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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甘肃省41名医务人员通过真气运行法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面对一片质疑，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利用自己的微博做出回应，结果却适得其反，争议反而更激烈。
“甘肃人穷，所以应该摸索点传统的、简单的方法，尤其是一些无药疗法，例如食疗、锻炼、针灸、刮痧、真气运行等来治病。”刘维忠认为，甘肃不能走发达地区的医改路。
于是，甘肃省最终为自己设计出一条独特的医改路径，即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甘肃寄希望这条路径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
“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困境
2012年5月24日下午，Z55次列车自北京西站驶往甘肃兰州。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返回甘肃。大约在十天前，夫妇俩来到北京为女儿做嘴唇整形手术。
“手术费外加住院9天，总共花费5900多元，没想到这么便宜，我们那边得了感冒也得花几百上千。而且北京市的医护人员的素质要高得多。”由于孩子的手术很成功，夫妇俩特别高兴，索性与车厢里热心的旅客拉起家常。
本来他们已经为孩子申请到一家基金会的资助名额，可以在兰州指定医院进行免费手术。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北京的专家更让人放心”。
由于甘肃和周边医疗市场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再加上甘肃地域狭长，纵横45万平方公里，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因此舍近求远到省外治病就医的甘肃人并不少见。
对甘肃省卫生厅张维忠来说，这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
刘维忠经常将自己琢磨的一些关于医药卫生工作和改革的问题记录下来发表在各种媒体，希望“与欠发达地区的同行共享”。两年间，刘维忠相继推出了《欠发达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研究》、《欠发达地区医改的中医之路》两本书。这两本书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收录的内容，最终都在试图凸显同一个语境“欠发达地区”。
而对于甘肃的医改路径，刘维忠也坚持认为应该以“欠发达地区”这个条件为基础来设计。
突出中医药特色
甘肃在医改的过程中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这句中央医改精神作为了自己的改革主线。因此，全国医改主要任务总体分为五项，而甘肃医改则有六项，专门围绕中医药增加了一项。实际上，甘肃医改的各个环节都尽可能地涉及利用中医药的方法。
2011年，甘肃出台了包括城乡居民中医药诊疗服务费用全额报销在内的几十项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措施，使中医药服务基本覆盖城乡基层医疗机构。从2011年开始，甘肃城乡居民住院、门诊开目录内中药，或使用扎针、拔火罐等中医适宜技术，医保和新农合将100%报销。
“这是甘肃出的一个大政策。”刘维忠说。
此外，国家“十二五”医改规划要求到2015年力争95%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乡镇卫生院等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而甘肃省则提出了一个更超前的目标，即在2012年把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改造成中医特色的，并且要求满足3个指标：总收入三分之一是中医，药品收入三分之一是中药，工作量三分之一是中医。
更有甚者，甘肃还将中医的发展状况作为验收医院等级的标准，并可根据这一标准一票否决。 “中医发展不起来，等级医院不给验收，逼着综合医院发展中医。”刘维忠说。
为了发挥中医药作用，甘肃在疾控机构成立了中医科、卫生监督机构成立中医监督科、妇幼保健机构成立中医管理科和中医科，在综合医院设中医科和中医管理科。建立中医师每周到西医科查房制度，考核西医科中药消耗量、中医诊疗人次等，要求综合医院中医参与治疗率达到80%以上，重症抢救中医参与率达到90%以上。
为了纠正目前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特色不突出问题，甘肃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如中医医院要考核中医药使用增加量、西医药使用降低量、中医药参与治疗率、纯中医治疗率、非手术治疗率等。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曾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甘肃省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特别提到其治理过度医疗和抗生素滥用的“四个排队”“八个排队”的举措。卫生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简报》也曾对此进行介绍。
2011年，甘肃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份，双方还签署了示范省共建协议。
2012年3月3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发布微博称甘肃省“正在探索的道路是改医”。李玲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其实医疗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钱的确很重要，但是缺钱也有缺钱的办法，就像甘肃目前正在做的。”
事实上，甘肃省强调中医药特色医卫路径已经探索多年。
文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中医药的发展已经十分活跃。但作为中医药传统大省，甘肃省的中医药禀赋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发展。截至2003年底，甘肃省的县及县以上79所中医院固定资产总值3亿元，仅相当于一所省级综合医院固定资产。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有媒体实地调查后称：“甘肃中医药事业似一棵干渴的苗，随时有被市场这只看不见、又绕不开的手连根拔起的危险。”
甘肃省提出“要像抓西医一样抓好中医药工作”是在2005年，随后从多方面出台措施为中医药“灌溉施肥”。
2008年3月，刘维忠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开始加大。他曾经表示，“甘肃是中医药最早的发源地，甘肃中医药工作做不好，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
一些措施取得明显效果，还有一些则自始至终存在分歧。甘肃省名中医裴正学曾对《瞭望东方周刊》称：“刘维忠厅长为甘肃省中医药发展出了不少实招。”
但一些西医却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些实招“纯粹是胡闹”，一些大型综合医院仍对此提出质疑。
刘维忠自己也曾在微博上披露，2009年甘肃省推动“西医学中医”活动初期就遭遇巨大阻力。
甘肃省卫生厅的发布资料则称，中医药参与医改收效显著，“走中医药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得到国务院医改办和卫生部领导的肯定”。
国务院医改办专家组组长、原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曾被派往甘肃考察医改进展情况。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们也认同中医药是甘肃医改的一个特点，但我个人不认同中医药医保全报销这项举措。因为只要是全报销，可能就会出问题。”
“甘肃人穷，所以应该摸索点传统的、简单的方法，尤其是一些无药疗法，例如食疗、锻炼、针灸、刮痧、真气运行等来治病。”刘维忠认为，甘肃不能走发达地区的医改路。
于是，甘肃省最终为自己设计出一条独特的医改路径，即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甘肃寄希望这条路径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
“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困境
2012年5月24日下午，Z55次列车自北京西站驶往甘肃兰州。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返回甘肃。大约在十天前，夫妇俩来到北京为女儿做嘴唇整形手术。
“手术费外加住院9天，总共花费5900多元，没想到这么便宜，我们那边得了感冒也得花几百上千。而且北京市的医护人员的素质要高得多。”由于孩子的手术很成功，夫妇俩特别高兴，索性与车厢里热心的旅客拉起家常。
本来他们已经为孩子申请到一家基金会的资助名额，可以在兰州指定医院进行免费手术。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北京的专家更让人放心”。
由于甘肃和周边医疗市场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再加上甘肃地域狭长，纵横45万平方公里，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因此舍近求远到省外治病就医的甘肃人并不少见。
对甘肃省卫生厅张维忠来说，这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
刘维忠经常将自己琢磨的一些关于医药卫生工作和改革的问题记录下来发表在各种媒体，希望“与欠发达地区的同行共享”。两年间，刘维忠相继推出了《欠发达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研究》、《欠发达地区医改的中医之路》两本书。这两本书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收录的内容，最终都在试图凸显同一个语境“欠发达地区”。
而对于甘肃的医改路径，刘维忠也坚持认为应该以“欠发达地区”这个条件为基础来设计。
突出中医药特色
甘肃在医改的过程中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这句中央医改精神作为了自己的改革主线。因此，全国医改主要任务总体分为五项，而甘肃医改则有六项，专门围绕中医药增加了一项。实际上，甘肃医改的各个环节都尽可能地涉及利用中医药的方法。
2011年，甘肃出台了包括城乡居民中医药诊疗服务费用全额报销在内的几十项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措施，使中医药服务基本覆盖城乡基层医疗机构。从2011年开始，甘肃城乡居民住院、门诊开目录内中药，或使用扎针、拔火罐等中医适宜技术，医保和新农合将100%报销。
“这是甘肃出的一个大政策。”刘维忠说。
此外，国家“十二五”医改规划要求到2015年力争95%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乡镇卫生院等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而甘肃省则提出了一个更超前的目标，即在2012年把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改造成中医特色的，并且要求满足3个指标：总收入三分之一是中医，药品收入三分之一是中药，工作量三分之一是中医。
更有甚者，甘肃还将中医的发展状况作为验收医院等级的标准，并可根据这一标准一票否决。 “中医发展不起来，等级医院不给验收，逼着综合医院发展中医。”刘维忠说。
为了发挥中医药作用，甘肃在疾控机构成立了中医科、卫生监督机构成立中医监督科、妇幼保健机构成立中医管理科和中医科，在综合医院设中医科和中医管理科。建立中医师每周到西医科查房制度，考核西医科中药消耗量、中医诊疗人次等，要求综合医院中医参与治疗率达到80%以上，重症抢救中医参与率达到90%以上。
为了纠正目前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特色不突出问题，甘肃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如中医医院要考核中医药使用增加量、西医药使用降低量、中医药参与治疗率、纯中医治疗率、非手术治疗率等。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曾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甘肃省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特别提到其治理过度医疗和抗生素滥用的“四个排队”“八个排队”的举措。卫生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简报》也曾对此进行介绍。
2011年，甘肃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份，双方还签署了示范省共建协议。
2012年3月3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发布微博称甘肃省“正在探索的道路是改医”。李玲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其实医疗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钱的确很重要，但是缺钱也有缺钱的办法，就像甘肃目前正在做的。”
事实上，甘肃省强调中医药特色医卫路径已经探索多年。
文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中医药的发展已经十分活跃。但作为中医药传统大省，甘肃省的中医药禀赋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发展。截至2003年底，甘肃省的县及县以上79所中医院固定资产总值3亿元，仅相当于一所省级综合医院固定资产。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有媒体实地调查后称：“甘肃中医药事业似一棵干渴的苗，随时有被市场这只看不见、又绕不开的手连根拔起的危险。”
甘肃省提出“要像抓西医一样抓好中医药工作”是在2005年，随后从多方面出台措施为中医药“灌溉施肥”。
2008年3月，刘维忠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开始加大。他曾经表示，“甘肃是中医药最早的发源地，甘肃中医药工作做不好，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
一些措施取得明显效果，还有一些则自始至终存在分歧。甘肃省名中医裴正学曾对《瞭望东方周刊》称：“刘维忠厅长为甘肃省中医药发展出了不少实招。”
但一些西医却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些实招“纯粹是胡闹”，一些大型综合医院仍对此提出质疑。
刘维忠自己也曾在微博上披露，2009年甘肃省推动“西医学中医”活动初期就遭遇巨大阻力。
甘肃省卫生厅的发布资料则称，中医药参与医改收效显著，“走中医药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得到国务院医改办和卫生部领导的肯定”。
国务院医改办专家组组长、原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曾被派往甘肃考察医改进展情况。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们也认同中医药是甘肃医改的一个特点，但我个人不认同中医药医保全报销这项举措。因为只要是全报销，可能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