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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早年的心理发展中，母亲的作用远大于父亲。想想孩子是从母亲的身体和怀抱中逐步地分离出来的，你就相信这样的观点没有错。与母亲的关系几乎决定了每个人内心是否具有足够的安全感、亲密感、快乐感与成长动力。而父亲却是他最初的成长和自我认同中重要的伴侣和领路人。
心理医生在面对患有神经症性冲突（恐惧、抑郁、焦虑等）和行为紊乱的成人和孩子时，需要对早年母子或母女关系作细致分析，我们往往能找到一个很严厉很正确很负责的母亲或者类似严母般仔细的父亲。和这样的家庭打交道，要说服母亲给予孩子犯错误、说“假话”、干“坏事”的自由有时比登天还难。因为这样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做事总在理上，做人做得勤勤恳恳，当母亲、太太也当得很认真。和她们说话，你常常感觉有点气短，有点理亏。早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家庭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就提出“婚姻倾斜”的心理学概念，认为假如夫妻中的一方采用破坏性方式来支配家庭，另一方就会显得依赖和柔弱，对其逆来顺受。而孩子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将这种倾斜关系视为正常，失去拥有平等关系的能力，要么依赖，要么强权。
在临床治疗中，我常常观察到母亲的角色感太强，使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被弱化，甚至被迫游离于家庭的亲密关系与教养关系之外。平衡和谐的家庭关系不能建立，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没有了因父亲的加入而产生的心理缓冲空间，也失去了适应双亲行为的权利，孩子与母亲的行为应答方式被简单化到服从和不服从。久而久之，成长的动力被压抑，变化与对抗的欲望被耗竭，导致孩子的心性发展延迟。母亲的咄咄逼人和父亲、孩子的懦弱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直觉上讲，家庭治疗师不自主地想压制母亲，迫使母亲退后一点，再扶父亲一把，以此让孩子在居中位置上比较好过。但实际上，家庭治疗师并不会匆忙地否定这种关系，“倾斜关系”常常隐含着一种内在补偿，有一种隐藏着的和谐。换一句话来说，没有一个怯懦的父亲，也不会冒出一个强悍的母亲，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很难分清。以下是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案例。
远离父母的孩子
有一次，在我预约门诊的时间，房门被轻轻敲响后，从门缝里挤进一个男孩子，十四五岁的年龄，长得很阳光，身材也好，表情却有些不情愿。他母亲紧跟在他身后，原来是推着他进来的。母亲一边进来，一边还向后招着手，过了一会，父亲才磨磨蹭蹭地遛了进来。我站起来向他们打招呼，两个男人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我的眼光，母亲却很热切地看着我。我对他们说：“请你们随便坐！”儿子人高马大地坐在一只可旋转的靠背椅上，身体向前倾斜着，眼睛却一直在打量着我。最后进来的父亲找了一个边上的位置，当我看他时不得不扭着脸。我对那父亲说：“请把椅子前移，让我能同时看得到你们全家人。”父亲反应迟钝地把椅子向前挪了挪，算是给了我一点面子。
心理医生的猜测
看他们坐的方式，我开始思考家庭里发生了什么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看心理医生一定是母亲的主意，孩子可能是被家庭标签的问题者，家庭的描述可能是孩子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妨碍了家庭关系与孩子的社会能力。心理医生对问题本身不那么关心，对家庭内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却很在意。从坐的方式来看，心理医生感觉更多的是母亲的问题，也可以想到孩子多数问题是指向母亲的。母亲既是问题的系铃人，也是问题的解铃人。父亲的表现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被迫参与治疗的协作者，他一定想置身事外，打着主意不想惹祸烧身，所以脸上带有明显的提防意图。父亲一定会有与母亲不一样的认识，从他那可以得到家庭自身的情况，问题是如何让他开口。母子间可能存在一种情感联结，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却有些松散。家庭内部可能存在一种关系的僵局：太太会抱怨丈夫，试图利用对孩子的治疗来教化丈夫；孩子会左右为难，不得不躲在心理障碍的“围城”中。我的策略是先不让母亲说话，不让她“制造”出太多的麻烦，鼓励孩子讲述自己的问题，并多给父亲说话的机会，让他顺一顺气，讨好他，把他的心理防御减轻一些，让家庭找到一种合力，在治疗师的引领下尝试和谐的互动与交流。
观察家庭关系
我问孩子：“谁想来看心理医生？”
孩子说：“妈妈说我心理有问题！”
我说：“爸爸怎么看？”
孩子说：“不知道！”
我问先生：“太太认为孩子有什么问题？”
父亲回答：“害怕上学，有社交恐惧症。”
我问先生：“孩子恐惧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吗？”
先生说：“看不出来！”
我又问先生：“你猜你的太太是否能看出来？”
先生说：“看不出来！”
太太插嘴说：“每当他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恐惧症又犯了。”
我问先生：“孩子不想上学，有没有别的解释？”
先生说：“老师说他的心思不在学习上。”
这时候，孩子满脸不屑地说：“医生诊断我是社交恐惧症，吃了半年药也没好，记忆力都给吃坏了。”
父亲生气地说：“我不相信那些鬼医生，没事也会给你说出些事！”
太太马上抢话说：“吃药还是有效的，至少他能睡着觉了，脾气也没有原来那么大。”
调整家庭位置
我接着问先生：“你的太太和孩子坐得很近，离你比较远，你愿意靠太太近一点吗？”
先生说：“太太照顾孩子多一些，我少一些，孩子跟太太亲。”
我问孩子：“离妈妈那么近，你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说：“不舒服，想离开一点！” 我对孩子说：“你可以把你的椅子挪一挪。”
我问太太：“孩子为什么想离你远一点？”
太太说：“嫌我管得太多！”
我笑着说：“这一点，你不如先生聪明。”
我看到先生脸上有了笑容，于是我让先生坐到太太的位置上去。
我问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回答：“紧张！”
我说：“为什么？”
孩子说：“他不喜欢我！”
我问先生：“孩子说他在你面前有些紧张，你怎样做会让孩子不紧张？”
先生很茫然。
我说：“你和孩子都站起来。”我让孩子在前面，闭上眼，身体向后倾，开始我让父亲从后面搂着他，孩子说很害怕，感觉父亲要摔他！之后我叫父亲用两只手扶在孩子的肩上支撑着他，孩子说感觉好一些。接下来，我让孩子完全放松向后依靠父亲的双手，静静地感觉。一会儿，我问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孩子突然有些哽噎地说：“从来没有这么好，很温暖！”我又问：“如果让妈妈参与进来，你希望她站在什么地方？”孩子犹豫了一下说：“她应该在父亲的后面，撑着父亲……”
家庭心理治疗就在不停地换位中进行着，由于换了位，先生知道了太太的苦，太太懂得了先生的难。当他们离开诊室时，太太忽然想起来对我说：“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的病情呢。”
一个月后，在家庭预约复诊的时间里，太太来了一个电话，说孩子已经上学了，社交恐惧症大大减轻，父子关系也渐渐地好起来，孩子不像过去那样让她操心，许多事情也能让孩子自己作决定。
家庭内部的关系僵局由此化解。
家庭治疗师把倾斜看成是家庭的一种存在方式，分析孩子的问题是在维持还是在破坏这种关系。如果家庭希望孩子的问题消失，可以问家庭是否愿意先改变倾斜关系，看看在均衡的家庭关系下孩子的问题改不改变，这是一个家庭的选择。是非观念强的心理医生会无意识充当家庭的评判人，批评那个看起来很强、内心实际很苦很累的母亲，使治疗产生很大的阻抗，甚至导致家庭对治疗师的厌恶感。聪明的治疗师会与母亲结盟来寻求母亲的大力协助，把母亲看做协同者而非挡路石。但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治疗师试图帮助母亲“镇压”孩子，挫败孩子潜意识对关系的反抗，以为错都在孩子。其实，大多数孩子的行为紊乱最初都是指向家庭的，尤其是指向那个与之最亲密的人——母亲。需要孩子有变化，率先要有父母亲的变化，心理治疗的效果才能维持。
心理医生在面对患有神经症性冲突（恐惧、抑郁、焦虑等）和行为紊乱的成人和孩子时，需要对早年母子或母女关系作细致分析，我们往往能找到一个很严厉很正确很负责的母亲或者类似严母般仔细的父亲。和这样的家庭打交道，要说服母亲给予孩子犯错误、说“假话”、干“坏事”的自由有时比登天还难。因为这样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做事总在理上，做人做得勤勤恳恳，当母亲、太太也当得很认真。和她们说话，你常常感觉有点气短，有点理亏。早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家庭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就提出“婚姻倾斜”的心理学概念，认为假如夫妻中的一方采用破坏性方式来支配家庭，另一方就会显得依赖和柔弱，对其逆来顺受。而孩子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将这种倾斜关系视为正常，失去拥有平等关系的能力，要么依赖，要么强权。
在临床治疗中，我常常观察到母亲的角色感太强，使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被弱化，甚至被迫游离于家庭的亲密关系与教养关系之外。平衡和谐的家庭关系不能建立，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没有了因父亲的加入而产生的心理缓冲空间，也失去了适应双亲行为的权利，孩子与母亲的行为应答方式被简单化到服从和不服从。久而久之，成长的动力被压抑，变化与对抗的欲望被耗竭，导致孩子的心性发展延迟。母亲的咄咄逼人和父亲、孩子的懦弱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直觉上讲，家庭治疗师不自主地想压制母亲，迫使母亲退后一点，再扶父亲一把，以此让孩子在居中位置上比较好过。但实际上，家庭治疗师并不会匆忙地否定这种关系，“倾斜关系”常常隐含着一种内在补偿，有一种隐藏着的和谐。换一句话来说，没有一个怯懦的父亲，也不会冒出一个强悍的母亲，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很难分清。以下是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案例。
远离父母的孩子
有一次，在我预约门诊的时间，房门被轻轻敲响后，从门缝里挤进一个男孩子，十四五岁的年龄，长得很阳光，身材也好，表情却有些不情愿。他母亲紧跟在他身后，原来是推着他进来的。母亲一边进来，一边还向后招着手，过了一会，父亲才磨磨蹭蹭地遛了进来。我站起来向他们打招呼，两个男人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我的眼光，母亲却很热切地看着我。我对他们说：“请你们随便坐！”儿子人高马大地坐在一只可旋转的靠背椅上，身体向前倾斜着，眼睛却一直在打量着我。最后进来的父亲找了一个边上的位置，当我看他时不得不扭着脸。我对那父亲说：“请把椅子前移，让我能同时看得到你们全家人。”父亲反应迟钝地把椅子向前挪了挪，算是给了我一点面子。
心理医生的猜测
看他们坐的方式，我开始思考家庭里发生了什么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看心理医生一定是母亲的主意，孩子可能是被家庭标签的问题者，家庭的描述可能是孩子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妨碍了家庭关系与孩子的社会能力。心理医生对问题本身不那么关心，对家庭内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却很在意。从坐的方式来看，心理医生感觉更多的是母亲的问题，也可以想到孩子多数问题是指向母亲的。母亲既是问题的系铃人，也是问题的解铃人。父亲的表现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被迫参与治疗的协作者，他一定想置身事外，打着主意不想惹祸烧身，所以脸上带有明显的提防意图。父亲一定会有与母亲不一样的认识，从他那可以得到家庭自身的情况，问题是如何让他开口。母子间可能存在一种情感联结，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却有些松散。家庭内部可能存在一种关系的僵局：太太会抱怨丈夫，试图利用对孩子的治疗来教化丈夫；孩子会左右为难，不得不躲在心理障碍的“围城”中。我的策略是先不让母亲说话，不让她“制造”出太多的麻烦，鼓励孩子讲述自己的问题，并多给父亲说话的机会，让他顺一顺气，讨好他，把他的心理防御减轻一些，让家庭找到一种合力，在治疗师的引领下尝试和谐的互动与交流。
观察家庭关系
我问孩子：“谁想来看心理医生？”
孩子说：“妈妈说我心理有问题！”
我说：“爸爸怎么看？”
孩子说：“不知道！”
我问先生：“太太认为孩子有什么问题？”
父亲回答：“害怕上学，有社交恐惧症。”
我问先生：“孩子恐惧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吗？”
先生说：“看不出来！”
我又问先生：“你猜你的太太是否能看出来？”
先生说：“看不出来！”
太太插嘴说：“每当他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恐惧症又犯了。”
我问先生：“孩子不想上学，有没有别的解释？”
先生说：“老师说他的心思不在学习上。”
这时候，孩子满脸不屑地说：“医生诊断我是社交恐惧症，吃了半年药也没好，记忆力都给吃坏了。”
父亲生气地说：“我不相信那些鬼医生，没事也会给你说出些事！”
太太马上抢话说：“吃药还是有效的，至少他能睡着觉了，脾气也没有原来那么大。”
调整家庭位置
我接着问先生：“你的太太和孩子坐得很近，离你比较远，你愿意靠太太近一点吗？”
先生说：“太太照顾孩子多一些，我少一些，孩子跟太太亲。”
我问孩子：“离妈妈那么近，你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说：“不舒服，想离开一点！” 我对孩子说：“你可以把你的椅子挪一挪。”
我问太太：“孩子为什么想离你远一点？”
太太说：“嫌我管得太多！”
我笑着说：“这一点，你不如先生聪明。”
我看到先生脸上有了笑容，于是我让先生坐到太太的位置上去。
我问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回答：“紧张！”
我说：“为什么？”
孩子说：“他不喜欢我！”
我问先生：“孩子说他在你面前有些紧张，你怎样做会让孩子不紧张？”
先生很茫然。
我说：“你和孩子都站起来。”我让孩子在前面，闭上眼，身体向后倾，开始我让父亲从后面搂着他，孩子说很害怕，感觉父亲要摔他！之后我叫父亲用两只手扶在孩子的肩上支撑着他，孩子说感觉好一些。接下来，我让孩子完全放松向后依靠父亲的双手，静静地感觉。一会儿，我问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孩子突然有些哽噎地说：“从来没有这么好，很温暖！”我又问：“如果让妈妈参与进来，你希望她站在什么地方？”孩子犹豫了一下说：“她应该在父亲的后面，撑着父亲……”
家庭心理治疗就在不停地换位中进行着，由于换了位，先生知道了太太的苦，太太懂得了先生的难。当他们离开诊室时，太太忽然想起来对我说：“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的病情呢。”
一个月后，在家庭预约复诊的时间里，太太来了一个电话，说孩子已经上学了，社交恐惧症大大减轻，父子关系也渐渐地好起来，孩子不像过去那样让她操心，许多事情也能让孩子自己作决定。
家庭内部的关系僵局由此化解。
家庭治疗师把倾斜看成是家庭的一种存在方式，分析孩子的问题是在维持还是在破坏这种关系。如果家庭希望孩子的问题消失，可以问家庭是否愿意先改变倾斜关系，看看在均衡的家庭关系下孩子的问题改不改变，这是一个家庭的选择。是非观念强的心理医生会无意识充当家庭的评判人，批评那个看起来很强、内心实际很苦很累的母亲，使治疗产生很大的阻抗，甚至导致家庭对治疗师的厌恶感。聪明的治疗师会与母亲结盟来寻求母亲的大力协助，把母亲看做协同者而非挡路石。但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治疗师试图帮助母亲“镇压”孩子，挫败孩子潜意识对关系的反抗，以为错都在孩子。其实，大多数孩子的行为紊乱最初都是指向家庭的，尤其是指向那个与之最亲密的人——母亲。需要孩子有变化，率先要有父母亲的变化，心理治疗的效果才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