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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君诗的创作代不乏人，诗人们往往以人为本，给这一咏叹主题涂上不同的时代特色，寄寓着各自的感受，从而使咏昭君诗的主旨焕发出丰富的历史内涵。
关键词：昭君诗；以人为本；主题衍变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64-03
汉高祖遭遇白城之围，采纳和亲之议，送刘敬之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围遂解，此后和亲的政策相沿不改。这种牺牲一人幸福换来国家暂时安宁的屈辱政策，一直以来引起争议。而其中，汉元帝时王昭君的出塞和亲，以其特殊的身份、惊艳的姿色、曲折的故事及悲剧的命运，不断成为后世诗人吟咏的题材。历代诗人对昭君倾注了太多的人文关怀，仅《四库全书》所收就接近千首，足可称为古今诗歌第一题材。而不同历史时期昭君诗的主题往往又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从而焕发出丰富的历史内涵。
一、魏晋六朝：怨妇形象的始作俑者
魏晋六朝时期，大一统集权政治衰落，经学统治松动，社会秩序纷乱，而家族地位稳定，导致有权、有钱、有文化的特殊阶层自然地倾向对生命价值的探究、感性的重视乃至消极的享乐。文学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感性美的开掘。
据现有文献考知，文学史上最早以昭君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是西晋的石崇，题为《王明君辞》：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关于石崇，《晋书》本传载其因女色误身被杀，千古传为笑谈。但这首《王明君辞》却写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石崇以代言体的形式，想像王昭君远嫁的情景，细腻地刻画其忧伤的心理，“哀郁伤五内，泣泪湿珠缨”、“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等句，凸显昭君不忍远离、五内俱焚的感受，读之令人扼腕。
石崇创作这首诗的动因史无记载，其对昭君的吟咏，与其说是惋惜同情，勿宁说是对美色的永无满足的垂涎，是对昭君流落异族而不是归为汉人的愤恨不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观。但这首诗的写作定格了昭君在文学中的怨妇形象，为后代许多昭君诗定下了悲怨凄凉的基调。
对昭君命运的感伤外，思乡也是这一时期昭君诗的主题之一。南朝宋鲍照的“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王昭君》）及陈叔宝的“啼妆寒叶下，愁眉塞月生。只余马上曲，犹作别时声”（《明君辞》），设身处地地为昭君着想，想像昭君对故土的刻骨思念，令人伤惋。
而能够不同流俗，另立新意的昭君诗，当数北周庾信的《昭君怨》：
敛眉光禄塞，遥望夫人城。片片红妆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度，雪路抱鞍行。朔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作胡笳声。
庾信在北朝虽然官位通显，但乡关之思难以遏止，他在北朝期间先后写下了《小园赋》、《哀江南赋》等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正是有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才使他对昭君的不幸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昭君诗的创作上影响深远。
总之，魏晋六朝的昭君诗大多在自身狭小的生命空间里吟咏细腻丰富的心灵感受，其所关注的还仅是昭君个人命运的得失，缺少主题的深刻衍变。但是，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汉月胡风”、“丹青失画”、“胡笳哀弦”等意象已经形成，几至成为后代昭君意象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成为后人不断翻炒的诗歌用语。
二、唐朝：宽容的民族包容意识
昭君诗到了唐代开始大放光彩，大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皆有作品行世。综观这一时期的诗作，明显感到与魏晋六朝时人的作品有不同之处在于，唐人的昭君诗体现出一种跨越历史时代的心理认同感。
（一）对昭君的异代同情。诗人们普遍沿用《西京杂记》里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而失宠的说法，在诗作中经常出现“怨”的情绪，分别怨恨画师的不公、君恩的浅薄和命运的捉弄，异代相惜。白居易《明妃怨》：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疎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二）诗作时见大唐气象。唐朝顺应历史潮流，鉴于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以及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力达到了当时世界其它各国所无法企及的高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正如严羽所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昭君诗的创作也受这一气象的影响，李白的《于阗采花》道：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妬娥眉，胡沙埋皓齿。
唐人喜欢拿汉与当朝相比，总认为大唐在各个方面传承的是汉的衣钵。大唐帝国的这种恢弘气度的确使诗人们能在一个广阔自由的空间里从前代关于昭君的大量素材中充分地汲取营养，并能够结合时代特征，表现出大唐气象来。白诗把“汉”和“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鲜明地突出昭君的美貌冠盖汉胡，是对汉地能够“出产”这样一位绝代美女的无限自豪。“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这种大气洒脱、辐射四方的美，有唐人的审美标准在。
（三）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明妃之色，后宫第一，然而却流落异域，远窜蛮貘，其悲天人共知。唐人咏明妃之际除感发无限同情之外，还能够联系自己的际遇，感愤时事多艰，渴望为国所用。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老杜因为疏救房琯，直言进谏，遭遇贬斥而流落他乡。因此，叹美人沦落的同时，也暗喻自己的终不为世用，是咏史，更是咏怀。唐汝询云：“夫明妃以色而被捐，子美以才而见逐，其不遇一也。”［2］今人傅光也说：“正为了身世上的同感，才能够立生哀悯和同情，才能够设身处地曲尽其情，而又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将其中怨情，数笔托出。”［3］
三、宋朝：个人际遇的深层反思
饱读诗书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力争与唐人一较高低，因而他们避重就轻，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重在阐发诗歌中的理趣，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唐人的昭君诗已经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境界，宋人亦不甘示弱，在昭君诗的创作上另辟蹊径。他们的主要作法是对和亲的历史意义、昭君命运的成因以及汉胡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得出符合这一时代审美心理的结论。首先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前人的昭君诗，不是把昭君的悲剧命运归咎于画工毛延寿对昭君形象的丑化，就是描写昭君在异域孤苦的生活。而荆公的这首诗却自出新意，一反前人旧说，除了对昭君的遭遇深表同情外，更把造成昭君命运直接归咎于平庸无能的汉元帝，含蓄地指责了封建统治者的刚愎、愚昧和对人才的埋没、扼杀。结语“人生失意无南北”力重千钧，借昭君之口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感慨，为那些堪为朝廷柱石的贤才不受重用而惋惜。
荆公此作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关注，和作或诗意相近的作品纷至沓来。其中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最为知名：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瑞安能制绝域。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欧阳修作此诗之际，北宋朝政日非，积贫积弱的矛盾日趋表面话，北方外族的侵略势力日益严重，有清醒头脑的文人们积极寻求治国良策，但统治阶层依然醉生梦死，毫无知觉，这首诗就是针对这一局面而发的。其他和作也皆以昭君的遭际为探讨的对象，重视对人生命运进行反思，提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性问题。但他们视野所达，没有超出王安石《明妃曲》所界定的苑囿，可见荆公诗作的影响所及。
另外，北宋末年刘子翚题画家李公麟作的《明妃出塞图》写道：“羞貎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颂扬昭君的历史功绩，拿西汉卫青、霍去病等功臣相比较，讽意显然。立意新颖而感慨无穷，被吴小石先生称为“两宋咏昭君诗中的压卷之作”［4］。
四、元朝：民族融合的微观呈现
崛起于蒙古的元朝以强悍的武力征服亚欧大陆的大片地区，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统一的元帝国出现了“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繁盛局面，不同的文明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相互影响，华夏文明在吸取各民族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在昭君诗的创作上，诗人们接过前代的接力棒，一方面传承着对明妃命运遭际的惋惜，一方面结合元代社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征，使昭君诗在两个层面上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
在昭君出塞的问题上，他们一向是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的，认为汉胡和亲存在个人的不幸，但没有民族的隔膜。耶律楚材的《过青冢次贾抟霄韵》：
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塞尘。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朝云雁唳天山外，残日猿悲黑水滨。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
耶律楚材是辽国（契丹）王族后裔，入元以后一直是“天子近臣”，有重要影响。蒙古开国时期的情况特殊，而他精通主要民族语言，远涉西域各地，洞悉几个世纪以来北方民族的兴衰过程，所以在相当广泛的领域起着均衡社会不同层面的作用。为了避免“斯文将丧”，他身体力行，繁重的政务之余，积极投入文化建设。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和亲，只是认为昭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是为昭君鸣不平；“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交代昭君在胡地受到的尊重。诗人还借昭君自伤身世，微妙地表达作为契丹人在蒙古治下沧桑之感。
耶律楚材的次子耶律铸，一生三次出任丞相，但最终以“不纳职印”、“妄奏谋逆”等获罪。其诗风与乃父相近，不事雕琢，平淡自然，有《明妃二首》：
汉使却回凭寄语，汉家三十六将军。劝君莫话封侯事，触拨伤心不愿闻。
散花天上散花人，唯说香名更未闻。薄命换遗仙寿在，不须青冢有愁云。
诗有劝勉、有惋惜，更有景慕，表达出北人对昭君的一种普遍的认同意识。一般地说，由于北方自五代北宋以来一直受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这状况前后延续了三百余年之久。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汉化了的士大夫固不必说，即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正统观和华夷之辩的观念也很淡薄，对蒙古王朝的统治没有产生通常的改朝换代的特殊感受，而是把一统江山看成历史的必然，因而表现在昭君诗中，不像前朝人的那样引为大耻。
此外，刘因的《昭君扇头》：“不忍纷纷丑女颦，百年孤愤汉宫春。一身去国名千古，多少名臣学妇人。”袁桷的《昭君图》：“鬓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杀宫春。谁道佳人倾国，解从绝域和亲。”对昭君的际遇有同情，但更多是赞美和仰慕，希企一如昭君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有自己的位置。这一观点确乎与前代不同，也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五、明朝：复古与求变的消长
谈及明代文学不能不联系文学的复古。经过唐宋人的大力开拓，中国诗歌发展到明代如同强弩之末，看不出自己的特色，虽然明人坚持不懈地探索，各种流派辈出，诗歌数量激增，但上乘之作少而又少，以至有人认为明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最无佳趣之时代也”［5］。当然这说法也失之偏颇。明王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普遍有了翻身的感觉和复古的愿望，从茶陵诗派到“前后七子”后先相继，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复古这面大旗，使复古运动持续了百年之久。明代昭君诗也不例外，受复古思潮的影响，参与创作的诗人和作品都比前代多，但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模拟的痕迹。何景明《明妃引》：
明妃绝色世无邻，粉黛那数三千人。咫尺宫门接前殿，君王只向图中见。当时自恃如花容，美丑谁知由画工。单于日近汉日远，万里风沙魂不返。琵琶马上再三弹，翠袖朝啼关塞寒。皓齿明眸丧沙漠，千秋遗曲犹悲酸。燕支暮云白浩浩，羌人吹笳雪飞早。山前孤冢高嵯峨，岁岁春风长青草。古来抱节本难遇，况复蛾眉人所妒。君不见，长门宫，不用黄金买词赋，纵有朱颜君不顾。
此诗直是王安石《明妃曲》的翻版，寓意相似，词汇雷同，典故一致，结句与荆公之“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如出一辙。
文化史上的每一次运动，就内容和目的而言，不外乎“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而大凡以“复古”相标榜的思潮，多以复古为名行求新之实，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明代文坛的复古运动顺应了历史要求，他们复兴的是正统的“汉唐气象”，重视作品的真情实感，提倡高格朗调，“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是“建设”。
明人的昭君诗作者和作品数量都超过前代，复古和求变的思潮一如整个文坛的实际。题目上以《昭君（明妃）怨》、《昭君（明妃）曲》、《题昭君（明妃）图》三类为多，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诗题。内容上良莠不齐，但多数著名的文人还是能写出有新意的诗作的。李攀龙《和聂仪部明妃曲》：
青海长云万里秋，琵琶一曲泪先流。六宫多少良家子，不到沙场不解愁。
诗注重对昭君命运成因的探讨，侧面赞颂了昭君和亲对安边的贡献，是明人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求变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复古的痕迹大于求变的色彩罢了。
六、清朝：遗民寄托与温柔敦厚
诗人多、作品多、流派多、理论多是清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由于这“四多”的特征，我们很难给有清一代的诗歌作一个恰当的概括。昭君诗也一样，不同经历和背景的诗人，其所寄托的感情和体现的风格各各不同。
（一）遗民寄托。明清易代之际，大批诗人也由明入清。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诗人们，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都能够运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反映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沦亡之感。最能代表遗民寄托的昭君诗当数陈子龙《明妃篇》：
……竟宁年中宾北国，诏选才人归绝域。胡儿已失燕支山，汉家何惜倾城色。明妃慷慨自请行，一代红颜一掷轻。薄命不曾陪凤辇，娇姿还欲擅龙城。……
陈子龙是明末复社的主将，几社的创始人。清兵入关后，自练水师数千人转战江南，不幸被清兵逮捕，于顺治四年（1647）五月在押解途中投水自尽，以身殉节。经历了朱明王朝灭亡和满清贵族入主中原的巨大变故，加上自身的抗清实践，陈子龙这期间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故园之思，另一方面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对满清贵族的无比仇恨。这首诗以明妃自比，表达其历史巨变之际的忠贞之心，清人王昶说：“言女不可以不见御而易其心，犹士不可以不见知而变其节也。”［7］
在遗民昭君诗的创作上能够与陈子龙同辉共耀的应为屈大均。屈既是一名抗清斗士，有是一位幻想诗人［8］。其遗民诗民族立场坚定，抗清意志坚决。《明妃庙四首》之一：
明妃祠枕楚江沙，万壑群山夹道斜。明月尚悬香水镜，芙蓉早堕玉门笳。羞同公主随胡俗，幸似阏氏在汉家。终古秭归哀怨地，杜鹃声里有琵琶。
千古以来，无数诗人为昭君洒下一掬热泪，但惟有屈大均的这首诗表达了对明妃的不满和讽刺。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看出诗人异族入侵如何羞愤，对身事异族之人是多么痛恨。
（二）温柔敦厚。康熙以后，经过雍正而入乾隆，社会进入“盛世”，清王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为适应“盛世”的需要，沈德潜大力倡导“格调”说，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9］。受其影响，多数诗歌在内容方面大都显得贫乏，格调平和，昭君诗的创作也不例外。张尔庚《明妃》：
掖庭咫尺弃长门，岂独穹庐是断魂。金屋何人烟草没？得名千载亦君恩。
（三）女性感喟。女性咏昭君古已有之，但从人数到诗作数量上来说当数清代为最。仅今人杜珣就收集16人的19首作品［10］，当然，由于清人作品数目大，分散广，一时无法全部收集。清代女性的昭君诗有的通过昭君之怨，反映异域生活的悲凉，抒写千秋之怨，流露出反清思想。如王端淑《明妃梦回汉宫次韵》：
一自明妃出未央，空留遗恨在昭阳。琵琶曲尽关山泪，环珮声归塞上霜。宿雁残更移晓幕，依人落月下空床。旧时纵有三秋怨，不及穹庐此夜长。
王端淑明末清初人，其父乃文学家王季重。明亡，乃父绝粒而死。王端淑满怀家仇国恨，写有《悲愤吟》等诗，寄托哀思。顺治间，清廷闻其才名，欲召为宫廷教师，被她拒绝。
清代女诗人中有许多是妾的身份，如陈葆贞《王昭君》：“紫塞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帷。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对昭君的哀叹，有很大惺惺相惜的成分在。她们一如当年的昭君，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没有自由的选择，只能把理想寄托在诗歌当中。这些人的昭君诗侧面反映了清代妇女在封建伦理压抑下的生活，她们渴望像王昭君一样走出桎梏，摆脱束缚，哪怕是来到荒漠绝域，也在所不辞。这才是真正的千古同悲。
昭君诗一如以昭君为题材的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现象。诗人们这种一以贯之的“昭君情结”，折射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人为本、关心国事、注重周边关系的普遍心理，他们不以位卑而藏拙，不以显贵而妄言，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把中华民族统一的大业放在第一位，继承了“怨而不怒”的传统儒家诗教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园地奉献了一株耀眼的奇葩。
参考文献：
\[1\]\[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G\].沧浪诗话:附录.
\[2\]唐诗解:卷四十二\[Z\].
\[3\]傅庚生,傅光合.杜甫论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吴小石.宋人咏昭君诗\[G\].古典诗歌札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1.
\[5\]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6\]\[明\]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G\].空同集:卷五十二.
\[7\]陈子龙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
\[8\]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5.
\[9\]\[清\]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Z\].
\[10\]杜珣.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
关键词：昭君诗；以人为本；主题衍变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64-03
汉高祖遭遇白城之围，采纳和亲之议，送刘敬之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围遂解，此后和亲的政策相沿不改。这种牺牲一人幸福换来国家暂时安宁的屈辱政策，一直以来引起争议。而其中，汉元帝时王昭君的出塞和亲，以其特殊的身份、惊艳的姿色、曲折的故事及悲剧的命运，不断成为后世诗人吟咏的题材。历代诗人对昭君倾注了太多的人文关怀，仅《四库全书》所收就接近千首，足可称为古今诗歌第一题材。而不同历史时期昭君诗的主题往往又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从而焕发出丰富的历史内涵。
一、魏晋六朝：怨妇形象的始作俑者
魏晋六朝时期，大一统集权政治衰落，经学统治松动，社会秩序纷乱，而家族地位稳定，导致有权、有钱、有文化的特殊阶层自然地倾向对生命价值的探究、感性的重视乃至消极的享乐。文学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强调感性美的开掘。
据现有文献考知，文学史上最早以昭君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是西晋的石崇，题为《王明君辞》：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关于石崇，《晋书》本传载其因女色误身被杀，千古传为笑谈。但这首《王明君辞》却写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石崇以代言体的形式，想像王昭君远嫁的情景，细腻地刻画其忧伤的心理，“哀郁伤五内，泣泪湿珠缨”、“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等句，凸显昭君不忍远离、五内俱焚的感受，读之令人扼腕。
石崇创作这首诗的动因史无记载，其对昭君的吟咏，与其说是惋惜同情，勿宁说是对美色的永无满足的垂涎，是对昭君流落异族而不是归为汉人的愤恨不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观。但这首诗的写作定格了昭君在文学中的怨妇形象，为后代许多昭君诗定下了悲怨凄凉的基调。
对昭君命运的感伤外，思乡也是这一时期昭君诗的主题之一。南朝宋鲍照的“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王昭君》）及陈叔宝的“啼妆寒叶下，愁眉塞月生。只余马上曲，犹作别时声”（《明君辞》），设身处地地为昭君着想，想像昭君对故土的刻骨思念，令人伤惋。
而能够不同流俗，另立新意的昭君诗，当数北周庾信的《昭君怨》：
敛眉光禄塞，遥望夫人城。片片红妆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度，雪路抱鞍行。朔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作胡笳声。
庾信在北朝虽然官位通显，但乡关之思难以遏止，他在北朝期间先后写下了《小园赋》、《哀江南赋》等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正是有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才使他对昭君的不幸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昭君诗的创作上影响深远。
总之，魏晋六朝的昭君诗大多在自身狭小的生命空间里吟咏细腻丰富的心灵感受，其所关注的还仅是昭君个人命运的得失，缺少主题的深刻衍变。但是，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汉月胡风”、“丹青失画”、“胡笳哀弦”等意象已经形成，几至成为后代昭君意象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成为后人不断翻炒的诗歌用语。
二、唐朝：宽容的民族包容意识
昭君诗到了唐代开始大放光彩，大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皆有作品行世。综观这一时期的诗作，明显感到与魏晋六朝时人的作品有不同之处在于，唐人的昭君诗体现出一种跨越历史时代的心理认同感。
（一）对昭君的异代同情。诗人们普遍沿用《西京杂记》里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而失宠的说法，在诗作中经常出现“怨”的情绪，分别怨恨画师的不公、君恩的浅薄和命运的捉弄，异代相惜。白居易《明妃怨》：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疎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二）诗作时见大唐气象。唐朝顺应历史潮流，鉴于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以及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力达到了当时世界其它各国所无法企及的高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正如严羽所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昭君诗的创作也受这一气象的影响，李白的《于阗采花》道：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妬娥眉，胡沙埋皓齿。
唐人喜欢拿汉与当朝相比，总认为大唐在各个方面传承的是汉的衣钵。大唐帝国的这种恢弘气度的确使诗人们能在一个广阔自由的空间里从前代关于昭君的大量素材中充分地汲取营养，并能够结合时代特征，表现出大唐气象来。白诗把“汉”和“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鲜明地突出昭君的美貌冠盖汉胡，是对汉地能够“出产”这样一位绝代美女的无限自豪。“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这种大气洒脱、辐射四方的美，有唐人的审美标准在。
（三）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明妃之色，后宫第一，然而却流落异域，远窜蛮貘，其悲天人共知。唐人咏明妃之际除感发无限同情之外，还能够联系自己的际遇，感愤时事多艰，渴望为国所用。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老杜因为疏救房琯，直言进谏，遭遇贬斥而流落他乡。因此，叹美人沦落的同时，也暗喻自己的终不为世用，是咏史，更是咏怀。唐汝询云：“夫明妃以色而被捐，子美以才而见逐，其不遇一也。”［2］今人傅光也说：“正为了身世上的同感，才能够立生哀悯和同情，才能够设身处地曲尽其情，而又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将其中怨情，数笔托出。”［3］
三、宋朝：个人际遇的深层反思
饱读诗书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力争与唐人一较高低，因而他们避重就轻，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重在阐发诗歌中的理趣，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唐人的昭君诗已经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境界，宋人亦不甘示弱，在昭君诗的创作上另辟蹊径。他们的主要作法是对和亲的历史意义、昭君命运的成因以及汉胡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得出符合这一时代审美心理的结论。首先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前人的昭君诗，不是把昭君的悲剧命运归咎于画工毛延寿对昭君形象的丑化，就是描写昭君在异域孤苦的生活。而荆公的这首诗却自出新意，一反前人旧说，除了对昭君的遭遇深表同情外，更把造成昭君命运直接归咎于平庸无能的汉元帝，含蓄地指责了封建统治者的刚愎、愚昧和对人才的埋没、扼杀。结语“人生失意无南北”力重千钧，借昭君之口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感慨，为那些堪为朝廷柱石的贤才不受重用而惋惜。
荆公此作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关注，和作或诗意相近的作品纷至沓来。其中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最为知名：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瑞安能制绝域。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欧阳修作此诗之际，北宋朝政日非，积贫积弱的矛盾日趋表面话，北方外族的侵略势力日益严重，有清醒头脑的文人们积极寻求治国良策，但统治阶层依然醉生梦死，毫无知觉，这首诗就是针对这一局面而发的。其他和作也皆以昭君的遭际为探讨的对象，重视对人生命运进行反思，提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性问题。但他们视野所达，没有超出王安石《明妃曲》所界定的苑囿，可见荆公诗作的影响所及。
另外，北宋末年刘子翚题画家李公麟作的《明妃出塞图》写道：“羞貎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颂扬昭君的历史功绩，拿西汉卫青、霍去病等功臣相比较，讽意显然。立意新颖而感慨无穷，被吴小石先生称为“两宋咏昭君诗中的压卷之作”［4］。
四、元朝：民族融合的微观呈现
崛起于蒙古的元朝以强悍的武力征服亚欧大陆的大片地区，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统一的元帝国出现了“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繁盛局面，不同的文明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相互影响，华夏文明在吸取各民族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在昭君诗的创作上，诗人们接过前代的接力棒，一方面传承着对明妃命运遭际的惋惜，一方面结合元代社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征，使昭君诗在两个层面上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
在昭君出塞的问题上，他们一向是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的，认为汉胡和亲存在个人的不幸，但没有民族的隔膜。耶律楚材的《过青冢次贾抟霄韵》：
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塞尘。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朝云雁唳天山外，残日猿悲黑水滨。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
耶律楚材是辽国（契丹）王族后裔，入元以后一直是“天子近臣”，有重要影响。蒙古开国时期的情况特殊，而他精通主要民族语言，远涉西域各地，洞悉几个世纪以来北方民族的兴衰过程，所以在相当广泛的领域起着均衡社会不同层面的作用。为了避免“斯文将丧”，他身体力行，繁重的政务之余，积极投入文化建设。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和亲，只是认为昭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是为昭君鸣不平；“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交代昭君在胡地受到的尊重。诗人还借昭君自伤身世，微妙地表达作为契丹人在蒙古治下沧桑之感。
耶律楚材的次子耶律铸，一生三次出任丞相，但最终以“不纳职印”、“妄奏谋逆”等获罪。其诗风与乃父相近，不事雕琢，平淡自然，有《明妃二首》：
汉使却回凭寄语，汉家三十六将军。劝君莫话封侯事，触拨伤心不愿闻。
散花天上散花人，唯说香名更未闻。薄命换遗仙寿在，不须青冢有愁云。
诗有劝勉、有惋惜，更有景慕，表达出北人对昭君的一种普遍的认同意识。一般地说，由于北方自五代北宋以来一直受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这状况前后延续了三百余年之久。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汉化了的士大夫固不必说，即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正统观和华夷之辩的观念也很淡薄，对蒙古王朝的统治没有产生通常的改朝换代的特殊感受，而是把一统江山看成历史的必然，因而表现在昭君诗中，不像前朝人的那样引为大耻。
此外，刘因的《昭君扇头》：“不忍纷纷丑女颦，百年孤愤汉宫春。一身去国名千古，多少名臣学妇人。”袁桷的《昭君图》：“鬓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杀宫春。谁道佳人倾国，解从绝域和亲。”对昭君的际遇有同情，但更多是赞美和仰慕，希企一如昭君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有自己的位置。这一观点确乎与前代不同，也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五、明朝：复古与求变的消长
谈及明代文学不能不联系文学的复古。经过唐宋人的大力开拓，中国诗歌发展到明代如同强弩之末，看不出自己的特色，虽然明人坚持不懈地探索，各种流派辈出，诗歌数量激增，但上乘之作少而又少，以至有人认为明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最无佳趣之时代也”［5］。当然这说法也失之偏颇。明王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普遍有了翻身的感觉和复古的愿望，从茶陵诗派到“前后七子”后先相继，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复古这面大旗，使复古运动持续了百年之久。明代昭君诗也不例外，受复古思潮的影响，参与创作的诗人和作品都比前代多，但从内容到形式呈现出模拟的痕迹。何景明《明妃引》：
明妃绝色世无邻，粉黛那数三千人。咫尺宫门接前殿，君王只向图中见。当时自恃如花容，美丑谁知由画工。单于日近汉日远，万里风沙魂不返。琵琶马上再三弹，翠袖朝啼关塞寒。皓齿明眸丧沙漠，千秋遗曲犹悲酸。燕支暮云白浩浩，羌人吹笳雪飞早。山前孤冢高嵯峨，岁岁春风长青草。古来抱节本难遇，况复蛾眉人所妒。君不见，长门宫，不用黄金买词赋，纵有朱颜君不顾。
此诗直是王安石《明妃曲》的翻版，寓意相似，词汇雷同，典故一致，结句与荆公之“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如出一辙。
文化史上的每一次运动，就内容和目的而言，不外乎“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而大凡以“复古”相标榜的思潮，多以复古为名行求新之实，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思。明代文坛的复古运动顺应了历史要求，他们复兴的是正统的“汉唐气象”，重视作品的真情实感，提倡高格朗调，“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是“建设”。
明人的昭君诗作者和作品数量都超过前代，复古和求变的思潮一如整个文坛的实际。题目上以《昭君（明妃）怨》、《昭君（明妃）曲》、《题昭君（明妃）图》三类为多，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诗题。内容上良莠不齐，但多数著名的文人还是能写出有新意的诗作的。李攀龙《和聂仪部明妃曲》：
青海长云万里秋，琵琶一曲泪先流。六宫多少良家子，不到沙场不解愁。
诗注重对昭君命运成因的探讨，侧面赞颂了昭君和亲对安边的贡献，是明人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求变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复古的痕迹大于求变的色彩罢了。
六、清朝：遗民寄托与温柔敦厚
诗人多、作品多、流派多、理论多是清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由于这“四多”的特征，我们很难给有清一代的诗歌作一个恰当的概括。昭君诗也一样，不同经历和背景的诗人，其所寄托的感情和体现的风格各各不同。
（一）遗民寄托。明清易代之际，大批诗人也由明入清。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诗人们，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都能够运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反映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沦亡之感。最能代表遗民寄托的昭君诗当数陈子龙《明妃篇》：
……竟宁年中宾北国，诏选才人归绝域。胡儿已失燕支山，汉家何惜倾城色。明妃慷慨自请行，一代红颜一掷轻。薄命不曾陪凤辇，娇姿还欲擅龙城。……
陈子龙是明末复社的主将，几社的创始人。清兵入关后，自练水师数千人转战江南，不幸被清兵逮捕，于顺治四年（1647）五月在押解途中投水自尽，以身殉节。经历了朱明王朝灭亡和满清贵族入主中原的巨大变故，加上自身的抗清实践，陈子龙这期间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故园之思，另一方面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对满清贵族的无比仇恨。这首诗以明妃自比，表达其历史巨变之际的忠贞之心，清人王昶说：“言女不可以不见御而易其心，犹士不可以不见知而变其节也。”［7］
在遗民昭君诗的创作上能够与陈子龙同辉共耀的应为屈大均。屈既是一名抗清斗士，有是一位幻想诗人［8］。其遗民诗民族立场坚定，抗清意志坚决。《明妃庙四首》之一：
明妃祠枕楚江沙，万壑群山夹道斜。明月尚悬香水镜，芙蓉早堕玉门笳。羞同公主随胡俗，幸似阏氏在汉家。终古秭归哀怨地，杜鹃声里有琵琶。
千古以来，无数诗人为昭君洒下一掬热泪，但惟有屈大均的这首诗表达了对明妃的不满和讽刺。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看出诗人异族入侵如何羞愤，对身事异族之人是多么痛恨。
（二）温柔敦厚。康熙以后，经过雍正而入乾隆，社会进入“盛世”，清王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为适应“盛世”的需要，沈德潜大力倡导“格调”说，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9］。受其影响，多数诗歌在内容方面大都显得贫乏，格调平和，昭君诗的创作也不例外。张尔庚《明妃》：
掖庭咫尺弃长门，岂独穹庐是断魂。金屋何人烟草没？得名千载亦君恩。
（三）女性感喟。女性咏昭君古已有之，但从人数到诗作数量上来说当数清代为最。仅今人杜珣就收集16人的19首作品［10］，当然，由于清人作品数目大，分散广，一时无法全部收集。清代女性的昭君诗有的通过昭君之怨，反映异域生活的悲凉，抒写千秋之怨，流露出反清思想。如王端淑《明妃梦回汉宫次韵》：
一自明妃出未央，空留遗恨在昭阳。琵琶曲尽关山泪，环珮声归塞上霜。宿雁残更移晓幕，依人落月下空床。旧时纵有三秋怨，不及穹庐此夜长。
王端淑明末清初人，其父乃文学家王季重。明亡，乃父绝粒而死。王端淑满怀家仇国恨，写有《悲愤吟》等诗，寄托哀思。顺治间，清廷闻其才名，欲召为宫廷教师，被她拒绝。
清代女诗人中有许多是妾的身份，如陈葆贞《王昭君》：“紫塞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帷。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对昭君的哀叹，有很大惺惺相惜的成分在。她们一如当年的昭君，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没有自由的选择，只能把理想寄托在诗歌当中。这些人的昭君诗侧面反映了清代妇女在封建伦理压抑下的生活，她们渴望像王昭君一样走出桎梏，摆脱束缚，哪怕是来到荒漠绝域，也在所不辞。这才是真正的千古同悲。
昭君诗一如以昭君为题材的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现象。诗人们这种一以贯之的“昭君情结”，折射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人为本、关心国事、注重周边关系的普遍心理，他们不以位卑而藏拙，不以显贵而妄言，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把中华民族统一的大业放在第一位，继承了“怨而不怒”的传统儒家诗教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园地奉献了一株耀眼的奇葩。
参考文献：
\[1\]\[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G\].沧浪诗话:附录.
\[2\]唐诗解:卷四十二\[Z\].
\[3\]傅庚生,傅光合.杜甫论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吴小石.宋人咏昭君诗\[G\].古典诗歌札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1.
\[5\]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6\]\[明\]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G\].空同集:卷五十二.
\[7\]陈子龙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
\[8\]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5.
\[9\]\[清\]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Z\].
\[10\]杜珣.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