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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邦的《大风歌》在创制之初是一首筑乐，并且具有较为浓厚的楚地音乐特点。孝惠帝时将《大风歌》的伴奏乐器改为箫管，使其成了吹乐。筑乐在战国时期较为流行，它是一种独唱形式的歌曲，并且此时的歌唱形式中没有加入舞蹈成分。到汉初时，刘邦发展了筑乐，使其成为一种大合唱的形式，并且在筑乐中加入了舞蹈成分。筑乐在感情基调上，从战国时期至汉初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都是以悲伤基调为主的。
关键词：刘邦 大风歌 筑乐
刘邦的一首《大风歌》为历代人所重视，尽管曲谱没有流传下来，但单从歌词来看，就气势非凡。有人从《大风歌》的文学性方面研究，有人从它的情感内容方面研究，有人从它的创作背景及汉初政治方面研究，很少有人从音乐角度进行研究的。从刘邦创作该歌曲的过程及刘邦歌唱时所用乐器来看，《大风歌》在创作之初是一首“筑乐”。从《大风歌》在汉代的流传情况看，可以窥测中国古代的“筑乐”在汉初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渐渐地“筑乐”就被“吹乐”取代，失去了市场。本文就《大风歌》与“筑乐”的发展进行论述，以期能探究中国古代“筑乐”在汉初的发展情况。
一、“筑乐”的发展及流传情况
筑是一种乐器，关于筑的形制，典籍说法不一。《史记·苏秦列传》正义载：“筑似琴而大，头圆，五弦，击之不鼓。”《史记·刺客列传》索隐说：“筑，似琴，有弦，用竹击之，故曰筑。”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高诱注载：“筑，二十一弦。”《旧唐书·音乐志》载：“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宋代陈旸《乐书》载：“筑之为器，大抵类筝。其颈细，其肩圆，以竹鼓之，如击琴。品音按柱，左手捩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焉。”筑在商朝就已经出现，最早出现的记载是《战国策·齐策》：“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随葬品，在一枚竹简上写道：“还有筑和击者。”墓中发现一张“明器筑”与木乐佣在一起。这张“明器筑”形制为：木制，头宽尾窄，像一根“捣衣棒”形状，尾下部有一足，全长约31厘米，宽约2厘米。在此墓中同时还出土一具与“明器筑”的形制相同的随葬品“筑”，木制，头宽尾窄，“捣衣棒”状，尾下部有一个“雁足”，活动底板，“岳山”中开有七弦孔，长82.4厘米。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的战国墓也出土了一个“筑”，长67厘米，形制与马王堆相同。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筑有十根弦，汉代的筑有七根弦，并且战国时期的筑短一些。从《战国策·齐策》的记载来看，至少说明当时的齐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乐器，并且筑这种乐器在秦汉时得到了发展。据有关学者研究，筑是一种拉弦乐器。
关于筑的弹奏情况，战国时有位著名的“筑乐”演奏家高渐离，《史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载：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结识了高渐离，两人酒兴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相和歌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筑这种乐器是供一个人弹奏的；并且，筑乐在弹奏时是一个人歌唱的。从荆轲与高渐离两人“相泣”而歌的情况看，筑弹奏的音乐应该是比较悲伤的调子。《史记·刺客列传》又载：“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 ：“彼有善有不善 。”从者以告其主 ，曰 ：“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 ：“高渐离也 。”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这段话包含了几个信息点：第一，高渐离隐居宋子（后属赵国），并且听见有人击筑，说明战国时期筑是较为普遍的乐器；第二，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说明筑所弹奏的乐器影响很大且为悲伤的调子；第三，秦始皇因为高渐离善于击筑而赦免他，说明在秦国筑乐也是很流行的。
秦汉相距较近，秦朝流行的筑乐，到了汉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史记·高祖本纪》载有刘邦击筑而歌的事迹，《史记·五宗世家》载有宪王舜的太子击筑的事迹，《后汉书·刘植传》也载有刘植击筑的事迹，但这些事迹都是在汉朝初期的事情，汉代中后期很少有记载击筑的事件，说明筑这种乐器在汉朝初期还有人弹奏，但是到中后期由于无人弹奏而消亡了。
二、筑乐的发展情况
从高渐离击筑我们可以看出，筑这种乐器是供个人歌唱时伴奏的（有时也给别人伴奏）。至少在汉代以前没有发现筑用来多人演唱的史料。我们可以推断，汉代以前，筑乐也是独唱的一种音乐。但是，筑乐到了汉代发生了变化，从独唱走向了合唱。《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 ：“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 。”乃去。
刘邦还乡之时，作了一首筑乐《大风歌》。在演奏这首筑乐之前，刘邦还专门培训了一百二十个儿童，等培训好之后，刘邦就击筑歌唱，令儿童来和。资料里说“教之歌”，刘邦“自为歌诗”，这里还不能看出刘邦培训的这些儿童到底是用来歌唱的还是用来击筑的，还是二者皆有，但肯定的一点就是，刘邦发展了筑乐的形式，使其从独唱的形式发展为合唱的形式。又《史记·高祖本纪》载：“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可以看出，到孝惠五年时，刘邦所作的《大风歌》还在流传，但是已经不是刘邦所作的筑乐了，这首歌的伴奏发生了很大变化，“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从这则资料可以说，刘邦当时所教的儿童，有一部分是用来伴奏的，也就是刘邦教会了儿童击筑，但孝惠帝则把这些筑乐器改为“吹乐”，等于说是改了伴奏形式。《汉书·礼乐志》载：“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从“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来看，汉孝惠帝时，比较流行吹乐，筑乐已经不是很流行了。因此，刘邦《大风歌》的伴奏乐器也就发生了变化。 又《史记·乐书》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樭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从这则资料来看，司马迁自身也没弄清楚刘邦所制筑乐的情况，这里说“令小儿歌之”，好像这些儿童又是配合刘邦合唱的。前面明明说孝惠五年改为“吹乐”，这里又说“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看来是有些矛盾。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臣子，孝惠帝时将筑乐的伴奏改为“吹奏”乐器，但汉武帝时，筑基本上很少流行了，因此，司马迁已经不是很了解筑乐的演奏状况，但是孝景时演奏的刘邦的《大风歌》一是歌词没变，二是曲调没变，因而司马迁又说“无所增更”。推测刘邦所教“歌儿”应该是既击筑又歌唱的，是一种大合唱的形式。到了后来则改了伴奏乐器，合唱的形式不变。另外，从刘邦“泣数行下”来看，筑乐在汉初的感情基调没有变，即仍未悲伤的基调。
三、刘邦创制《大风歌》筑乐的基本特点
音乐从产生之初就是音、乐、舞三位一体的，刘邦创制的《大风歌》也是如此，这从上引《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可以看出。高祖歌而起舞，在他起舞期间，他所教的一百二十个儿童应该仍在击筑并歌唱。
刘邦创制《大风歌》的基本形式是三位一体的，这与汉初音乐的整体状况也有很大关系。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 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 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这里大致勾画了汉初宗庙音乐发展图。汉初没有礼仪制度，叔孙通借鉴秦国音乐而制定了汉朝的宗庙音乐，并且汉初的宗庙音乐大都是有伴奏、有歌曲、有舞蹈的，只有《登歌》是没有伴奏的，只让皇帝一个人歌唱，目的是不让伴奏掩盖人的歌唱之声，以使在场的人都能听见皇帝的演唱。另外，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因而《房中乐》是用楚地音乐制作的。孝惠二年，将《房中乐》的伴奏改为箫管，也就是“吹乐”，已经变换了楚地音乐的形式，并更名为《安世乐》。关于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后汉书》中也有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 ：“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巴渝近楚地，刘邦因喜其歌舞，令乐人学习演奏。从孝惠帝将刘邦创制的《大风歌》伴奏筑改为“吹乐”，又从孝惠帝将刘邦时的《房中乐》伴奏改为箫管来看，汉初时的筑乐应该具有较为浓厚的楚地音乐特点。
综上，筑乐在战国时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音乐，它是一种独唱形式的歌曲，并且此时的歌唱形式中没有加入舞蹈成分；到汉初时，刘邦发展了筑乐，使其成为一种大合唱的形式，并且在筑乐中加入了舞蹈成分，因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刘邦创制的筑乐具有较浓厚的楚地音乐特点；筑乐在感情基调上，从战国时期至汉初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都是以悲伤基调为主的。
参考文献：
[1]周武彦.中国古代音乐考释[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冯洁轩.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筑（上）[J].音乐研究，2000，（01）.
[3]冯洁轩.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筑（下）[J].音乐研究，2000，（02）.
[4]裘士京，董海蔚.传唱《大风歌》之“歌儿”小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05）.
关键词：刘邦 大风歌 筑乐
刘邦的一首《大风歌》为历代人所重视，尽管曲谱没有流传下来，但单从歌词来看，就气势非凡。有人从《大风歌》的文学性方面研究，有人从它的情感内容方面研究，有人从它的创作背景及汉初政治方面研究，很少有人从音乐角度进行研究的。从刘邦创作该歌曲的过程及刘邦歌唱时所用乐器来看，《大风歌》在创作之初是一首“筑乐”。从《大风歌》在汉代的流传情况看，可以窥测中国古代的“筑乐”在汉初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渐渐地“筑乐”就被“吹乐”取代，失去了市场。本文就《大风歌》与“筑乐”的发展进行论述，以期能探究中国古代“筑乐”在汉初的发展情况。
一、“筑乐”的发展及流传情况
筑是一种乐器，关于筑的形制，典籍说法不一。《史记·苏秦列传》正义载：“筑似琴而大，头圆，五弦，击之不鼓。”《史记·刺客列传》索隐说：“筑，似琴，有弦，用竹击之，故曰筑。”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高诱注载：“筑，二十一弦。”《旧唐书·音乐志》载：“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宋代陈旸《乐书》载：“筑之为器，大抵类筝。其颈细，其肩圆，以竹鼓之，如击琴。品音按柱，左手捩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焉。”筑在商朝就已经出现，最早出现的记载是《战国策·齐策》：“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随葬品，在一枚竹简上写道：“还有筑和击者。”墓中发现一张“明器筑”与木乐佣在一起。这张“明器筑”形制为：木制，头宽尾窄，像一根“捣衣棒”形状，尾下部有一足，全长约31厘米，宽约2厘米。在此墓中同时还出土一具与“明器筑”的形制相同的随葬品“筑”，木制，头宽尾窄，“捣衣棒”状，尾下部有一个“雁足”，活动底板，“岳山”中开有七弦孔，长82.4厘米。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的战国墓也出土了一个“筑”，长67厘米，形制与马王堆相同。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筑有十根弦，汉代的筑有七根弦，并且战国时期的筑短一些。从《战国策·齐策》的记载来看，至少说明当时的齐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乐器，并且筑这种乐器在秦汉时得到了发展。据有关学者研究，筑是一种拉弦乐器。
关于筑的弹奏情况，战国时有位著名的“筑乐”演奏家高渐离，《史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载：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结识了高渐离，两人酒兴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相和歌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筑这种乐器是供一个人弹奏的；并且，筑乐在弹奏时是一个人歌唱的。从荆轲与高渐离两人“相泣”而歌的情况看，筑弹奏的音乐应该是比较悲伤的调子。《史记·刺客列传》又载：“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 ：“彼有善有不善 。”从者以告其主 ，曰 ：“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 ：“高渐离也 。”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这段话包含了几个信息点：第一，高渐离隐居宋子（后属赵国），并且听见有人击筑，说明战国时期筑是较为普遍的乐器；第二，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说明筑所弹奏的乐器影响很大且为悲伤的调子；第三，秦始皇因为高渐离善于击筑而赦免他，说明在秦国筑乐也是很流行的。
秦汉相距较近，秦朝流行的筑乐，到了汉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史记·高祖本纪》载有刘邦击筑而歌的事迹，《史记·五宗世家》载有宪王舜的太子击筑的事迹，《后汉书·刘植传》也载有刘植击筑的事迹，但这些事迹都是在汉朝初期的事情，汉代中后期很少有记载击筑的事件，说明筑这种乐器在汉朝初期还有人弹奏，但是到中后期由于无人弹奏而消亡了。
二、筑乐的发展情况
从高渐离击筑我们可以看出，筑这种乐器是供个人歌唱时伴奏的（有时也给别人伴奏）。至少在汉代以前没有发现筑用来多人演唱的史料。我们可以推断，汉代以前，筑乐也是独唱的一种音乐。但是，筑乐到了汉代发生了变化，从独唱走向了合唱。《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 ：“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 。”乃去。
刘邦还乡之时，作了一首筑乐《大风歌》。在演奏这首筑乐之前，刘邦还专门培训了一百二十个儿童，等培训好之后，刘邦就击筑歌唱，令儿童来和。资料里说“教之歌”，刘邦“自为歌诗”，这里还不能看出刘邦培训的这些儿童到底是用来歌唱的还是用来击筑的，还是二者皆有，但肯定的一点就是，刘邦发展了筑乐的形式，使其从独唱的形式发展为合唱的形式。又《史记·高祖本纪》载：“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可以看出，到孝惠五年时，刘邦所作的《大风歌》还在流传，但是已经不是刘邦所作的筑乐了，这首歌的伴奏发生了很大变化，“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从这则资料可以说，刘邦当时所教的儿童，有一部分是用来伴奏的，也就是刘邦教会了儿童击筑，但孝惠帝则把这些筑乐器改为“吹乐”，等于说是改了伴奏形式。《汉书·礼乐志》载：“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从“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来看，汉孝惠帝时，比较流行吹乐，筑乐已经不是很流行了。因此，刘邦《大风歌》的伴奏乐器也就发生了变化。 又《史记·乐书》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樭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从这则资料来看，司马迁自身也没弄清楚刘邦所制筑乐的情况，这里说“令小儿歌之”，好像这些儿童又是配合刘邦合唱的。前面明明说孝惠五年改为“吹乐”，这里又说“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看来是有些矛盾。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臣子，孝惠帝时将筑乐的伴奏改为“吹奏”乐器，但汉武帝时，筑基本上很少流行了，因此，司马迁已经不是很了解筑乐的演奏状况，但是孝景时演奏的刘邦的《大风歌》一是歌词没变，二是曲调没变，因而司马迁又说“无所增更”。推测刘邦所教“歌儿”应该是既击筑又歌唱的，是一种大合唱的形式。到了后来则改了伴奏乐器，合唱的形式不变。另外，从刘邦“泣数行下”来看，筑乐在汉初的感情基调没有变，即仍未悲伤的基调。
三、刘邦创制《大风歌》筑乐的基本特点
音乐从产生之初就是音、乐、舞三位一体的，刘邦创制的《大风歌》也是如此，这从上引《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可以看出。高祖歌而起舞，在他起舞期间，他所教的一百二十个儿童应该仍在击筑并歌唱。
刘邦创制《大风歌》的基本形式是三位一体的，这与汉初音乐的整体状况也有很大关系。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 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 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这里大致勾画了汉初宗庙音乐发展图。汉初没有礼仪制度，叔孙通借鉴秦国音乐而制定了汉朝的宗庙音乐，并且汉初的宗庙音乐大都是有伴奏、有歌曲、有舞蹈的，只有《登歌》是没有伴奏的，只让皇帝一个人歌唱，目的是不让伴奏掩盖人的歌唱之声，以使在场的人都能听见皇帝的演唱。另外，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因而《房中乐》是用楚地音乐制作的。孝惠二年，将《房中乐》的伴奏改为箫管，也就是“吹乐”，已经变换了楚地音乐的形式，并更名为《安世乐》。关于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后汉书》中也有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 ：“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巴渝近楚地，刘邦因喜其歌舞，令乐人学习演奏。从孝惠帝将刘邦创制的《大风歌》伴奏筑改为“吹乐”，又从孝惠帝将刘邦时的《房中乐》伴奏改为箫管来看，汉初时的筑乐应该具有较为浓厚的楚地音乐特点。
综上，筑乐在战国时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音乐，它是一种独唱形式的歌曲，并且此时的歌唱形式中没有加入舞蹈成分；到汉初时，刘邦发展了筑乐，使其成为一种大合唱的形式，并且在筑乐中加入了舞蹈成分，因刘邦喜欢楚地音乐，刘邦创制的筑乐具有较浓厚的楚地音乐特点；筑乐在感情基调上，从战国时期至汉初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都是以悲伤基调为主的。
参考文献：
[1]周武彦.中国古代音乐考释[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冯洁轩.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筑（上）[J].音乐研究，2000，（01）.
[3]冯洁轩.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筑（下）[J].音乐研究，2000，（02）.
[4]裘士京，董海蔚.传唱《大风歌》之“歌儿”小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