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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士人临终之际的文学创作以及生命意态包蕴着丰富的文化义涵，可称之为“临终文艺现象”。嵇康临终文艺现象的真正会心者是那些经历过囹圄之辱以至于遭受刑戮的文人。范晔对嵇康由排斥到接纳的转变，揭示了个体对历史对象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反思和重新审视的动态过程。六朝的地记类文献记述“嵇康临刑处”的细密程度，折射出嵇康之死在六朝士人心目中的悲情印记。六朝嵇康传说多非史实，但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性真实，《广陵散》在“非理就终”的“才人”之间承继传衍，正是嵇康传说的意蕴所在。
关键词：临终文艺现象；嵇康；六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06
嵇康就刑之后，向秀作《思旧赋》缅怀故友：“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1]230《文心雕龙•指瑕篇》对此颇有微词：“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不类甚矣。”[2]刘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所谓“不类”主要是指二人人品之不协，嵇康本人对李斯的人品即颇为不齿，他在《养生论》中即曾对之予以贬斥：“此则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3]然而，向赋的情感连契点并不关乎人品，而是拟欲借助李斯临终“思牵黄犬而不得”[4]的历史典故来伤惋嵇康临终“顾日影而弹琴”的诗化行为。李斯和嵇康作为汉魏才士，其性分相似，皆擅长文学，命运又相近，均死于刑戮，并且都在临终之际营造了影像般的艺术场景。
无论是“黄犬之思”还是“抚琴一曲”，其都包蕴着耐人寻味的文化义涵，其丰富的文学意味和艺术内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久远不息的影响。由此，我们不妨将文士临终之际的文学创作以及生命意态称之为“临终文艺现象”。
六朝时代大量的文士死于非命，如宋人陈郁《藏一话腴》曰：“张华、卫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简死，王衍以清谈死，陆机、陆云以俊才死。”[5]明人张溥《谢宣城集题辞》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6]当然，此类“非理就终”的名士名单完全可以开列得更长，在这个名单中，嵇康是尤为重要的一个，他的“临终一曲”对六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对嵇康与六朝临终文艺现象之关系予以探讨。
一、“嵇公临刑处”：洛阳东市的悲情印记
嵇康入狱之时的情形，《世说新语•雅量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7]244据《世说新语•雅量篇》，嵇中散临刑，“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7]244考之范晔《后汉书》，东汉时代“党锢之祸”中名士入狱者甚众，太学生诣阙上书以至于追随入狱的事件时有发生。嵇康被收时，豪俊随之入狱，临刑时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这是汉魏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投影，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名士效应”。从某一侧面来讲，嵇康事件产生的这种效应，是嵇康“映迈当时”[8]的人格魅力的集中反映。
《世说新语•雅量篇》所称“嵇中散临刑东市”，史书对嵇康临刑处的记载也较为明确，臧荣绪《晋书•嵇康传》曰：“后与吕安俱斩东市。”[9]69东晋顾恺之《嵇康赞》引徐宁语：“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1]303可见，洛阳东市与“嵇公临刑处”相关联，已经成为六朝士人的习见。六朝时期的地记类文献载记“嵇公临刑处”同样不厌其烦。
六朝文献记述“嵇康临刑处”的细密程度，在某种层面上是一种心理折射，折射出嵇康之死在六朝士人心目中的深刻烙印。这些地理空间的方位所在，也正是士人心灵被灼伤的印记所在。
嵇康在生前受到世人的景仰，在死后得到世人的吊慰，六朝时代不断有人为他撰写吊祭之文。如东晋李充作有《吊嵇中散文》，赞其亮节[10]2686；袁宏妻李氏作有《吊嵇中散文》 [10]2686-2687，贤其高风。亦有北朝文士过访嵇康生前活动的“谯、宋之间”，作吊祭之文以追慕嵇康的流风余韵，据《魏书•宋世景传》载，魏人宋季儒“曾至谯、宋之间，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后世传说嵇康的坟茔至东晋时尚在人间，王献之曾经路过“嵇公坟”，悲情难以自抑，他“忍泪急趋，回首不觉沾衣，情动于中，莫可制止也”[11]。由此可以想见嵇康的悲惨命运给六朝士人留下了怎样深刻的悲情印象。
二、“及夫中散下狱”：嵇康影响的个案分析
六朝士人多有身陷囹圄的经历，这种遭受迫害的人生体验往往对他们的心灵世界造成性格转关性的冲撞。比如梁代的江淹，他在《恨赋》中有一段文字抒发“孤臣孽子的遗恨”，把嵇康下狱和就刑的情境写得极为“激扬”：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12]。
解读这段文字，江淹早年入狱的经历不可忽视。江淹晚年《自序》云：“然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13]1447即是追述这段心有余悸的往事。江淹在獄中的上书有一段剖心之说：“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13]1447显然，江淹早年曾经诵读过一些鸣冤之作，这样的作品曾让他惊心动魄，以至于“废卷流涕”，根据江淹的文学创作来看，嵇康狱中所写的《幽愤诗》也当所“读”之列。后来江淹又亲历牢狱之灾，这些都迫使他对人生价值进行一番深刻而严肃的反思，这次入狱的生命体验是他创作《恨赋》和《别赋》的重要契机，也是促使其人生志趣发生转变的潜在因素。
范晔对嵇康的接纳有一个潜在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足以说明外界迫害对文人的心灵世界具有何等强烈的冲击力。范晔在《后汉书•高凤传》“史臣论”部分曾经引述“先大夫宣侯”（范晔父范泰）[14]1769语，涉及对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一事的看法（笔者按：引述他人之语以申述已意，本身即是一种认同行为），不妨用以分析范晔的态度。其论曰：
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14]2769！
范氏史论中肯定处士的隐逸高行，对于负有怨累之行者则予以否定，所谓的“鸣弦揆日者”即为嵇康。显然范氏对嵇康“凌物凶终”而“故作从容”是颇为不满的，因此语气凌厉，对其悲剧命运也没有怜悯之意。但是，自从他入狱之后，范晔对嵇康的认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15]1831！
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嵇康，但是所叹“此永不传矣”，其语气和意蕴与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极尽相似，不妨看作是与古人心灵通契之后的同声书写。这是范晔受到嵇康的隐微影响，到他临终赋诗之际，他已坦荡地接纳了嵇康，诗云：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口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15]1827。
显然，嵇康和夏侯玄临终之际的镇静从容，已经成为范晔排遣心理压力的重要寄托。生命的不幸夭折会给自身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诗作援入道家和佛教的宗义以化解这种苦痛，这当是六朝士人试图超越悲情的一种努力。临刑之作如晋苻朗《临终诗》云“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16]2937，宋谢灵运《临终诗》云“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17]，大抵也是如此。
我们通过考察范晔对嵇康由排斥到接纳的转变过程，揭示了一个重要文艺现象：个体对某一历史对象的接纳并非是凝定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反思和重新审视的动态过程。
三、“远同嵇叔子”：追慕嵇康的特殊群体
对于嵇康临终时的情形，向秀《思旧赋序》有所追述：“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文选》卷十六）[1]229《世说新语•雅量篇》载之更详：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7]244。
其实，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说，在诗赋中引用“顾日影而弹琴”，只是作为一个典故，并非因为嵇康之死触动了他们特别的心理体验，但是对于那些与嵇康命运遭际相近的士人而言，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在刑场上牵动起心灵深处的人物影像，追想嵇康临刑时“顾影弹琴”的历史情境，往往感同身受。如晋人苻朗临刑之际“志色自若”，作《临终诗》云“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16]2937。宋范晔受刑之前狱中赋诗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15]1827。梁庾肩吾乱中被侯景部将宋子仙捕获，命悬一线之际作《被执作诗》云：“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太平御览》卷六百）[10]2702。古今同命相怜的心理共鸣一旦触动，往往倾诉出一种穿越隔世的沉痛之感。
上述经历过囹圄之辱以至于遭受刑戮的文人，都在临终之际作出了艺术上的迸发。关于迫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西人威廉•H•小尼恩豪哲尔认为：“迫害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并因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类型；这类文学中所有关键性事情的真象，都完全隐含于字里行间。这类文学不是为所有读者，而是为那些可靠的和聪明的读者而写的。”[18]六朝时期的临终文艺现象即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文艺）类型”，它指向“那些可靠的和聪明的读者”，嵇康与追慕者之间绵延承传的生命意识才是“所有关键性事情的真象”。这些死于非命的文人们在最后的生命意识里相互传承了什么，又是怎样传承的？
四、“《广陵散》于今绝矣”：《广陵散》的师授传说
嵇康临终抚琴一曲《广陵散》，奏毕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广陵散》与嵇康结下了不解之缘。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嵇康故事，多与《广陵散》的师授传说有关。当时流传的《广陵散》传说大致有三种：华阳亭古人、蔡伯喈、黄帝伶人，以第一说记述尤为详细。
“华阳亭”传说常为地记所引述，如晋皇甫谧《郡国志》载：“冀州华阳亭，即嵇康夜学琴于此。”[10]939郦道元《水经注》引晋司马彪语：“华阳，亭名，在密县。嵇叔夜常采药于山泽，学琴于古人，即此亭也。”[19]1845这一传说后来还被南朝的史学家臧荣绪采入了《晋书》 [9]69，此说在六朝时期流传之广，由此可见一斑。以历史考证的眼光来看，作为小说家言的“华陽亭”传说显得荒诞不经，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流传如此广泛，其中必定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性真实，并且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华阳亭”的传说中，授艺之人的身份值得我们留意，作为“幽没于此数千年”的“故人”，他“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可知他在生前也是遭遇了无妄之灾，死于非命。无名古人的不幸遭遇，不妨看作嵇康凄惨命运的一种兆示。而《广陵散》在这些“非理就终”的文士之间相互承传，也正是这一传说合乎情理的意蕴所在。
《广陵散》传说另外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蔡伯喈说”：
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着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20]。
传说的结尾有一个文本导向，那就是将授艺之人的身份指向了汉末才士蔡邕。蔡邕同样属于“非理就终”的名士类型，被王允刑戮而死，而且他与嵇康同为六朝士人所仰慕的“才名人”，诚如陶弘景《真诰》所云：“三代乃远，而两汉魏晋实有一段才名人，如刘向、董仲舒、扬雄、张衡、蔡邕、郑玄、王弼、阮、嵇之俦，并不应空散。”[21]蔡、嵇二人均在其列。因此，《广陵散》在“才名人”之间相互传授，是嵇康故事所蕴含的另外一层文化义涵。
可见，《广陵散》在“非理就终”的“才名人”之间承传，即为六朝嵇康传说所蕴含的历史性真实。
在六朝时代，无论是身陷囹圄的文人，还是遭受刑戮的士子，内心中时常激荡着嵇康就刑的历史悲怀。无论是“洛阳东市”的遗址，还是“广陵琴曲”的传说，内蕴中都铭刻着嵇康殒灭的深刻印记。六朝士人在追忆嵇康的影像时，凝聚着历史绵延的心理积淀，这些时代性的心理积淀促进了悲情命运的艺术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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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The Phantom of Lingering：Hsi K'ang and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 in the Six Dynasties
ZHENG 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Liaoning,China)
Abstract：As scholars'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before dying is rich in cultural factors, it can be called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The real recipients of Hsi K'ang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 are those who had been in jail or eventually been killed. Fan Ye's transition in attitude of Hsi K'ang from exclusion to acceptance reveals that individual acceptance of a historical object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continual reflection and reexamination.Legends are not historical facts, but it contains a certain amount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the heritage of “Guang Ling San” was among those famous wits who died of “non normal”.It is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the legend of Hsi Kang in the Six Dynasties contains.The level of detail recorded where Hsi Kang was execu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geography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reflects that it was a deep mark on the death of Hsi Kang's tragic in the eyes of scholars in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Hsi K'ang;the Six Dynasties
关键词：临终文艺现象；嵇康；六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06
嵇康就刑之后，向秀作《思旧赋》缅怀故友：“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1]230《文心雕龙•指瑕篇》对此颇有微词：“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不类甚矣。”[2]刘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所谓“不类”主要是指二人人品之不协，嵇康本人对李斯的人品即颇为不齿，他在《养生论》中即曾对之予以贬斥：“此则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3]然而，向赋的情感连契点并不关乎人品，而是拟欲借助李斯临终“思牵黄犬而不得”[4]的历史典故来伤惋嵇康临终“顾日影而弹琴”的诗化行为。李斯和嵇康作为汉魏才士，其性分相似，皆擅长文学，命运又相近，均死于刑戮，并且都在临终之际营造了影像般的艺术场景。
无论是“黄犬之思”还是“抚琴一曲”，其都包蕴着耐人寻味的文化义涵，其丰富的文学意味和艺术内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久远不息的影响。由此，我们不妨将文士临终之际的文学创作以及生命意态称之为“临终文艺现象”。
六朝时代大量的文士死于非命，如宋人陈郁《藏一话腴》曰：“张华、卫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简死，王衍以清谈死，陆机、陆云以俊才死。”[5]明人张溥《谢宣城集题辞》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6]当然，此类“非理就终”的名士名单完全可以开列得更长，在这个名单中，嵇康是尤为重要的一个，他的“临终一曲”对六朝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对嵇康与六朝临终文艺现象之关系予以探讨。
一、“嵇公临刑处”：洛阳东市的悲情印记
嵇康入狱之时的情形，《世说新语•雅量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7]244据《世说新语•雅量篇》，嵇中散临刑，“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7]244考之范晔《后汉书》，东汉时代“党锢之祸”中名士入狱者甚众，太学生诣阙上书以至于追随入狱的事件时有发生。嵇康被收时，豪俊随之入狱，临刑时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这是汉魏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投影，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名士效应”。从某一侧面来讲，嵇康事件产生的这种效应，是嵇康“映迈当时”[8]的人格魅力的集中反映。
《世说新语•雅量篇》所称“嵇中散临刑东市”，史书对嵇康临刑处的记载也较为明确，臧荣绪《晋书•嵇康传》曰：“后与吕安俱斩东市。”[9]69东晋顾恺之《嵇康赞》引徐宁语：“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1]303可见，洛阳东市与“嵇公临刑处”相关联，已经成为六朝士人的习见。六朝时期的地记类文献载记“嵇公临刑处”同样不厌其烦。
六朝文献记述“嵇康临刑处”的细密程度，在某种层面上是一种心理折射，折射出嵇康之死在六朝士人心目中的深刻烙印。这些地理空间的方位所在，也正是士人心灵被灼伤的印记所在。
嵇康在生前受到世人的景仰，在死后得到世人的吊慰，六朝时代不断有人为他撰写吊祭之文。如东晋李充作有《吊嵇中散文》，赞其亮节[10]2686；袁宏妻李氏作有《吊嵇中散文》 [10]2686-2687，贤其高风。亦有北朝文士过访嵇康生前活动的“谯、宋之间”，作吊祭之文以追慕嵇康的流风余韵，据《魏书•宋世景传》载，魏人宋季儒“曾至谯、宋之间，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后世传说嵇康的坟茔至东晋时尚在人间，王献之曾经路过“嵇公坟”，悲情难以自抑，他“忍泪急趋，回首不觉沾衣，情动于中，莫可制止也”[11]。由此可以想见嵇康的悲惨命运给六朝士人留下了怎样深刻的悲情印象。
二、“及夫中散下狱”：嵇康影响的个案分析
六朝士人多有身陷囹圄的经历，这种遭受迫害的人生体验往往对他们的心灵世界造成性格转关性的冲撞。比如梁代的江淹，他在《恨赋》中有一段文字抒发“孤臣孽子的遗恨”，把嵇康下狱和就刑的情境写得极为“激扬”：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12]。
解读这段文字，江淹早年入狱的经历不可忽视。江淹晚年《自序》云：“然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13]1447即是追述这段心有余悸的往事。江淹在獄中的上书有一段剖心之说：“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13]1447显然，江淹早年曾经诵读过一些鸣冤之作，这样的作品曾让他惊心动魄，以至于“废卷流涕”，根据江淹的文学创作来看，嵇康狱中所写的《幽愤诗》也当所“读”之列。后来江淹又亲历牢狱之灾，这些都迫使他对人生价值进行一番深刻而严肃的反思，这次入狱的生命体验是他创作《恨赋》和《别赋》的重要契机，也是促使其人生志趣发生转变的潜在因素。
范晔对嵇康的接纳有一个潜在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足以说明外界迫害对文人的心灵世界具有何等强烈的冲击力。范晔在《后汉书•高凤传》“史臣论”部分曾经引述“先大夫宣侯”（范晔父范泰）[14]1769语，涉及对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一事的看法（笔者按：引述他人之语以申述已意，本身即是一种认同行为），不妨用以分析范晔的态度。其论曰：
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14]2769！
范氏史论中肯定处士的隐逸高行，对于负有怨累之行者则予以否定，所谓的“鸣弦揆日者”即为嵇康。显然范氏对嵇康“凌物凶终”而“故作从容”是颇为不满的，因此语气凌厉，对其悲剧命运也没有怜悯之意。但是，自从他入狱之后，范晔对嵇康的认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15]1831！
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嵇康，但是所叹“此永不传矣”，其语气和意蕴与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极尽相似，不妨看作是与古人心灵通契之后的同声书写。这是范晔受到嵇康的隐微影响，到他临终赋诗之际，他已坦荡地接纳了嵇康，诗云：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口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15]1827。
显然，嵇康和夏侯玄临终之际的镇静从容，已经成为范晔排遣心理压力的重要寄托。生命的不幸夭折会给自身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诗作援入道家和佛教的宗义以化解这种苦痛，这当是六朝士人试图超越悲情的一种努力。临刑之作如晋苻朗《临终诗》云“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16]2937，宋谢灵运《临终诗》云“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17]，大抵也是如此。
我们通过考察范晔对嵇康由排斥到接纳的转变过程，揭示了一个重要文艺现象：个体对某一历史对象的接纳并非是凝定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反思和重新审视的动态过程。
三、“远同嵇叔子”：追慕嵇康的特殊群体
对于嵇康临终时的情形，向秀《思旧赋序》有所追述：“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文选》卷十六）[1]229《世说新语•雅量篇》载之更详：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7]244。
其实，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说，在诗赋中引用“顾日影而弹琴”，只是作为一个典故，并非因为嵇康之死触动了他们特别的心理体验，但是对于那些与嵇康命运遭际相近的士人而言，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在刑场上牵动起心灵深处的人物影像，追想嵇康临刑时“顾影弹琴”的历史情境，往往感同身受。如晋人苻朗临刑之际“志色自若”，作《临终诗》云“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16]2937。宋范晔受刑之前狱中赋诗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15]1827。梁庾肩吾乱中被侯景部将宋子仙捕获，命悬一线之际作《被执作诗》云：“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太平御览》卷六百）[10]2702。古今同命相怜的心理共鸣一旦触动，往往倾诉出一种穿越隔世的沉痛之感。
上述经历过囹圄之辱以至于遭受刑戮的文人，都在临终之际作出了艺术上的迸发。关于迫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西人威廉•H•小尼恩豪哲尔认为：“迫害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并因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类型；这类文学中所有关键性事情的真象，都完全隐含于字里行间。这类文学不是为所有读者，而是为那些可靠的和聪明的读者而写的。”[18]六朝时期的临终文艺现象即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文艺）类型”，它指向“那些可靠的和聪明的读者”，嵇康与追慕者之间绵延承传的生命意识才是“所有关键性事情的真象”。这些死于非命的文人们在最后的生命意识里相互传承了什么，又是怎样传承的？
四、“《广陵散》于今绝矣”：《广陵散》的师授传说
嵇康临终抚琴一曲《广陵散》，奏毕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广陵散》与嵇康结下了不解之缘。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嵇康故事，多与《广陵散》的师授传说有关。当时流传的《广陵散》传说大致有三种：华阳亭古人、蔡伯喈、黄帝伶人，以第一说记述尤为详细。
“华阳亭”传说常为地记所引述，如晋皇甫谧《郡国志》载：“冀州华阳亭，即嵇康夜学琴于此。”[10]939郦道元《水经注》引晋司马彪语：“华阳，亭名，在密县。嵇叔夜常采药于山泽，学琴于古人，即此亭也。”[19]1845这一传说后来还被南朝的史学家臧荣绪采入了《晋书》 [9]69，此说在六朝时期流传之广，由此可见一斑。以历史考证的眼光来看，作为小说家言的“华陽亭”传说显得荒诞不经，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流传如此广泛，其中必定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性真实，并且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华阳亭”的传说中，授艺之人的身份值得我们留意，作为“幽没于此数千年”的“故人”，他“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可知他在生前也是遭遇了无妄之灾，死于非命。无名古人的不幸遭遇，不妨看作嵇康凄惨命运的一种兆示。而《广陵散》在这些“非理就终”的文士之间相互承传，也正是这一传说合乎情理的意蕴所在。
《广陵散》传说另外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蔡伯喈说”：
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着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20]。
传说的结尾有一个文本导向，那就是将授艺之人的身份指向了汉末才士蔡邕。蔡邕同样属于“非理就终”的名士类型，被王允刑戮而死，而且他与嵇康同为六朝士人所仰慕的“才名人”，诚如陶弘景《真诰》所云：“三代乃远，而两汉魏晋实有一段才名人，如刘向、董仲舒、扬雄、张衡、蔡邕、郑玄、王弼、阮、嵇之俦，并不应空散。”[21]蔡、嵇二人均在其列。因此，《广陵散》在“才名人”之间相互传授，是嵇康故事所蕴含的另外一层文化义涵。
可见，《广陵散》在“非理就终”的“才名人”之间承传，即为六朝嵇康传说所蕴含的历史性真实。
在六朝时代，无论是身陷囹圄的文人，还是遭受刑戮的士子，内心中时常激荡着嵇康就刑的历史悲怀。无论是“洛阳东市”的遗址，还是“广陵琴曲”的传说，内蕴中都铭刻着嵇康殒灭的深刻印记。六朝士人在追忆嵇康的影像时，凝聚着历史绵延的心理积淀，这些时代性的心理积淀促进了悲情命运的艺术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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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The Phantom of Lingering：Hsi K'ang and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 in the Six Dynasties
ZHENG 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Liaoning,China)
Abstract：As scholars'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before dying is rich in cultural factors, it can be called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The real recipients of Hsi K'ang 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 are those who had been in jail or eventually been killed. Fan Ye's transition in attitude of Hsi K'ang from exclusion to acceptance reveals that individual acceptance of a historical object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continual reflection and reexamination.Legends are not historical facts, but it contains a certain amount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the heritage of “Guang Ling San” was among those famous wits who died of “non normal”.It is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the legend of Hsi Kang in the Six Dynasties contains.The level of detail recorded where Hsi Kang was execu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geography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reflects that it was a deep mark on the death of Hsi Kang's tragic in the eyes of scholars in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literature phenomena of death;Hsi K'ang;the Six Dynas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