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个极重要的指示,不但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了创作文艺作品的方向;同时也为文艺大繁荣打下了深厚的根基。试想:任何作品如没有广大工农兵的喜爱和欣赏——也就是说,你写的小说没人看,诗歌没人诵,戏曲没人听,那还奢谈什么文艺繁荣?
　　“讲话”发表之后,当年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不久便写出一批好作品,大文章。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仅以戏剧而言,就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桂与李香香》等名剧问世,每当演出时,观众成千上万,而且久演不衰,影响至今。不但起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而且促进了戏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再看目前戏曲的形势,无须讳言:处于低谷和没落之中。演戏没观众,剧团解散的解散、瘫痪的瘫痪,大有曲终人散之势,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传媒事业的发展,电视进了千家万户,娱乐形式的增多,劲歌狂舞的冲击,都对戏曲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那就是在戏剧创作上出了问题。写戏不是首先考虑工农广大群众是否接受,而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以宣传某种政策,某个先进单位,先进人物而创作。结果写出的剧本,没有感人事件,没有曲折的情节,更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和悬念,广大群众根本不喜欢看。其结果也必然是投资不少,费劲不小,得个奖品,扔掉拉倒。正如中共中央常委、分管宣传文化的李长春同志在全国戏剧理论研讨会上所讲的:“政府是投资主体,获奖是唯一目的,领导是基本观众,仓库是最终归宿”。中央领导都看出了剧团在戏剧创作上的弊端,希望写些群众喜欢看的戏;可基层剧团,还是这样的为宣传而宣传硬写下去,这戏剧还会有繁荣的前途吗?
　　二
　　所谓文艺,它包括文学和艺术诸多门类。如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以及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等等。这些文艺品种又各有各的艺术规律。单说戏剧吧,它首先要有核心事件,要有矛盾冲突,要有能抓住观众的强烈悬念,再能贴近群众生活,给观众心理上某种满足,群众才能喜欢看。同时,它需要在舞台上演出,又受到“三一律”的限制,每一幕戏,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表现一件事。它不能像小说那样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颠倒描写;它更不能如电影那样自由变化环境,可以从乡村换个镜头就到了城市……总之,写剧本首先材料要有戏剧元素,不具备写戏条件的先进人物,模范事迹,都不宜写戏。例如当年在延安时,有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还有位著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事迹够先进,但没能写成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用电影艺术来表现他们先进事迹。这也充分说明了不具写戏条件的是不能硬去编戏的,可以用其他文艺形式去表现他们。
　　再看个例证。文革时期,倾全国之力打造八个“样板戏”,但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八个戏现在仍在演的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四五个戏了。为什么《海港》没人演了呢?为什么《龙江颂》也很少上舞台呢?因为它们缺乏曲折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没有能抓住观众非看不可的悬念,这种平庸之作是注定要被观众所淘汰的。
　　三
　　我国戏曲正式登台演出,大约是从元曲开始,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完善,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七八个世纪创作出的剧目,估计不少于七八千出。著名戏曲专家陶君起先生,在196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剧目初探》这本书中,就搜集了剧目一千二百二十余个,但现在戏剧舞台上经常还演出的剧目有多少?多也没有一百出。如《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周仁献嫂》、《铡美案》、《清风亭》以及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白蛇传》、《梁祝》、《天仙配》等。解放后新编的剧目保留下来的有《江姐》、《朝阳沟》以及古装戏《杨门女将》、《花枪缘》《穆桂英挂帅》等等。这些戏为什么能保持下来?仔细研究一下,它都有戏“核”(中心事件),还各有其特殊性、代表性,现实意义。而且每部戏都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曲折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所以观众才会百看不厌,流传至今。我们为完成任务就去写的戏,有这些丰富内容吗?没有。没有还要硬去编成戏,观众会买账吗?观众不愿看戏剧还怎么繁荣?同时这也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笔者认为,宣传党的政策、表彰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不一定非要用戏曲的方式。应根据其具体事件的具体内容,适合什么文体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写报告文学,可以写人物通讯,可以写诗歌、散文甚至电影脚本、电视连续剧……千万别硬性下任务写戏剧。这样做违背了剧本创作规律,也不符合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总之,不管写什么文章,还是先想想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