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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实事求是正直谦虚的节操。他一辈子以国家社会需要为己任，无论在治学、教学，还是执掌国家图书馆的各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
大智将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折桂，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任继愈自己则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来，任继愈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变成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任继愈4岁入私塾，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那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三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
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或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此后，任继愈和冯钟芸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六十年岁月。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任继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继愈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23年前，任老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图书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现状已不复存在，国图现在已经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一个心愿
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任继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他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发展史与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他个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长，大约30万字。”任继愈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他的学者本色。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时行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因为，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的确，时间宝贵。任继愈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下。正因为如此，任继愈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任继愈，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十多年前，任继愈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纵观任继愈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离世。他的遗照两边写着这样的挽联：“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
（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一书）
大智将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折桂，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任继愈自己则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来，任继愈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变成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任继愈4岁入私塾，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那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三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
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或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此后，任继愈和冯钟芸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六十年岁月。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任继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继愈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23年前，任老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图书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现状已不复存在，国图现在已经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一个心愿
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任继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他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发展史与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他个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长，大约30万字。”任继愈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他的学者本色。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时行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因为，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的确，时间宝贵。任继愈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下。正因为如此，任继愈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任继愈，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十多年前，任继愈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纵观任继愈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离世。他的遗照两边写着这样的挽联：“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
（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