也没人敢要。
　　7月过后，猪瘟消停了，经历了大批屠宰厂和养殖场的关停，大量活猪病死和扑杀，批发商运过来的猪少而金贵，养殖场里十栏九空，肉價飙涨。8月初生猪最难寻，一斤肉卖到40多元。
　　梁戈的生活和猪的命运一样被彻底颠覆。他原本可以四五点出门，慢悠悠杀个猪，现在半夜一两点到屠宰厂还未必能抢到。梁戈记得，8月初，位子渌菜场里18家猪肉摊，能抢到猪的，也就两三家。
　　今天，梁戈吸取教训，早早开始踩点。
　　我们踏过一滩浑水，走进了猪群的惨叫声中。这里共有40个猪栏，空栏有三四个，其余每个栏里约有十来头不等的猪。起伏的猪叫声说明生猪正被预订。买猪的人挑中后，管理员就进去做标记，把锋利的铁质数字模型钳进铁夹，挥着铁柄，追着局促空间里慌忙逃散的猪，啪—重重的一声，打在猪身上，接着又是一下。很快，血痕就沁开了，现出四串的数字编号。这是它们通向行刑台的通行证。
　　梁戈每到一个猪栏，都安静地驻足一会儿，没有咨询工作人员，心事重重地打量着。凭借十多年的经验，他最后有了判断：“预定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点还很贵，半夜再来吧，不会缺货，价格也会低一点。”

屠宰场入栏数量极不稳定，每天都在浮动，每一次浮动，都激荡着梁戈的生活。

　　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生猪行情在变好。屠宰场入栏数量极不稳定，每天都在浮动，每一次浮动，都激荡着梁戈的生活。

病毒的来袭

　　9月2日，南宁以东，一个小时高铁之外的桂平市。早上8点，正是市场里烟火升腾的黄金时段。
　　林永南占据了菜市场最好的位置。他把横格T恤扎进五分裤里，腰上别着大腰包，蓄着浓黑的八字胡，操着土白话口音的普通话。菜刀自磨刀棍上划过，像港片里落寞的传奇猪肉佬。
　　摊位前人来人往，但很少有人驻足。27元一斤的猪肉吓退了很多顾客，有的人一个月才来买一次。一天一头猪都卖不完，要是在去年，他一天可以卖掉三四头。
　　猪瘟摧残下，桂平市大多数屠宰厂都已经关闭，只剩下一间，每天仅有生猪一两百头，但全市人口有300多万。然而，飙升的价格和对猪瘟的恐惧，让人们对肉摊敬而远之。
　　另一个猪肉摊前，有顾客问：“有没有猪瘟哦？”摊主涨红了脸，生气地骂了回去：“爱买不买！”
　　桂平金田镇俨然是另一个繁华的小县城。杨家荣家门口摆放着头天没卖完的猪肉，光泽尽失，无人光顾。记者问起关于猪的事情，杨家荣说：“故事三天才讲得完啵。”
　　原本他是做淮山生意的，但几年前，一场被政府定义为自然灾害的洪水淹了他价值800万元的淮山，他破产了。2017年，他投入了100多万元，建了3000平方米的猪场，希图以此翻身。猪场在金田往北二十公里的山里，背靠大山，面朝水库，毗邻一条窄小的乡道。如果不是偶尔有摩托车经过，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他一连好几个月都住在猪场，从早上5点开始喂饲料，晚上11点还不得休息。最开始，他对养猪有严重的不适应，一闻猪屎就犯恶心、呕吐。好在，从2018年开始，养猪进入了轨道，他也敢于毫无惧色地手掏猪屎。去年顺风顺水，他卖出去2600头猪，摩拳擦掌，等着2019年大干一场。
　　2019年3月份，猪瘟的幽灵现身于一百公里外的贵港。住在深山里的杨家荣没太在意，大山外面的猪场纷纷倒下，而他那里风景独好。5月27日这天，第一头母猪不进食了，他感到了害怕。虽说这种情况时常遇到，但不祥的预感很强烈。果然，到了6月6日，一头母猪浑身泛红，出血死亡，局面随之失控。
　　两个月前的恐怖场景历历在目。一头，两头，三头，到6月下旬，一天就死七八十头。更心痛的是，那些倒下的母猪都是快生崽的。一开始，每死一头他都记录下来，但最后记不过来了，也没这个心情。事后推算，他有1400多头猪丧命于非洲猪瘟。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里。
　　两口子和工人一起干，都埋不过来。杨家荣这个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汉子，哭到晕过去好几次。
　　“哎哟，我那个猪啊，漂亮得喔，又长又宽，比别家早十来天就可以卖。”想起来，杨家荣还是心如刀绞。
　　猪瘟到底洗劫了多少猪场，桂平市养猪协会会长刘立海作了个预估：“全市存栏60万头，大概只剩下十来万了。”
　　受冲击更大的是广西最大的生猪养殖地—博白和陆川两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方春明在8月30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透露，全区过去一年出栏生猪有3500万头，截至6月底，非洲猪瘟疫情造成生猪存栏量下降了23.5%，能繁母猪则减少了24.8%，7月份损失继续扩大。
　　全国范围，据农业农村部对400个县生猪生产情况的监测，7月底，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少32.2%和31.9%。自2018年8月以来的非洲猪瘟，无疑重创了我国生猪养殖产业。
　　“一头，两头，七八十头。”杨家荣反复重复着这些数字，像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一样。他今年50多岁，但老态毕现。

模式风险

　　非洲猪瘟的污染源是病猪，包括血液、排泄物和器官等，也可能来自一种叫钝缘软蜱的寄生虫。
　　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途径是先感染到圈舍、器具、垫料、饲料、车辆等物体，然后与猪接触。发生感染后，猪体内的病毒像海盗抓钩抓住了船体那样，轻易地黏附到细胞上，并侵入进去，释放基因，插入细胞原有的基因组。病毒基因接管细胞后，开始发号施令，疯狂裂变、重组，最终破膜而出，大洗劫就此开始。
　　该病毒确认于1921年的肯尼亚，过去几十年来，只存在于非洲。但2007年，它现身非洲以外的格鲁吉亚，经过一轮大爆发，十多年来，它频繁活动。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中国东北出现，随后横扫猪场，势如破竹。
　　非洲猪瘟病毒并不会感染人，一旦进入酸性极强的人体胃脏，病毒就会被杀死。但对于猪来说，它是无坚不摧的。
　　这种病毒有着强大的基因组，变异性极强，迄今没有任何疫苗和药物可以狙击它。它给猪场提出了巨大的防疫难题：不仅要预防外来的感染源和病毒携带体，更为关键的是，感染一旦发生，豬场内部的生物防护机制和病猪处理程序如何抵御？

1400多头猪丧命于非洲猪瘟。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两口子和工人一起干，都埋不过来。杨家荣这个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汉子，哭到晕过去好几次。

　　猪瘟之前，杨家荣买了最贵的消毒水、最贵的疫苗。每次饲料车过来，他就叫司机远远停下。一丝不苟地消毒。因为地理偏僻，杨家荣心存一丝侥幸。
　　实际上，他的猪场本身脆弱不堪，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物防护体系，没有车辆洗消、检疫隔离。工人的住宿区和猪舍连在一起，猪场内部构造更是简陋。
　　这是中国大部分养殖场的缩影，像这样的中小散户占据了中国生猪产量的50%。因其粗犷和简陋，一旦被病毒侵袭就不堪一击。病猪的处理和防疫管理，更是让病毒如入无人之境，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疫情的扩散。
　　而另一边，当地政府响应也相对迟缓。情况异常时，杨家荣找到了兽医站，也打了12345热线，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
　　他慌张了，刚养猪一年多就遇到了这种场面，有些手足无措。感觉不对劲的猪，他就赶到山上去，但无一幸存。猪接连倒下，他来不及处理，就直接丢在了猪场边上，恶臭传到了远处的村庄，村民们怨气不断，投诉、报警。
　　当杨家荣的猪快死完时，当地政府才响应，扑杀了最后活着的199头，在猪场围墙外挖了个大坑，连着先前死掉的一并填埋了。自始至终，杨家荣猪场的疫情都没有得到动物疫控中心的确认。
　　杨家荣遇到的情况并非孤例，根据《财新周刊》数月来的跟踪报道，对疫情的拒绝确认，普遍存在于多个省份，即便有疫情通报，数据上也存在巨大出入。
　　一些地方政府疫控响应的迟钝，让养殖户陷于恐慌中，除了眼睁睁看着猪倒下外，唯一可做的，就是“恐慌性甩卖”。有一段时间，杨家荣以三四百元一头的价格，把不吃料的猪卖给了猪贩子。“那个吊毛也不管你，只要是能站得起来的，他都收。车还没到柳州，有猪就死了，他打电话来，吊毛吊毛的，一通乱骂。”
　　7月初，生猪才被禁止流通，但此时猪瘟已经闹到了尾声，镇上的活猪已经不多了。
　　活下来的有哪些？一是极为原始的养殖模式，大多在偏僻的深山，比如金田隔壁的紫荆镇，田泗村的一位养殖户在深山里养了几百头，从未有过什么防护措施，却安然无恙。当地养殖户告诉《南风窗》记者，这种情况非常偶然，靠老天眷顾。

　　另一种，是专业的养殖集团以巨大的财力和雄厚的技术投入，建立了坚固的防护体系，在战役中坚挺了下来。一位人工智能养殖技术供应商告诉记者，他们合作的猪场里，如今任何人进入都要隔离三天。猪场内遍布摄像头和24小时巡逻人员，无死角地监控。
　　作为供给主力的中小养殖户，大多没有抵抗力。

基层的努力

　　损失惨重。杨家荣细算了一笔账，当地政府补贴了15万元，但总体算下来，还是赔了100多万元。
　　他的房子已经抵押，债务缠身多年，光是利息一个月就5万元。几百万元债务换成钞票，重量“压得你站不起身”。
　　早些年，他是金田当地最大的淮山收购商，那时候，他坐着飞机出入各大药厂，无限风光。但现在，家里的淮山堆满几层楼，腐烂发臭。

那些在猪瘟中倒下的养殖户，信心难以重建，资金更难以撬动。很多小型的养猪场在猪瘟到来前，倾栏抛售，从此退出了养殖行业。

　　经过这番浩劫，他反而更加确信，唯有继续养猪，才有翻身的机会。他坚信一点，现在养猪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风险背后就蕴藏着收益。
　　但大家都观望着，按兵不动。
　　20公里外的南木镇，养殖大户刘立海也是如此。从4月份开始，他的猪场死了1000多头诸，处理活猪1000多头，现在还剩1200多头。能把一部分母猪抢救下来，得益于他的果断决策：只要发现一头猪可能发病，他就把整栏猪赶进隔离室，直到确认没问题再放回来，有问题就全部处理掉。
　　他的猪场是桂平最大也是最先进的。猪舍分上下两层，生猪住在二层，投喂、温控、粪污收集等系统全是自动化的。这么高规格的猪场，现在空荡荡的，但他短时间里不敢扩大规模，而是考虑着要不要租出去。去年，他在桂林订了2000头母猪，前些天，对方问他是否送过来，他连忙回绝：“不敢要！”
　　他很担忧潜伏的病毒，几千头猪埋在几百米外的地方，会不会流入地下水，或者被其他生物携带回来？都很难说。
　　恢复生产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难题。9月初，广西壮族自治区下发了生猪恢复生产的文件，并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要各市猪肉供应自给率达到100%，此前还面向养猪场推出了保险上的补贴措施。这种做法各省都有，八九月以来，四川、浙江等多地立下了生猪产量的军令状。
　　不过，对于那些在猪瘟中倒下的养殖户，信心难以重建，资金更难以撬动。很多小型的养猪场在猪瘟到来前，倾栏抛售，从此退出了养殖行业。紫荆镇的伦义锦眼看着养猪越来越专业化，资金和技术越来越庞杂，他果断卖了猪，远离了惊心动魄的猪场，做起了酒生意。
　　杨家荣不同。他人到晚年，用侄子的评价说就是，他原本有广西人身上特有的胆小和谨慎。但现在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必须放手一搏。
　　如果现在购入一批母猪，养几个月再配种，至少一年多才能出栏。杨家荣做了一辈子生意，他敢断定，未来3年，市场上的猪肉不会低于15元一斤。
　　几天前，他悄悄拉了些猪放进空荡的猪场里，但奇迹并没有发生，好端端的猪，硬是不吃，他赶紧拖出来，杀了。
　　按现在的形势，什么时候能重整旗鼓，还是个未知数。

供需之间

　　2018年，杨家荣要卖猪，还得预约、等待，有时候要排上好几天，猪一多，小贩就压价，一斤5.6元、5.7元，亏本也卖。此时，对应到桂平和南宁的市场上，价格大多在10元左右浮动。
　　但价格到底怎么涨起来的？

　　有自媒体在非洲猪瘟之外，还找到了另一个根源：环保限养产能清退。但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的存栏数量整体变化并不大。相反，过去两年出栏数一直在增加。一些地方有缩减，但总体呈结构性增长。根据已公布的19个省份的数据来看，以河北增幅最大，4.11%，广西次之，3.3%。
　　对于梁戈来说，这个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有非常直观的答案：“屠宰场里生猪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价格。”肉价像海潮一样起伏，冲撞着他们的生活。从一斤10元，跌到5元，一路上扬，到了20元、30元甚至40元，一分一毫，都能牵制着围绕猪肉连轴转的一家人。猪肉生意眼看难以为继，妻子李新娇有些后悔：当年两口子不该放弃老师工作的。

眼看猪肉价格影响民生，不少城市出手干预。福建省三明、莆田推出猪肉价格补贴，南宁市则在各区选出了10个农贸市场，推平价猪肉，每个人限购2斤。

　　顾客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老年独居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定时到李新娇的摊位，不问价也不称重，递过来5元钱，李新娇随手切一块给他，他提起就走。但某一天，一大块肉就变成了一小坨。
　　眼看猪肉价格影响民生，不少城市出手干预。福建省三明、莆田推出猪肉价格补贴，南宁市则在各区选出了10个农贸市场，推平价猪肉，每个人限购2斤。一场关于猪肉的保卫战正式打响。
　　限购品类包含精瘦肉、五花肉、前后腿肉、排骨，标准是“低于市场均价10%以上”，限价每10天调整一次，摊主按限价要求卖完150斤，才能拿到补贴。
　　位子渌菜场的排骨价格被定到25.8元一斤，还低于精瘦肉，而别的市场只限到了29元、30元左右。消息一出，四面八方的市民涌了过来，不出10分钟，整个市场的排骨就被抢售一空。
　　摊主们有不同程度的亏损。补贴是固定的，但生豬价格却一天一个样，节节高涨。
　　9月3日，屠宰厂的批发商和肉联厂不约而同地涨了三四元钱。西乡塘区的北湖市场某个摊位上，一位摊主以高出前一天3元钱的价格，杀了3头猪，妻子见前两天都亏了大几百元，发起火来，平时恩爱的一对老夫妻，就此吵开了。
　　北湖市场管理处的办公室里，一屋子人也愁眉不展。李主任说，这里是西乡塘区最大的市场，猪肉摊有100来个，但限价才搞到第三天，就有20多家不开摊了。
　　这天的踩点结束，走出屠宰厂，天已经彻底黑了。梁戈还得赶回摊位上，夫妻俩守到了晚上八九点，才收拾残余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