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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据统计，抗战之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91所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及东部地区。随着抗战的一步步深入，这些学校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为了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与实力，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
此后，东部高校或联合、或单独西迁办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火种。以联合大学西迁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所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陕西汉中，改为西北联合大学等。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是独立西迁的。
浙江大学历经曲折，先后四次迁徙，最终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安定下来，期间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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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前，浙江大学在敌军的轰炸中坚持办学三个月。
为了应对战时的非常情况，1937年暑假，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淞沪会战”后，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4股，后又增加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5股，共9股，校长竺可桢担任主席，规定全校教职员每人必须参加其中一股。10月1日，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编制“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内设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和“战时后方服务队”在浙大西迁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培训的项目帮助浙大师生应对西迁路上的各种困难，有效减少了日寇空袭中的人员伤亡。
为了避免敌军的轰炸，学校与西天目山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房屋，作为1937年秋入学新生的课堂和教室。后经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为了让每个大学生明了自己的责任，熏陶学生的品格，1937年10月12日，浙大开始在天目山分校实行导师制，成为国内第一所实行导师制的大学。导师制的办法是不分系别和性别，每组由导师负责管理16名学生，由导师随时将学生的思想、行动记录下来，作为指导依据。当然，师生分配并不固定，根据师生双方的情况，可做人员调整。学校迁徙至建德后，导师制全面推行，此后一直坚持执行。导师制在西迁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有益于师生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而且培育了浙大的办学特色，为后来浙大成为全国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将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
留在杭州本部的师生们，虽然经常处于敌机的轰炸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达16%，但仍然坚持在轰炸的间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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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发展，西迁被提上日程。在讨论浙大迁往何处时，竺可桢校长和教授们认为，浙大绝不能迁到如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免造成内迁大学生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可见，浙大时刻将国家的发展与自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考察，迁校地点选在了浙江南部的建德县。10月，教务长郑晓沧前往建德县筹备临时校舍。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全公亭距杭州仅120公里，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浙大被迫正式西迁。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料理运输设备的李絜非等教职工，克服工人稀缺、车辆难得的困难，将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将他们也搬迁至建德县。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女生和教授乘船，男生由军训教官率领，荷枪背弹，行军南下，到桐庐后，搭上小汽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達建德。
由于建德县城规模小，全校师生只得分散开来。学校将总办公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一年级新生入住迁往它地的严州初中校址。全校师生稍事休整，立即复课，学业并未受到太大影晌。
由于杭州师范也迁至建德，一时间，建德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
1937年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浙大附设的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只得遣散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由于建德没有日报，对于抗战的消息异常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前线、后方呼应灵便，后方的人们不忘国难，时时自省，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国内外各电台播送的新闻消息，摘编为《浙大日报》。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上午九点，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点编好，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后改为铅印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浙大日报》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还有校闻、论著和通讯，并倡导为抗战募捐，共募集资金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分三次汇寄汉口大公报馆收转，呈献国家。至浙大迁移至江西省泰和县，《浙大日报》的发行也延续下来，没有条件铅印，就改为油印。 4
1937年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后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办学。
虽然学校为了防止战事发展、交通不便，决定提前前往江西，但到12月24日，师生们离开建德时，杭州已经失陷，即便师生们的组织比起离开杭州时更有秩序，但由于敌机轰炸，到处人心惶惶，加上军事需要，迁移之路交通尤为不便，师生在迁徙中饱受困顿，一部分师生甚至被困在江西乡间向塘一个星期。至次年1月20日，全体师生方至江西吉安，总共752公里的路程，耗时近一个月。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时值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学校为了不荒废学生的学业，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有吉安中学的一些现成设备，所以此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到达泰和后，浙大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办学，所用屋舍为古时的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为了弥补搬迁过程中影响的学业，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
泰和办学所借用的房屋有四处：总办处和一年级学生主要授课、住宿的地方在大原书院；教职工眷属主要住处、储藏室和实验室在老村（大原书院西北）；图书馆、礼堂、教职员宿舍和二三四年纪学生授课及食宿地方在新村（老村西北）；农学院实验室和农场在华阳书院。
由于战乱，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教育部为使学生安心求学，实施贷金政策，规定所有大学都贷金于学生，于战后两年归还。在此之前，为了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问题，浙大已于1938年3月14日施行工读政策，学生可申请工读，学校提供相关岗位，视工种发放报酬。在教育部实施贷金政策后，浙大也于5月1日展开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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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下旬、7月初，浙大正准备招生，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陷落，浙赣路就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7月3日，竺校长在武汉见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可以考虑贵州安顺。竺校长到广西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发现从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到贵州安顺只能靠汽车运输，而要将全体师生和仪器设备运往安顺，起码要耗时半年以上，且很难找到车辆。最后决定，暂迁广西宜山。
1938年8月13日，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的艰难跋涉，全体师生于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东门外清代标营建茅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散居城内民房。
在浙大师生抵达宜山时，广州失陷，广西桂林、柳州和贵州贵阳等地常受到日机轰炸，而且日寇对文化事业的轰炸越演越烈。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1幢、新教室3幢14间，另有多处办公、后勤房屋被毁，辛亏学校平时防空教育得法，师生家属仅两名学生、一名校工受轻伤。但二年级全体学生除随身衣物外，所有物品均被毁。此后，敌机干扰不断，尤其是秋后，形势更加紧张。9月15日，宜山又遭轰炸。10月13日，因担心敌机频繁骚扰，影响工作，学校决议：“北山挂一灯，教职员照常办公，挂两灯，则有心脏病或家有病人或其他特殊原因可离去。至警报灯打响，始停止办公。”
1939年10月19日，浙大确立校训为“求是”，其意为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1938年12月8日又制定校歌，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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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广西战场形势严峻，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浙大在宜山已经不再安全，学校决定再次迁校。1940年1月9日，教育部同意浙大迁往贵州，浙大正式迁往遵义、湄潭。
浙大之所以最后选定遵义、湄潭办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1939年2月，竺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建水或贵州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人陈世贤、宋麟生二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竺校长听了二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校长来湄潭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隆重欢迎竺校长，并告诉竺校长将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潭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浙大师生抵达遵义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需增建，决定一年级的學生暂时在贵阳南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5月，湄潭分部校舍大体完工。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10月，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此后，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至此，浙大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遵义、湄潭这块平安的净土上坚持办学七年，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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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浙大虽然西迁，但是鉴于东部高校西迁后，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以及上海的青年学生，有很多因为交通和经济的原因无法到内地上学，浙大于1939年1月向教育部提请在浙东设先修班。同年4月，教育部回电，准许浙大在闽赣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设置大学先修班，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的学生也由浙大登记收读。
5月，竺校长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去浙江筹办分校，经考察，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的校址设在龙泉县的坊下村。6月12日，浙大在报刊上发布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筹备成立的消息。7月6日开始招生。浙东分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实施导师制，学生以10～13人为一组，每组由一名导师指导。
1940年4月1日起，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改称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0年，龙泉分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分校学习满一年，由学校发给旅费送入遵义总校学习。1941年8月，龙泉分校增设二年级。1942年，增设师范学院初级部国文课、数学科。1941年起，因学生人数增加，在距坊下村一公里的石坑垅村扩建。1942年夏，浙东战局严峻，为了防止分校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迁福建北部的松溪大布。由于大布鼠疫盛行，两个月后，听闻日寇无意进犯龙泉，师生又返回龙泉。
1945年10月，浙大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州，11月在杭州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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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浙大的西迁之路非常曲折，历经四次迁移，但在西迁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的学业基本未受大的影响。据统计，浙大在不断迁移中，上课周数远远超过教育部规定数之上。每到一地，稍事安顿就上课，全校师生加班加点，弥补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课时。在建德期间，虽然仅两个月时间，但学校的教学工作并未停滞，抓紧一切时间完成了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在泰和期间，同学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夜间，又在灯火下埋头苦读。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学习，于1940年2月公布了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办法，浙大学生在历届竞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公费留学生选拔中，浙大也常常名列前茅。据统计，西迁时期，在浙大任教的教师或就读于浙大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师生人数达50余人，培养出李政道、程开甲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
在西迁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高质量的办学，学校规模也有所扩大。1938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浙大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学系。1939年夏，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学院农艺系的农业化学组扩大为农业化学系；文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1941年8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1942年7月，成立研究院。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8月，工学院设航空系。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1946年8月，增设医学院。截至1946年秋返杭时，浙大共有7个学院、26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分校（龙泉分校设8个系），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300余亩。教师、学生人数也有增加。1936年，浙大有教授、副教授70余人，学生512人，1937年10月，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返杭时，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在校学生2171人。浙大在遵义期间历年毕业生共有1857人。
西迁期间，学校的科研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遵义办学期间，学校的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研究、张其楷的有机药物合成研究、王国松的电工数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丰子恺的中国画论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此外还有大批与遵义、湄潭有关的研究成果，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鄂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以及农学院的各种研究。
学校克服纸张、印刷设备缺乏的困难，尽力保证各种学术刊物的出版，包括定期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季刊》《科学报告》等，不定期出版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发表了浙大师生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论著。
英国科学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在一次谈话中，他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1944年10月來湄潭时，他被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并将第四届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上宣读的5篇论文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其中包括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与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
9 在浙大西迁之前讨论将来迁往何处时，竺校长和教授们就认为要将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在西迁的道路上，每停留一地办学，浙大都会尽力促进当地的发展。
当发现地方教育落后、师资条件差的问题后，浙大师生尽力去提高当地的师资水平。在泰和期间，浙大创设澄江学校，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后来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后被省立实验小学接管。在宜山，学生们热心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为当地的胡文虎小学培训师资。在湄潭，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附中）合并，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
浙大师生也非常关怀地方民生，尽力改善当地的生活状况。在泰和期间，浙大协助地方修筑防洪大堤。泰和为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无力防治。了解这一情况后，浙大、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议，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历时二个月，修筑了一条长7.5公里的防洪堤。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取名“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浙大师生还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1938年，因为战火，江西聚集了不少难民，为了解决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在沙村附近高垄一带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有了着落，也推进了农垦事业的发展。
在广西，浙大农学院的师生在容县调查柑橘的生长情况，为当地的柑橘品种改良起到了促进作用。
浙大迁到湄潭后，与中央实验茶场联合创办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在湄潭办学六年，为湄潭及周边各县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实用人才。浙大还与中央实验茶场合作，对湄潭茶叶土壤农化及茶叶生化的分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完成《湄潭茶树土壤值化学研究》《湄潭茶病害之研究》等10多个科研课题，按照龙井茶制作工艺研制出“湄江龙井”等品种，提升了湄潭茶的品质。农学院教师吴耕民在湄潭试种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并推广种植胡桃等。杨新美在贵州研究、推广银耳人工栽培。这些都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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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师生在迁徙和学习、工作中，时刻不忘抗战。西迁途中，一些学生毅然离开校园，去往抗战前线。浙大学子刘奎斗两次投笔从戎，随军远征印度、缅甸，荣立功勋。
全校师生时刻不忘宣传抗战，《浙大日报》的发行就是为了在交通不便的后方传播前线的消息。学生们自发组织了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社团宣传抗日。西迁路上，浙大的师生不忘救亡宣传，通过各种义演活动宣传抗日，募集捐款。在泰和期间，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口并转到前线慰劳将士，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在迁往宜山的路上，有20多名学生，为了能在沿途采访和宣传抗日，自动组织了步行团，以鲁迅的名著《呐喊》命名，称为“呐喊步行团”。在宜山，学生们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
全校师生屡次发起募捐活动，为抗战募集资金。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全国发行“救国公債”，浙大师生积极应募国债，发起献金银运动，共收集金戒指15只，金器6件，银戒指13只，银器146件，纹银33两，银币116元，以及其他金银小件。全校师生还在竺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的带动下，发起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食品的运动。在泰和期间，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和募捐活动，都得到竺校长及夫人的大力支持，在募捐活动中，竺校长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在宜山，师生们数次举行义卖活动，把义卖所得，捐献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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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迁途中，浙大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为文澜阁《四库全书》能够安全度过抗战、守护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成书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在十九世纪毁于战火，有两部在抗战后落入敌手，剩余两部，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往四川，原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在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运到富阳乡下存放。随着日寇入侵的深入，存放在富阳已经不再安全，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经费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向竺校长求助，竺校长派校车于1937年12月3日将《四库全书》运到建德。浙大迁到吉安后，竺校长在给教育部汇报时，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将《四库全书》运往内地。1938年1月13日，教育部回电要求浙大协助浙江省政府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浙大派人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先存在西郊的张家祠堂，又藏在北郊的地母洞。《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竺校长多次到存书现场查看，关心存放问题。后又因地母洞潮湿，不利存放，他多方反映协调，于1944年12月10日将《四库全书》运到重庆青木关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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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返杭。1945年10月，龙泉分校的师生启程返杭。1946年5月，遵义的浙大师回杭。浙大将在湄潭等地新建设的校舍及湄潭附中的校舍、农场等，报教育部备案后，送交当地有关单位使用。
西迁前，浙大的招生范围限于东南地区，以苏、浙、皖、赣为主，西迁后，招生范围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还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包括东北地区）。在西迁办学的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了高质量的办学，促进了地方开发，还将学校扩大为一所全国性的高校。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浙大跻身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浙大和湄潭都铭记着这段办学历程。为了纪念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浙大返杭后以西迁办学的地名命名新建、修复的大楼及宿舍楼，湄潭也以浙大西迁的历史命名多条道路。1990年7月20日，浙大西迁陈列馆在湄潭落成。浙大与贵州湄窖酒业合作出品了东方剑桥（浓香）与启真（浓香、酱香）两款白酒，以浙大在湄潭办学的历史赋予美酒更多的文化内涵。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据统计，抗战之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91所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及东部地区。随着抗战的一步步深入，这些学校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为了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与实力，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
此后，东部高校或联合、或单独西迁办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火种。以联合大学西迁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所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陕西汉中，改为西北联合大学等。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是独立西迁的。
浙江大学历经曲折，先后四次迁徙，最终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安定下来，期间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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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前，浙江大学在敌军的轰炸中坚持办学三个月。
为了应对战时的非常情况，1937年暑假，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淞沪会战”后，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4股，后又增加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5股，共9股，校长竺可桢担任主席，规定全校教职员每人必须参加其中一股。10月1日，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编制“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内设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和“战时后方服务队”在浙大西迁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培训的项目帮助浙大师生应对西迁路上的各种困难，有效减少了日寇空袭中的人员伤亡。
为了避免敌军的轰炸，学校与西天目山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房屋，作为1937年秋入学新生的课堂和教室。后经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为了让每个大学生明了自己的责任，熏陶学生的品格，1937年10月12日，浙大开始在天目山分校实行导师制，成为国内第一所实行导师制的大学。导师制的办法是不分系别和性别，每组由导师负责管理16名学生，由导师随时将学生的思想、行动记录下来，作为指导依据。当然，师生分配并不固定，根据师生双方的情况，可做人员调整。学校迁徙至建德后，导师制全面推行，此后一直坚持执行。导师制在西迁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有益于师生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而且培育了浙大的办学特色，为后来浙大成为全国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将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
留在杭州本部的师生们，虽然经常处于敌机的轰炸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达16%，但仍然坚持在轰炸的间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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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发展，西迁被提上日程。在讨论浙大迁往何处时，竺可桢校长和教授们认为，浙大绝不能迁到如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免造成内迁大学生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可见，浙大时刻将国家的发展与自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考察，迁校地点选在了浙江南部的建德县。10月，教务长郑晓沧前往建德县筹备临时校舍。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全公亭距杭州仅120公里，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浙大被迫正式西迁。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料理运输设备的李絜非等教职工，克服工人稀缺、车辆难得的困难，将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将他们也搬迁至建德县。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女生和教授乘船，男生由军训教官率领，荷枪背弹，行军南下，到桐庐后，搭上小汽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達建德。
由于建德县城规模小，全校师生只得分散开来。学校将总办公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一年级新生入住迁往它地的严州初中校址。全校师生稍事休整，立即复课，学业并未受到太大影晌。
由于杭州师范也迁至建德，一时间，建德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
1937年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浙大附设的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只得遣散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由于建德没有日报，对于抗战的消息异常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前线、后方呼应灵便，后方的人们不忘国难，时时自省，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国内外各电台播送的新闻消息，摘编为《浙大日报》。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上午九点，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点编好，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后改为铅印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浙大日报》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还有校闻、论著和通讯，并倡导为抗战募捐，共募集资金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分三次汇寄汉口大公报馆收转，呈献国家。至浙大迁移至江西省泰和县，《浙大日报》的发行也延续下来，没有条件铅印，就改为油印。 4
1937年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后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办学。
虽然学校为了防止战事发展、交通不便，决定提前前往江西，但到12月24日，师生们离开建德时，杭州已经失陷，即便师生们的组织比起离开杭州时更有秩序，但由于敌机轰炸，到处人心惶惶，加上军事需要，迁移之路交通尤为不便，师生在迁徙中饱受困顿，一部分师生甚至被困在江西乡间向塘一个星期。至次年1月20日，全体师生方至江西吉安，总共752公里的路程，耗时近一个月。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时值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学校为了不荒废学生的学业，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有吉安中学的一些现成设备，所以此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到达泰和后，浙大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办学，所用屋舍为古时的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为了弥补搬迁过程中影响的学业，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
泰和办学所借用的房屋有四处：总办处和一年级学生主要授课、住宿的地方在大原书院；教职工眷属主要住处、储藏室和实验室在老村（大原书院西北）；图书馆、礼堂、教职员宿舍和二三四年纪学生授课及食宿地方在新村（老村西北）；农学院实验室和农场在华阳书院。
由于战乱，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教育部为使学生安心求学，实施贷金政策，规定所有大学都贷金于学生，于战后两年归还。在此之前，为了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问题，浙大已于1938年3月14日施行工读政策，学生可申请工读，学校提供相关岗位，视工种发放报酬。在教育部实施贷金政策后，浙大也于5月1日展开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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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下旬、7月初，浙大正准备招生，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陷落，浙赣路就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7月3日，竺校长在武汉见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可以考虑贵州安顺。竺校长到广西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发现从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到贵州安顺只能靠汽车运输，而要将全体师生和仪器设备运往安顺，起码要耗时半年以上，且很难找到车辆。最后决定，暂迁广西宜山。
1938年8月13日，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的艰难跋涉，全体师生于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东门外清代标营建茅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散居城内民房。
在浙大师生抵达宜山时，广州失陷，广西桂林、柳州和贵州贵阳等地常受到日机轰炸，而且日寇对文化事业的轰炸越演越烈。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1幢、新教室3幢14间，另有多处办公、后勤房屋被毁，辛亏学校平时防空教育得法，师生家属仅两名学生、一名校工受轻伤。但二年级全体学生除随身衣物外，所有物品均被毁。此后，敌机干扰不断，尤其是秋后，形势更加紧张。9月15日，宜山又遭轰炸。10月13日，因担心敌机频繁骚扰，影响工作，学校决议：“北山挂一灯，教职员照常办公，挂两灯，则有心脏病或家有病人或其他特殊原因可离去。至警报灯打响，始停止办公。”
1939年10月19日，浙大确立校训为“求是”，其意为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1938年12月8日又制定校歌，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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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广西战场形势严峻，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浙大在宜山已经不再安全，学校决定再次迁校。1940年1月9日，教育部同意浙大迁往贵州，浙大正式迁往遵义、湄潭。
浙大之所以最后选定遵义、湄潭办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1939年2月，竺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建水或贵州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人陈世贤、宋麟生二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竺校长听了二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校长来湄潭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隆重欢迎竺校长，并告诉竺校长将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潭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浙大师生抵达遵义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需增建，决定一年级的學生暂时在贵阳南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5月，湄潭分部校舍大体完工。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10月，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此后，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至此，浙大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遵义、湄潭这块平安的净土上坚持办学七年，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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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浙大虽然西迁，但是鉴于东部高校西迁后，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以及上海的青年学生，有很多因为交通和经济的原因无法到内地上学，浙大于1939年1月向教育部提请在浙东设先修班。同年4月，教育部回电，准许浙大在闽赣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设置大学先修班，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的学生也由浙大登记收读。
5月，竺校长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去浙江筹办分校，经考察，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的校址设在龙泉县的坊下村。6月12日，浙大在报刊上发布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筹备成立的消息。7月6日开始招生。浙东分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实施导师制，学生以10～13人为一组，每组由一名导师指导。
1940年4月1日起，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改称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0年，龙泉分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分校学习满一年，由学校发给旅费送入遵义总校学习。1941年8月，龙泉分校增设二年级。1942年，增设师范学院初级部国文课、数学科。1941年起，因学生人数增加，在距坊下村一公里的石坑垅村扩建。1942年夏，浙东战局严峻，为了防止分校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迁福建北部的松溪大布。由于大布鼠疫盛行，两个月后，听闻日寇无意进犯龙泉，师生又返回龙泉。
1945年10月，浙大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州，11月在杭州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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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浙大的西迁之路非常曲折，历经四次迁移，但在西迁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的学业基本未受大的影响。据统计，浙大在不断迁移中，上课周数远远超过教育部规定数之上。每到一地，稍事安顿就上课，全校师生加班加点，弥补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课时。在建德期间，虽然仅两个月时间，但学校的教学工作并未停滞，抓紧一切时间完成了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在泰和期间，同学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夜间，又在灯火下埋头苦读。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学习，于1940年2月公布了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办法，浙大学生在历届竞试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公费留学生选拔中，浙大也常常名列前茅。据统计，西迁时期，在浙大任教的教师或就读于浙大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师生人数达50余人，培养出李政道、程开甲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
在西迁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高质量的办学，学校规模也有所扩大。1938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浙大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学系。1939年夏，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学院农艺系的农业化学组扩大为农业化学系；文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1941年8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1942年7月，成立研究院。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8月，工学院设航空系。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1946年8月，增设医学院。截至1946年秋返杭时，浙大共有7个学院、26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分校（龙泉分校设8个系），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300余亩。教师、学生人数也有增加。1936年，浙大有教授、副教授70余人，学生512人，1937年10月，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返杭时，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在校学生2171人。浙大在遵义期间历年毕业生共有1857人。
西迁期间，学校的科研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遵义办学期间，学校的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研究、张其楷的有机药物合成研究、王国松的电工数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丰子恺的中国画论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此外还有大批与遵义、湄潭有关的研究成果，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鄂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以及农学院的各种研究。
学校克服纸张、印刷设备缺乏的困难，尽力保证各种学术刊物的出版，包括定期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季刊》《科学报告》等，不定期出版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发表了浙大师生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论著。
英国科学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在一次谈话中，他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1944年10月來湄潭时，他被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并将第四届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上宣读的5篇论文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其中包括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与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
9 在浙大西迁之前讨论将来迁往何处时，竺校长和教授们就认为要将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在西迁的道路上，每停留一地办学，浙大都会尽力促进当地的发展。
当发现地方教育落后、师资条件差的问题后，浙大师生尽力去提高当地的师资水平。在泰和期间，浙大创设澄江学校，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后来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后被省立实验小学接管。在宜山，学生们热心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为当地的胡文虎小学培训师资。在湄潭，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附中）合并，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
浙大师生也非常关怀地方民生，尽力改善当地的生活状况。在泰和期间，浙大协助地方修筑防洪大堤。泰和为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无力防治。了解这一情况后，浙大、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议，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历时二个月，修筑了一条长7.5公里的防洪堤。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取名“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浙大师生还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1938年，因为战火，江西聚集了不少难民，为了解决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在沙村附近高垄一带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有了着落，也推进了农垦事业的发展。
在广西，浙大农学院的师生在容县调查柑橘的生长情况，为当地的柑橘品种改良起到了促进作用。
浙大迁到湄潭后，与中央实验茶场联合创办贵州省立实用职业学校，在湄潭办学六年，为湄潭及周边各县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实用人才。浙大还与中央实验茶场合作，对湄潭茶叶土壤农化及茶叶生化的分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完成《湄潭茶树土壤值化学研究》《湄潭茶病害之研究》等10多个科研课题，按照龙井茶制作工艺研制出“湄江龙井”等品种，提升了湄潭茶的品质。农学院教师吴耕民在湄潭试种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并推广种植胡桃等。杨新美在贵州研究、推广银耳人工栽培。这些都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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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师生在迁徙和学习、工作中，时刻不忘抗战。西迁途中，一些学生毅然离开校园，去往抗战前线。浙大学子刘奎斗两次投笔从戎，随军远征印度、缅甸，荣立功勋。
全校师生时刻不忘宣传抗战，《浙大日报》的发行就是为了在交通不便的后方传播前线的消息。学生们自发组织了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社团宣传抗日。西迁路上，浙大的师生不忘救亡宣传，通过各种义演活动宣传抗日，募集捐款。在泰和期间，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口并转到前线慰劳将士，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在迁往宜山的路上，有20多名学生，为了能在沿途采访和宣传抗日，自动组织了步行团，以鲁迅的名著《呐喊》命名，称为“呐喊步行团”。在宜山，学生们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
全校师生屡次发起募捐活动，为抗战募集资金。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全国发行“救国公債”，浙大师生积极应募国债，发起献金银运动，共收集金戒指15只，金器6件，银戒指13只，银器146件，纹银33两，银币116元，以及其他金银小件。全校师生还在竺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的带动下，发起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食品的运动。在泰和期间，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活动和募捐活动，都得到竺校长及夫人的大力支持，在募捐活动中，竺校长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在宜山，师生们数次举行义卖活动，把义卖所得，捐献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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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迁途中，浙大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为文澜阁《四库全书》能够安全度过抗战、守护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成书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在十九世纪毁于战火，有两部在抗战后落入敌手，剩余两部，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往四川，原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在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运到富阳乡下存放。随着日寇入侵的深入，存放在富阳已经不再安全，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经费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向竺校长求助，竺校长派校车于1937年12月3日将《四库全书》运到建德。浙大迁到吉安后，竺校长在给教育部汇报时，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将《四库全书》运往内地。1938年1月13日，教育部回电要求浙大协助浙江省政府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浙大派人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先存在西郊的张家祠堂，又藏在北郊的地母洞。《四库全书》运往贵阳后，竺校长多次到存书现场查看，关心存放问题。后又因地母洞潮湿，不利存放，他多方反映协调，于1944年12月10日将《四库全书》运到重庆青木关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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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返杭。1945年10月，龙泉分校的师生启程返杭。1946年5月，遵义的浙大师回杭。浙大将在湄潭等地新建设的校舍及湄潭附中的校舍、农场等，报教育部备案后，送交当地有关单位使用。
西迁前，浙大的招生范围限于东南地区，以苏、浙、皖、赣为主，西迁后，招生范围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还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包括东北地区）。在西迁办学的过程中，浙大不仅坚持了高质量的办学，促进了地方开发，还将学校扩大为一所全国性的高校。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教学和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浙大跻身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浙大和湄潭都铭记着这段办学历程。为了纪念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浙大返杭后以西迁办学的地名命名新建、修复的大楼及宿舍楼，湄潭也以浙大西迁的历史命名多条道路。1990年7月20日，浙大西迁陈列馆在湄潭落成。浙大与贵州湄窖酒业合作出品了东方剑桥（浓香）与启真（浓香、酱香）两款白酒，以浙大在湄潭办学的历史赋予美酒更多的文化内涵。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