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通过梳理利玛窦《友论》的版本与流传,本文认为《友论》在明清之际的重要性和流传范围,不亚于被视为天主教文献权威版本的《交友论》.这本书的诞生和流传,是利玛窦对明代较高的友伦地位、南昌兴盛的讲学和结社活动的敏感捕捉,是对晚明重视道德宣讲和以友辅仁的社会文化的主动参与.在《友论》中,利玛窦自署“太西国山人”,反映出其身份从番僧到“山人”再到儒家学者的转变,几经周折,利玛窦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找到明末天主教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方式.
【机 构】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研究室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梳理利玛窦《友论》的版本与流传,本文认为《友论》在明清之际的重要性和流传范围,不亚于被视为天主教文献权威版本的《交友论》.这本书的诞生和流传,是利玛窦对明代较高的友伦地位、南昌兴盛的讲学和结社活动的敏感捕捉,是对晚明重视道德宣讲和以友辅仁的社会文化的主动参与.在《友论》中,利玛窦自署“太西国山人”,反映出其身份从番僧到“山人”再到儒家学者的转变,几经周折,利玛窦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找到明末天主教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方式.
其他文献
本文主要采用文化翻译和历史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大唐西域记》这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英国东方学界的翻译与研究史进行简略的追溯与回顾,重点考察英国学者毕尔和瓦特斯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对古代西域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比较分析《大唐西域记》这两部重要的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和特征,最后探讨英国基于《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对古代印度等进行的相关研究及其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积极推动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10世纪前后,唐和大食文献均载有一个情节相似的商人与鲸鱼故事,古罗马史籍也有相似记载,古印度同样有一些情节相近的佛本生故事.商人与鲸鱼故事的源头在印度,原型是商人与摩竭鱼佛本生故事.在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互动中,这一故事从印度传播到东至东亚、西至欧洲的广大地区,并与接纳之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几个既有雷同情节、又各具特色的商人与鲸鱼航海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的基本格局.
“木简顶中挂,卧狮梁中跨.\'丁\'字形结构与\'人\'字形照壁相对应,象征着人丁兴旺.平面布局呈纵阶梯形,意味着步步高升.”每当我走进这里,都会涌出一种自豪之感.rn前年暑假,新农村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茶,大伙儿为了打造美丽宜居的家园,鼓足了干劲.为了能让全体村民有个好去处,村里打算实施一个大工程.村长担心外人的设计无法体现本村特色,便决定让村里人亲自操刀.毫无意外,村委委员们都推荐了阿倩——我的堂姐.
自古以来,众多智者圣人、著名哲学家、政治家以及知名学者一直致力于中国国家制度的研究,此项研究持续了几千年.尽管如此,中国国家体制的古老历史在当今世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和充满争议的,至今是个未解之谜,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俄罗斯最为权威的《东方》(《Восток》)杂志社建议读者关注近期的系列文章,它们阐述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体制的演变历史,并展示了独特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也是最发达的文明.西方文化(欧美文化、印伊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国或者汉字图文化)相互作用的两极性,不仅具有社
斯坦因在前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中都对帕米尔地区的地理、历史、人种、古迹等进行了记述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的价值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古帕米尔地区多元文化交流的阐述为研究帕米尔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二是为继续挖掘英、俄在帕米尔的勘察档案提供了线索;三是可依据有关帕米尔居民的人种、族源、语言、性格、体貌特征的描述,探讨该地区居民对民族国家及其自身身份的认同.但应注意,斯坦因在考察报告中将英国、俄国私自划分的帕米尔领土界限视为中国、英属印度、俄国、阿富汗的国界线,抹去了帝国主义侵略色彩.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是欧洲人对中国医学进行深入探究的起始阶段.在这一时期,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和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为主的海外医生的报告,构成了德国中医知识的主要来源.其中中药、脉学和针灸是这一时期中医西传,也是德国中医研究的主要方面.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同时受当时德国社会,尤其是医学发展的影响,德国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欧洲医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医.他们对中药和脉学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而对针灸的态度则经历了从好奇推崇到批评拒绝的转变.但是一直到18世纪末,对中医的负面观点在德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一、由“文学史”走向“文化交流史”“汉学史”rn叶其松、程露晨(以下简称“叶、程”):李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北京大学俄语系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重镇,您早年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请谈谈这其中的背景.
广东人冯亚星与冯亚学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前往德国并习得德语的中国人.本文综合各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梳理了二人的生平事迹,分析与二人相关的各类原始文献,厘清一些相关问题及争议,指出二人文化水平不高,绝非所谓“学者”;亚学的故乡是黄埔,而非黄圃.文章特别指出,这两位先行者对中德交流史以及汉语历史语言学具有尚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特殊意义.
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关注近年来日益升温,包括李欧梵、刘禾、王德威、邓腾克在内的学者从许多不同视角考察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大方面:翻译史的梳理和对翻译家的介绍;探讨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的密切关系;探讨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些研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结合西方最新理论进行探讨;在没有使用理论的情况下,采取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进行考察;不是单纯地关注翻译文本,而是关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欧美汉学家们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极具启发性,但是
在近代中西交往史中,中荷关系占据着重要地位.基于交往所涉地域,中荷关系史大致可划分为荷兰与中国台湾、澎湖地区关系史以及荷兰与中国大陆地区关系史.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9年,中国大陆学界中荷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荷兰与中国台湾、澎湖地区关系史研究成果重于荷兰与中国大陆地区关系史研究成果,这不仅反映于成果数量,同时也体现在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中荷关系成为中国大陆学界中西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原因在于对荷文原始档案史料利用的困难.只有打破这一障碍,中荷关系史研究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