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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符号学以及有关概念，从符号、符号学、中国符号学、符号学运动、符号学学科等，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中国符号学从先秦以来的遗产，以及从赵元任以来的现代中国符号学发展脉络，做了细细梳理。尤其对符号学西部学派的简历经过，及其主要的学术倾向，做了细致分析；对“文化符号学”专栏，则做了一个定位与展望。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西部学派；中国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Ｇ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17-03
《丝绸之路·理论版》准备从本期起开始长期开辟一个学术专栏，称为“文化符号学”专栏，给我们符号学西部学派开一个比较长期的阵地，这是值得祝贺的有胆有识的壮举，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会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为证明这是一件值得做，而且值得做好的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如下概念：符号、符号学、中国符号学、符号学运动、符号学学科、符号学西部学派等。哪怕对已经了解这些概念的学界中人，提出我们的界定，也是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无论今日还有多少不露声色的疑惑沉默，还有多少不由自主的讥讽嘲笑，符号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证明就在手边，全国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数量都已经非常巨大，符号学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无可否认。用“符号学”搜索百度，得274万条目，而用谷歌搜索世界各国语言中的semiotics，得到421万条目。也就是说，全世界有关符号学的讨论总数量有700万，而中国占其中2/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考虑到符号学在中国大规模发展至多30年，这个速度令人瞠目结舌。须知，有些每校必开的永恒科目，例如“文艺学”，在百度上不过331万条目，几乎要被至今尚被有些人认为是僻学的“符号学”追上。
当然，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靠街谈巷议。说的人多了，关心多了，不是坏事，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对符号学进行认真的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了。尤其是符号学让人津津乐道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面临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但是，当符号学被应用于各种学科时，往往会有一些概念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套语，变成了不必求其甚解的话头。因此，符号学者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普及，而是深入的学术探讨。
什么是符号？符号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可以简单清楚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说：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
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个定义卷入了整个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为何人追求意义的生存，迫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的人。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
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不尚空谈，具有可操作性，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符号学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符号学超越了形式研究，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成为整个当代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符号学大国。《易》以及后世的“易学”，是人类第一个对世界进行抽象解释的符号体系。王夫之的界定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对符号学的理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①他的“统会”两个字，用得很准确，这是符号学作为人文总方法论的特色。
先秦对“名”的关心遍及诸子百家：名家的形名论，墨家的名辩论，儒家（尤其是荀子）的正名论，道家的名实论；而从孟子开始的言意关系讨论一直延续到刘勰、钟嵘、陆机、欧阳建、王弼等。道教则是中国名见影响最大的、文化实践强烈的符号体系。
此后，在汉传佛教诸宗中，玄奘的唯识宗带来了因明学，对意义问题的讨论更上一层楼；禅宗则又往佛理中注入了中国玄学的意义论，直接刺激了中国的“诗话诗学”；从汉代开始的“术数”，即奇门遁甲、梅花六壬、风水堪舆、测字龟占、四柱紫微，至今是中国平民百姓的符号意义支柱，而我们除了讥之为“迷信”，其实对其作用严重缺乏了解；另外一个让全世界学者感兴趣，但是只有中国学者能说清楚的课题，是对汉字形成过程的符号学解读。有这样富厚的传统，中国符号学派应当说先天独厚。
“符号学”这个现代中文学科专称，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②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自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创立符号学科，但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在瑞士洛桑出版，而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皮尔斯的符号学说，在他生前完全没有论著发表，要到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人知。在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并任教15年之久，刚从哈佛任教归来的赵元任，绝对不是孤陋寡闻之辈。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③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可能是因为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对文理科学术贯通不一定很敏感，赵元任此文当时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要到2002年赵元任的语言学著作结集出版后，才有很少一些学者注意到此文。赵元任自己重新讨论符号学，直到4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④只是“符号学”此词在中文中延续了下来，不像中文其他学科译名经常来自日语。日语的译名为“记号学”，至今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包括一部分台湾学者，坚持认为“记号学”研究的是“符号”，或“符号学”研究的是“记号”。⑤学界做此种区分式定义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方通用的“符号学”一词semiotics，与符号sign一词词根不同，而西方对符号学的定义就建立在此种不同上：符号学在西方通用的定义为，“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实际上是用希腊词源“符号”（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中文没有必要跟西人转同义词圈子。笔者认为，中文称作“符号”与“符号学”，自然而妥帖。⑥日文“记号学”是翻译，中文“符号学”是赵元任独创，应当说是皮尔斯的semiotics、维尔比夫人的sensifics和significs、⑦索绪尔的semiologie之后第五个称呼。 在西方，符号学的学科史，从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算起，已经超过115年；从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算起，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而中国的符号学起步并不比他们晚多少，从赵元任1926年提出“符号学”，方光焘1929年在法国研习索绪尔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屈不挠地前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接近90年，比起西方符号学的历史不遑多让。
可惜，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整整60年中，与符号学走得较近的是陈望道等学者领军的语言修辞学；方光焘、高名凯等语言学家于五六十年代长达4年的关于“语言”与“言语”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符号学运动的第一场认真辩论，虽然他们没有用“符号学”这个词。
我们惋惜赵元任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的确，当别的民族前进时，我们止步了。这不能完全怪历史走迷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宏大理论，在逻辑性比较严密的学科上，一直比较钝感。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现代学界，不耐烦于逻辑分析，更喜爱“整体把握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于思维方式，不能说是缺点，但是分析方法几乎整体缺席，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弊病。符号学在苏联和东欧一直非常发达，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成就，为世界符号学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印度符号学在吠陀诗学的基础上发展很快。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符号学才作为一种新奇的舶来品介绍过来，而且一直被看作是纯粹的西学。
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20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⑧文明往往包括其物质生产，而文化则全部由意义活动组成。钱钟书的分辨断然而清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⑨正因为文化是意义活动集合，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有人称符号学为“文科的数学”，可能符号学没有如此判然绝对，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特色，使它适用于全部人文与社会学科。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五年来，我们把各大学有志于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团聚起来，同声相呼，同气相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中国符号学的“西部学派”；西北师范大学的“符号学研究中心”，则是西部符号学派的另一个中心，与四川大学互为犄角，而西北、西南各省的主要大学，都有符号学者在辛苦耕耘。称之为“西部学派”，并非排斥中国其他部分，至今尚没有一个“中国学派”，我们也不愿如此自称。
西部符号学派，是欧美之外第一个形成派别的符号学派，这事情本来并不稀罕，学而无派，千奇百怪。西部学派把符号学从“语言中心”拉了出来，重点放在文化与传媒上，符号学才真正成为“文科的数学”，成为各种人文、社科研究的利器。
西部学派的主要倾向是抓两头。一方面是理论的抽象，符号诗学、符号叙述学、符号美学、符号学主体哲学，都有人在辛苦经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与精神分析等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都有人在做专题研究；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求索。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重符号学的渗透力：产业商品，如广告、品牌、游戏、动漫、取名等；社会文化，如幸福感、体育、时装、名人、神话、环境、旅游等；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等，都有人在做深入的符号学钻研。这些研究不只是应用符号学，那样就把我们面临的任务想得太简单了。符号学既然号称“文科的数学”，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讨论遇到了阻隔，那就不是该门类的错，而应当视为符号学学理的不足。只有不断地让符号学的原理经受文化实践的考验，才能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活的学问，边界开放，不断拓展。
《丝绸之路·理论版》设立“文化符号学”专栏，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我们即将发表的这些探索是创新的，这些应用研究试出了符号学这把解剖刀的锋芒。但是，我们更期待各位同仁的批评。毕竟，一个学科，尤其是符号学这样主张普适性的学科，必须在争论中才能成长。虽说学而无派，千奇百怪；有派而无挑战，就会成为自说自话，就不像一个学派。
［关键词］符号；符号学；西部学派；中国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Ｇ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17-03
《丝绸之路·理论版》准备从本期起开始长期开辟一个学术专栏，称为“文化符号学”专栏，给我们符号学西部学派开一个比较长期的阵地，这是值得祝贺的有胆有识的壮举，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会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为证明这是一件值得做，而且值得做好的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如下概念：符号、符号学、中国符号学、符号学运动、符号学学科、符号学西部学派等。哪怕对已经了解这些概念的学界中人，提出我们的界定，也是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无论今日还有多少不露声色的疑惑沉默，还有多少不由自主的讥讽嘲笑，符号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证明就在手边，全国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数量都已经非常巨大，符号学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无可否认。用“符号学”搜索百度，得274万条目，而用谷歌搜索世界各国语言中的semiotics，得到421万条目。也就是说，全世界有关符号学的讨论总数量有700万，而中国占其中2/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考虑到符号学在中国大规模发展至多30年，这个速度令人瞠目结舌。须知，有些每校必开的永恒科目，例如“文艺学”，在百度上不过331万条目，几乎要被至今尚被有些人认为是僻学的“符号学”追上。
当然，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靠街谈巷议。说的人多了，关心多了，不是坏事，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对符号学进行认真的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了。尤其是符号学让人津津乐道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面临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但是，当符号学被应用于各种学科时，往往会有一些概念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套语，变成了不必求其甚解的话头。因此，符号学者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普及，而是深入的学术探讨。
什么是符号？符号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可以简单清楚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说：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
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个定义卷入了整个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为何人追求意义的生存，迫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的人。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
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不尚空谈，具有可操作性，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符号学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符号学超越了形式研究，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成为整个当代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符号学大国。《易》以及后世的“易学”，是人类第一个对世界进行抽象解释的符号体系。王夫之的界定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对符号学的理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①他的“统会”两个字，用得很准确，这是符号学作为人文总方法论的特色。
先秦对“名”的关心遍及诸子百家：名家的形名论，墨家的名辩论，儒家（尤其是荀子）的正名论，道家的名实论；而从孟子开始的言意关系讨论一直延续到刘勰、钟嵘、陆机、欧阳建、王弼等。道教则是中国名见影响最大的、文化实践强烈的符号体系。
此后，在汉传佛教诸宗中，玄奘的唯识宗带来了因明学，对意义问题的讨论更上一层楼；禅宗则又往佛理中注入了中国玄学的意义论，直接刺激了中国的“诗话诗学”；从汉代开始的“术数”，即奇门遁甲、梅花六壬、风水堪舆、测字龟占、四柱紫微，至今是中国平民百姓的符号意义支柱，而我们除了讥之为“迷信”，其实对其作用严重缺乏了解；另外一个让全世界学者感兴趣，但是只有中国学者能说清楚的课题，是对汉字形成过程的符号学解读。有这样富厚的传统，中国符号学派应当说先天独厚。
“符号学”这个现代中文学科专称，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②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自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创立符号学科，但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在瑞士洛桑出版，而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皮尔斯的符号学说，在他生前完全没有论著发表，要到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人知。在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并任教15年之久，刚从哈佛任教归来的赵元任，绝对不是孤陋寡闻之辈。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③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可能是因为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对文理科学术贯通不一定很敏感，赵元任此文当时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要到2002年赵元任的语言学著作结集出版后，才有很少一些学者注意到此文。赵元任自己重新讨论符号学，直到4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④只是“符号学”此词在中文中延续了下来，不像中文其他学科译名经常来自日语。日语的译名为“记号学”，至今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包括一部分台湾学者，坚持认为“记号学”研究的是“符号”，或“符号学”研究的是“记号”。⑤学界做此种区分式定义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方通用的“符号学”一词semiotics，与符号sign一词词根不同，而西方对符号学的定义就建立在此种不同上：符号学在西方通用的定义为，“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实际上是用希腊词源“符号”（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中文没有必要跟西人转同义词圈子。笔者认为，中文称作“符号”与“符号学”，自然而妥帖。⑥日文“记号学”是翻译，中文“符号学”是赵元任独创，应当说是皮尔斯的semiotics、维尔比夫人的sensifics和significs、⑦索绪尔的semiologie之后第五个称呼。 在西方，符号学的学科史，从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算起，已经超过115年；从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算起，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而中国的符号学起步并不比他们晚多少，从赵元任1926年提出“符号学”，方光焘1929年在法国研习索绪尔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屈不挠地前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接近90年，比起西方符号学的历史不遑多让。
可惜，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整整60年中，与符号学走得较近的是陈望道等学者领军的语言修辞学；方光焘、高名凯等语言学家于五六十年代长达4年的关于“语言”与“言语”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符号学运动的第一场认真辩论，虽然他们没有用“符号学”这个词。
我们惋惜赵元任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的确，当别的民族前进时，我们止步了。这不能完全怪历史走迷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宏大理论，在逻辑性比较严密的学科上，一直比较钝感。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现代学界，不耐烦于逻辑分析，更喜爱“整体把握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于思维方式，不能说是缺点，但是分析方法几乎整体缺席，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弊病。符号学在苏联和东欧一直非常发达，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成就，为世界符号学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印度符号学在吠陀诗学的基础上发展很快。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符号学才作为一种新奇的舶来品介绍过来，而且一直被看作是纯粹的西学。
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20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⑧文明往往包括其物质生产，而文化则全部由意义活动组成。钱钟书的分辨断然而清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⑨正因为文化是意义活动集合，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有人称符号学为“文科的数学”，可能符号学没有如此判然绝对，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特色，使它适用于全部人文与社会学科。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五年来，我们把各大学有志于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团聚起来，同声相呼，同气相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中国符号学的“西部学派”；西北师范大学的“符号学研究中心”，则是西部符号学派的另一个中心，与四川大学互为犄角，而西北、西南各省的主要大学，都有符号学者在辛苦耕耘。称之为“西部学派”，并非排斥中国其他部分，至今尚没有一个“中国学派”，我们也不愿如此自称。
西部符号学派，是欧美之外第一个形成派别的符号学派，这事情本来并不稀罕，学而无派，千奇百怪。西部学派把符号学从“语言中心”拉了出来，重点放在文化与传媒上，符号学才真正成为“文科的数学”，成为各种人文、社科研究的利器。
西部学派的主要倾向是抓两头。一方面是理论的抽象，符号诗学、符号叙述学、符号美学、符号学主体哲学，都有人在辛苦经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与精神分析等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都有人在做专题研究；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求索。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重符号学的渗透力：产业商品，如广告、品牌、游戏、动漫、取名等；社会文化，如幸福感、体育、时装、名人、神话、环境、旅游等；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等，都有人在做深入的符号学钻研。这些研究不只是应用符号学，那样就把我们面临的任务想得太简单了。符号学既然号称“文科的数学”，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讨论遇到了阻隔，那就不是该门类的错，而应当视为符号学学理的不足。只有不断地让符号学的原理经受文化实践的考验，才能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活的学问，边界开放，不断拓展。
《丝绸之路·理论版》设立“文化符号学”专栏，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我们即将发表的这些探索是创新的，这些应用研究试出了符号学这把解剖刀的锋芒。但是，我们更期待各位同仁的批评。毕竟，一个学科，尤其是符号学这样主张普适性的学科，必须在争论中才能成长。虽说学而无派，千奇百怪；有派而无挑战，就会成为自说自话，就不像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