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出生在一个中国遭遇剧变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作为近代新式民间报人,他为中国近代报刊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37岁创办的《时务报》算起,到51岁因病辞世,汪康年将生命中的最后16年交给了新闻业。在这16年中,汪康年主持并创办了6份报刊,即《时务报》、《时务日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作为中国较早的近代新闻业的民间从业者,汪康年积累了大量的实用经验,做出了许多建设性和开创性的贡献。他以政府要改革、民间要安定为出发点,目光犀利,刚正不阿,从权贵高官到民间人士,一律抨击无误;同时他具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捍卫个人理想,不管处境多么艰难,从不低头屈服。汪康年坚持独立办报,不受外国人和满清政府所左右,这也是他区别当时其它报业老板和传媒官僚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在维新变法中的摇旗呐喊,还是在立宪运动中为民间监督权力运作的舆论助威,他都亲自操笔作文,利用舆论宣传阵地,希望通过报纸的呐喊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护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力促中国走向独立富强。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败、灭亡过程的亲历者,汪康年无疑具有时代所赋予他的特点。一个败落家庭的读书人,能有什么路可走?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只能选择科举一途。在他30岁的而立之年,终于高中浙江己丑恩科第6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他可以高枕无忧,平步青云。事实上他的前途并不明朗,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上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幸运的是,当时环境已不同于他刚求学科考之时,“学而优则仕”已非士大夫唯一的出路,商业、文教、传媒的兴起,使失意的士大夫在当时政府机构之外也可找到寄托理想之所。加之,他已在洋务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那里磨砺数年,思想、见识、视野已非当年所可比拟。这些因素促使他终于走上“绝意仕进”,10年内不应朝考,专意办报,其目的在于讨论中国命运与前途,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晚年,他始终贯彻这一点。完成了从一个追求功名的旧士子到锐意维新的报业实干家的转变,走向呼吁制度变革的道路,而办报便是他的工具之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报刊对战事的错误报道,刺激了汪康年办一份中国人自己报纸的决心。在当时中国近百家报刊中,50余家属于教会所办,20余家属于外国商人所办,中国商办报刊只有10余家。而到1894年底,这10余家中,至少已有5家停刊。剩下的数家中,外国人入股、推外国人为总董的也有几家。这样算来,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也就寥寥无几。汪康年想在新闻舆论日益重要、地位日渐突出的晚清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可谓开时代之先河。
　　1896年在新闻史上极具纪念意义。这一年,汪康年、梁启超联手创办《时务报》,汪康年担任报馆总理,负责馆中事务和外出应酬;梁启超出任撰述,主管报中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份属于求新求变的士大夫的民办报刊。这一年的8月9日,酝酿多时的《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汪康年也正式辞去张之洞孙辈家庭教师之职,不再依附他人,成为一名呼吁变法的办报自由职业者。对于第一份自己所办的报刊,汪康年对其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时务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无任何来自官方的定期拨款,全靠捐款创立。对报馆的财务情况,汪康年给予了极大重视,采取多挖掘捐款渠道,在全国九地设立15处代收捐款点,每隔半年在报中刊登一次收支清册等措施。尽管其间出现过许多问题,但从总体而言,《时务报》的经营还是成功的,报馆收支基本持平,并小有盈余;报馆人员持续发展,销量持续上升,质量亦有保障;最后报纸的停刊不是因为经济和质量问题,而是内部派系斗争所致。这都说明汪康年对《时务报》的经营是成功的,也为我们今天报刊改革提供了经验。
　　《时务报》出版后,因为以旬为发行周期,每月只有3册,又专以提倡变法为主旨,所以不能顾及新闻的事。鉴于这种情况,汪康年便想再办一份日报,以弥补这一不足。1896年汪康年与梁启超谈及办日报之事,梁启超立刻表示赞同,接着又建议日报分张别行,记时务、新闻、商务等各为一张,读者可以全买,也可分开买,各取所需。1898年5月11日,汪康年、曾广铨等合筹股本16000元,开办《时务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为主。
　　戊戌变法中《时务报》被改为官报,汪康年另外创立《昌言报》,取其说真话、真实之意,章炳麟任主笔。报纸栏目有译论、论说、谕旨、奏章、外文译编等,同《时务报》基本一致。虽然在传达信息的丰富性和评论的深度上不及《时务报》,但仍传达着改革者的一份执著追求。但戊戌变法后,维新风气全无,办报环境大变,《昌言报》实难维持下去。此外,《昌言报》偏重于政论,不登商业广告,没有广告收入。报馆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报馆财务与经营陷入恶性循环。1898年11月出版了第10册报纸之后,报纸停刊。
　　《时务报》改为官报的同时,《时务日报》也易名为《中外日报》。对于《中外日报》,汪康年曾因身体原因及家庭私事在数年间退出过报馆,后又重新介入,执掌《中外日报》。1908年,《中外日报》因揭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警之腐败,激怒两江总督端方等人,苏松太道蔡乃煌想干涉报馆经营,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稿交彼阅看。面对无理干涉,汪康年严词拒之。1908年蔡乃煌继而又强迫汪康年让出报馆。万般无奈,汪康年忍痛于1908年8月,将报馆让给蔡乃煌。1911年,《中外日报》在蔡氏手中停刊。
　　随着时局的发展,汪康年的注意力从地方势力转移到中央政府身上,希冀通过他们对中国现状有所影响或改观。为此,汪康年计划在北京办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来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几经周折,1907年3月18日,汪康年终于在北京出版了他一生中所办的第五份报纸——《京报》。《京报》为日刊,为吸引读者,方便读者阅读,汪康年大胆创新,不用普通报纸的大幅形式,采用小页张,以利于读者浏览,这在当时属于创新之举。办报资金尽管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但这只是私人身份的赞助,《京报》仍属民间办报,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扰,具有民间色彩的汪康年始终决定着《京报》的舆论与发展方向。汪康年在《〈京报〉发刊献言》中明确揭示了办报目的: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由此看出汪康年直言不讳《京报》理应承担起社会监督的责任,褒贬时政,抨击现实。所以,问世后的《京报》,面对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刊发了一系列的议论,阐明立宪的益处和方法步骤,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立宪运动摇旗呐喊。但好景不长,受清末的丁未政潮的影响,《京报》被勒令关闭。
　　如果说汪康年早年所办报,是想有所作为,但无所凭借,不得已借助报刊的力量干预时局。而步入晚年的汪康年更是这种情况,政府中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自己也拿不出先进的具有建设性的行动纲领。创办报纸,坐而论道,成了身处困境的汪康年的唯一选择。于是,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在北京出版了生平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5天一期,每月6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份真正属于汪康年自己的报纸,从出版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停刊,在所出版的82期中,每期八页的稿件几乎全由汪康年一人撰写、编辑和校对。1911年,汪康年病逝,《刍言报》停刊。至此汪康年为自己作为民间报人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汪康年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业内经验。作为中国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