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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来的复古风气,主要滥觞于徽宗一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复古商周青铜器的瓷器,这些复古瓷器背后所追求的复古理想及精神内涵成为了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考古材料并参考文献所载者,着力分析徽宗一朝复古瓷器勃兴的基础,探讨当时重要窑场的复古瓷器造作,揭示其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一、复古瓷器勃兴的诸多基础
时间倒转,直至宋徽宗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理学发迹、古器物学兴盛并具有大好前途的景象。这时,文人们却内心焦灼,对三代的崇敬抱有着执拗的向往。他们在自己所认为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克己复礼,从精神上直追三代,连带着对瓷器的复古造作也抱有极大的热忱。这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理学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宋代文人所产生的一种对古雅生活方式的特殊追求。
而古器物学在这时所做的贡献则是为复古瓷器的制作提供一个具有“真实性”的样本【2】。同时,由于古器物研究不断深入及出土古器不断增多对复古风气所进行的持续刺激,使得瓷器复古的行进步伐也悄然加快,在技术与经济的支持下,至北宋后期而大盛。
作为这个时代的主宰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才子帝王——宋徽宗,对复古的推崇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为复古瓷器所带来的生机也是前所未有的,如钧窑朝气蓬勃的复古造作正是因徽宗而开始的。这得益于他本身所具有的两个优势:其一,身为一国之君为政治考量而进行的必要之举,重树礼法典范。其二,除去强大的身份地位,作为一个单纯的具有文人素质的个人而言,三代是精神上的理想王国,对三代的狂热倾心于每个文人而言都并不过分。宋徽宗也不例外,因崇古而复古,对于复古瓷器的兴趣,他有着自己的执着。但事实上,他既是文人,更是帝王,因此他对复古瓷器的勃兴较之单纯的文人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这既是超然的身份地位所具有的无上权威,也是文人之魂所带有的热衷崇敬。
二、复古瓷器造作的几个重要窑场
1.汝窑。汝窑一直记于古代文献中,如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3】。直到1987年,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才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场,即汝官窑窑场。关于烧制时间,已故的陈万里先生根据文献史料推测应是在哲宗元祐到徽宗崇宁五年(1086—1106年)的20年之间。
汝官窑烧制时间短促,传世品稀少,遗址中发掘的瓷器又大多破损,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复古瓷器数量不多。其造型多复铜器,如出戟尊、弦纹三足樽等。这些复古瓷器的特点在于复其造型,少其纹饰,精于釉色,如复铜尊型制烧制的出戟尊(图一)。其造型与铜尊基本一致,口、腹、圈足均四面出戟,器身无纹饰,釉层厚而成堆脂状,釉色润泽。故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熔而不流,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之说。汝官窑的工人在复古的前提下,努力创新,甚至加玛瑙入釉【4】,釉色之美为古今之人所称颂。
2.钧窑。钧窑不见于宋代的文献著录,就其窑址所发掘的标本而言,有典型的宋代特征【5】,始烧时间应为宋代。钧官窑的具体烧制时间还无法确定,大致始烧于徽宗一朝。当时徽宗命人从江南之地大量运送怪石花竹入宫,所以宫廷对制作怪石花竹盆景所需的花盆大量增加。而钧台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都为个中翘楚,因此被宫廷看中烧造御瓷,同时烧造御瓷的还有八卦洞窑。
所烧瓷器多为陈设用品,主要有各式花盆、樽、出戟尊、鼓钉洗等,冯先铭先生认为这些大多属仿古式样【6】。在这些复古瓷器中,花盆【图二】和鼓钉洗【图三】的式样是汝窑不曾有的,都是钧窑的特有器型,出戟尊的造型与汝窑无太大差别。釉色绚丽多彩,古人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出时”的评价。恰恰因这浓烈的色彩,使得复古古中出新,更具创意。钧官窑的复古瓷器器形端庄古雅,而釉色却浓艳如生,在这种雅与艳、形与色的混合视觉中,宋人的满腔怀古之情得以解脱释放。
图二 宋钧窑玫瑰紫花盆 图三 宋钧窑鼓钉洗
3.汴京官窑及其它窑场。南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7】。“宣政间”即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125年)。虽然汴京官窑窑址至今无法找到,但在徽宗大张旗鼓的复古行动中,作为宫廷专设的官窑,烧造复古瓷器应属可能,只是苦于无法从窑址中取证。另外,定窑与耀州窑中也有复古瓷器,但数量极少。
三、意义
宋初复古之风乍起,至徽宗朝而大盛,在“再现三代”的追求中,宋代瓷器制作的技术水平以及庞大数量的宋藏三代铜器所孕育的复古能力,使得复古瓷器在这场复古运动中博得一席之地。
当然,若是复古仅复其形,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其深究而长篇大论。复古所复之意在三代,徽宗要效仿三代之礼法,“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8】,重建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三代礼乐制度,借以重整朝纲,规范各阶层行为。正如徽宗所说:“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因此复古瓷器内里所含有的是宋人的文化复古理想、三代的礼法制度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
注释:
【1】本文所提到的窑口,如汝官窑、钧官窑等,烧制的复古瓷器都应是为宫廷所需而特制的,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窑遗址调查》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文章载于《文物》1964年第8期。
【2】徽宗一朝的样本有两种,一为《三礼图》,另一为《宣和殿博古图》,即《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韩巍在《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中有细致的探讨。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精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中华书局,1959。
【4】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釉”。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附近确实有人工开采的玛瑙矿,釉中加入玛瑙是可能的。
【5】叶喆民《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
【6】冯先铭《河南省临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7】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说郛》卷八十,涵芬楼本。
【8】郑居中等<御笔指挥>,《政和五礼新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史部405,政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一、复古瓷器勃兴的诸多基础
时间倒转,直至宋徽宗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理学发迹、古器物学兴盛并具有大好前途的景象。这时,文人们却内心焦灼,对三代的崇敬抱有着执拗的向往。他们在自己所认为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克己复礼,从精神上直追三代,连带着对瓷器的复古造作也抱有极大的热忱。这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理学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宋代文人所产生的一种对古雅生活方式的特殊追求。
而古器物学在这时所做的贡献则是为复古瓷器的制作提供一个具有“真实性”的样本【2】。同时,由于古器物研究不断深入及出土古器不断增多对复古风气所进行的持续刺激,使得瓷器复古的行进步伐也悄然加快,在技术与经济的支持下,至北宋后期而大盛。
作为这个时代的主宰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才子帝王——宋徽宗,对复古的推崇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为复古瓷器所带来的生机也是前所未有的,如钧窑朝气蓬勃的复古造作正是因徽宗而开始的。这得益于他本身所具有的两个优势:其一,身为一国之君为政治考量而进行的必要之举,重树礼法典范。其二,除去强大的身份地位,作为一个单纯的具有文人素质的个人而言,三代是精神上的理想王国,对三代的狂热倾心于每个文人而言都并不过分。宋徽宗也不例外,因崇古而复古,对于复古瓷器的兴趣,他有着自己的执着。但事实上,他既是文人,更是帝王,因此他对复古瓷器的勃兴较之单纯的文人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这既是超然的身份地位所具有的无上权威,也是文人之魂所带有的热衷崇敬。
二、复古瓷器造作的几个重要窑场
1.汝窑。汝窑一直记于古代文献中,如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3】。直到1987年,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才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场,即汝官窑窑场。关于烧制时间,已故的陈万里先生根据文献史料推测应是在哲宗元祐到徽宗崇宁五年(1086—1106年)的20年之间。
汝官窑烧制时间短促,传世品稀少,遗址中发掘的瓷器又大多破损,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复古瓷器数量不多。其造型多复铜器,如出戟尊、弦纹三足樽等。这些复古瓷器的特点在于复其造型,少其纹饰,精于釉色,如复铜尊型制烧制的出戟尊(图一)。其造型与铜尊基本一致,口、腹、圈足均四面出戟,器身无纹饰,釉层厚而成堆脂状,釉色润泽。故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熔而不流,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之说。汝官窑的工人在复古的前提下,努力创新,甚至加玛瑙入釉【4】,釉色之美为古今之人所称颂。
2.钧窑。钧窑不见于宋代的文献著录,就其窑址所发掘的标本而言,有典型的宋代特征【5】,始烧时间应为宋代。钧官窑的具体烧制时间还无法确定,大致始烧于徽宗一朝。当时徽宗命人从江南之地大量运送怪石花竹入宫,所以宫廷对制作怪石花竹盆景所需的花盆大量增加。而钧台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都为个中翘楚,因此被宫廷看中烧造御瓷,同时烧造御瓷的还有八卦洞窑。
所烧瓷器多为陈设用品,主要有各式花盆、樽、出戟尊、鼓钉洗等,冯先铭先生认为这些大多属仿古式样【6】。在这些复古瓷器中,花盆【图二】和鼓钉洗【图三】的式样是汝窑不曾有的,都是钧窑的特有器型,出戟尊的造型与汝窑无太大差别。釉色绚丽多彩,古人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出时”的评价。恰恰因这浓烈的色彩,使得复古古中出新,更具创意。钧官窑的复古瓷器器形端庄古雅,而釉色却浓艳如生,在这种雅与艳、形与色的混合视觉中,宋人的满腔怀古之情得以解脱释放。
图二 宋钧窑玫瑰紫花盆 图三 宋钧窑鼓钉洗
3.汴京官窑及其它窑场。南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7】。“宣政间”即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125年)。虽然汴京官窑窑址至今无法找到,但在徽宗大张旗鼓的复古行动中,作为宫廷专设的官窑,烧造复古瓷器应属可能,只是苦于无法从窑址中取证。另外,定窑与耀州窑中也有复古瓷器,但数量极少。
三、意义
宋初复古之风乍起,至徽宗朝而大盛,在“再现三代”的追求中,宋代瓷器制作的技术水平以及庞大数量的宋藏三代铜器所孕育的复古能力,使得复古瓷器在这场复古运动中博得一席之地。
当然,若是复古仅复其形,我们也大可不必为其深究而长篇大论。复古所复之意在三代,徽宗要效仿三代之礼法,“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8】,重建以青铜器为代表的三代礼乐制度,借以重整朝纲,规范各阶层行为。正如徽宗所说:“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因此复古瓷器内里所含有的是宋人的文化复古理想、三代的礼法制度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
注释:
【1】本文所提到的窑口,如汝官窑、钧官窑等,烧制的复古瓷器都应是为宫廷所需而特制的,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窑遗址调查》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文章载于《文物》1964年第8期。
【2】徽宗一朝的样本有两种,一为《三礼图》,另一为《宣和殿博古图》,即《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韩巍在《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中有细致的探讨。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精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中华书局,1959。
【4】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釉”。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附近确实有人工开采的玛瑙矿,釉中加入玛瑙是可能的。
【5】叶喆民《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
【6】冯先铭《河南省临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7】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说郛》卷八十,涵芬楼本。
【8】郑居中等<御笔指挥>,《政和五礼新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史部405,政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