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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中國当前农村教育的形势“一片大好”：至20世纪末在农村已完成全面“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任务。2006年以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得到巩固和完善。农村地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至今已有10年之久，农村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小升初”率长期稳定在九成以上。
然而也有人认为，农村教育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首先，2000年至2010年间，过快过急地推行撤并农村中小学校，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学龄儿童上学困难。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资料称，在此期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幅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约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逾25%。换句话说，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其次，农村学生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且辍学主体由高年级学生转为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复读后再辍学的比例也有升高之虞。第三，师资、校舍和教学资源的质量均得不到保证，与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进城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势成痼疾。
良好初衷何以未达预期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一些引发争议的农村教育政策、举措，其出台的初衷是好的。
当初调整农村教育布局，撤并边远、分散学校和教学点，目的是要通过教育资源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提高有限教育成本投入的使用效率和教学质量，改善农村学生的学习条件；而淘汰农村代课教师的目的则是规范教师的职业标准，提升教学品质。
然而这些良好的初衷却并未能全部换来预期效果，以至于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下发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从而在事实上修正了持续10年的农村中小学校撤并趋势，在一些农村边远地区，“不规范师资”实际上被继续使用。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迈出了第一步，但毋庸讳言，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替代农村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相对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农村发展速度大为滞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绝对数量上看固然是大幅增加，但和城市相比，“相对增幅”则极为有限。在中国经济结构迅速升级换代的21世纪，这种状况持续10年以上的结果，就是令农村生源在升学、就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每况愈下。
中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自给、半自给和“准城乡分离型”，迅速演进为如今的外向型、工商业主导型和“城市依附型”，与城市经济结合愈紧密的农村，经济越发达，社会进步程度越大，收入水平越高；而城镇化的提速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城镇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新城里人”。然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并非都能跟上这样迅速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其中，农村教育的不适应、不配套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条块分割的义务教育模式和“大流动”的农村学龄儿童状况不相匹配。
随着大量民工进城和跨省流动，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在城市和城郊结合部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的下一代或随父母离乡进城，或本就出生在城镇，“农村老家”对他们而言和城里小伙伴一样陌生。与此相随的是，义务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全国一盘棋”到各省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这虽是教育发展使然，但“新城里人”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却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因就读困难，“新城里人”子弟不得不栖身于教学条件不规范、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民工学校（对民工学校的整治又成为新的两难）。即便顺利寄读城里学校，“条块分割”所造成的“同校同班，不同教学大纲和高考考卷”也让“新城里人”子弟无时无刻不被“强制性”地忆起自己的“农村身份”，并不得不忍受从日常学习到升学考试的一系列不便。为摆脱这些不便，许多“新城里人”只能将学龄子女送回农村老家，从而造成留守儿童问题，这些“农村户口、城里思维”的留守儿童被迫远离熟悉的成长环境，远离父母，进而又造成新的问题。
其次，教学内容早已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过去的十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面貌剧变的十多年，社会在变，经济结构在变，知识更新的提速和就业门槛的提升，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农村教育越发显得不适应、不配套，农村子弟的竞争力逐渐下降，新时代“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
正如一些常年从事贫困农村助学工作的朋友所言，“穷”“付不起学费”仅仅是农村辍学率尤其低年级辍学率上升的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越读越浪费”——一个农村子弟读到初中、高中，并不能从中获得现实的收益，而“少读了几年书”的同伴则可能去城里打工“多赚了几年钱”，即便留在乡下也能帮家里干活减轻负担。如果考上大学，还要贴上至少三四年的不菲开销（在有些边远、贫困地区，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其家庭全部年收入的几倍），而由于“扩招”和“不包分配”，“高价供出来的”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很可能长期“收不回本”，这无形中打击了许多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和许多助学团体、个人，都侧重于针对前一原因的帮扶，而对后一原因所导致的辍学、厌学，却缺乏充分深刻的认识和适当的政策调整，这让帮扶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令帮扶者困惑的是，那些被帮扶的“幸运儿”们普遍不愿回到贫困的家乡，反倒利用一切可能远离那里。笔者一位在云南鹤庆山区帮教多年的朋友就曾苦恼地说：“我们帮扶的结果，是让那里最聪明的孩子都离开了家乡，这不是越帮越‘失血’么？”
帮扶变思路：“让上学的孩子未来过得更好”
值得思索的是，中国曾是全球范围内农村“读书意愿”最强烈的地区。早在帝王时代，“耕读世家”就成为社会称赞的典范，不仅富裕、小康的农村家庭子弟热衷读书，贫寒子弟只要有条件也乐此不疲；步入近代，先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普及乡村教育，后有大张旗鼓的农村扫盲、中小学教育普及；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省市农村中小学掀起读书热，沿海省份的部分农村“县中”的高考录取率甚至压倒大多数同省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以至于一些城市家长将正读高中或落榜复读的子女送到“县中”去“进补”。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当时的农村，读书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中国的帝王时代有千年科举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终南捷径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尽管这条路是不折不扣的高淘汰率“窄路”，但毕竟赋予农村子弟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和机遇，这足以激励众多农村学子勤学不辍。近代以后科举虽然停办，但读书依然是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大专院校“包分配”时代，农村学生一旦考上大学、大专甚至中专，就可以“农转非”并成为国家干部，吃上农村人人羡慕的“皇粮”。笔者在1980年代曾参观某苏北高升学率“县中”，见高三毕业班课桌上都刻着“别忘了你还是农村户口”的字样，“有用才读书”的“原动力”昭然若揭——对此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地方社会发展程度不高，有限但有针对性的一些文化知识可以方便地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改革开放之初，笔者老家（安徽著名贫困县泗县）就有亲戚凭借初中生物课本上的知识搞“分层鱼塘”而成了万元户，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远亲因识文断字被推举为生产队会计，过上了稍好于乡亲的生活。可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相对较高的部分读书人，可利用“相对知识落差”和“稀缺资源垄断”，把知识变现，这其中虽有不得已的原因，却在客观上维系了许多农村子弟及其家庭对上学、读书的热情。但在当下，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产业门槛的提升让识文断字的能力不能再轻易变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校统招统分体制的改变，又让“学而优则仕”的成本加重、代价变高且风险大增。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教育的帮扶思路，即不再把重点放在“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而是放在“让农村上学的孩子未来过得更好”上。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不断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思路，转而采取“因地制宜、有进有退”的方略——
所谓“有进”，即在主要层面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必须指出，撤并农村学校和淘汰代课教师等争议性措施并非一无可取，其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初衷仍不应否定。过去的“一刀切”需要纠正，但因噎废食同样不可取，简陋、粗放、聊胜于无的教育，只能培养出越来越不符合社会需要、越来越缺乏现代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农村青年，而要解决上述两难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理顺体制，让“新城里人”子弟不仅能接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也能获得和后者同等的考试、升学机会，这样不仅能彻底解决“城市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也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稳定，改善合格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谓“有退”，即必须清醒认识到国情和现实情况，不能照搬工业化国家“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基础教学应更有的放矢，毕竟在那些地方，绝大多数适龄儿童现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非升学。取法梁、晏、陶等先贤和新中国几十年农村教育普及经验，在这部分乡村的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加农村实用知识、技能的教育并注重适时更新，不仅能大大提高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当地的面貌和风气。
日前中国部分高等学府推出了包括“规定农村招生比例”和增加农村生源助学贷款等倾斜政策，其初衷固然好，但在“扩招”背景下不足以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子弟“读大学不够本”的困惑，到头来未必能实现初衷，可能反倒会成为部分“特殊家庭”权力寻租的新“空子”。其实通过调整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设立一些更接地气的专业，同时在政策上加大对适合农村子弟的专科学校、职业高中等的扶持，当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者系旅加学者）
然而也有人认为，农村教育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首先，2000年至2010年间，过快过急地推行撤并农村中小学校，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学龄儿童上学困难。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资料称，在此期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幅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约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逾25%。换句话说，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其次，农村学生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且辍学主体由高年级学生转为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复读后再辍学的比例也有升高之虞。第三，师资、校舍和教学资源的质量均得不到保证，与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进城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势成痼疾。
良好初衷何以未达预期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一些引发争议的农村教育政策、举措，其出台的初衷是好的。
当初调整农村教育布局，撤并边远、分散学校和教学点，目的是要通过教育资源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提高有限教育成本投入的使用效率和教学质量，改善农村学生的学习条件；而淘汰农村代课教师的目的则是规范教师的职业标准，提升教学品质。
然而这些良好的初衷却并未能全部换来预期效果，以至于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下发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从而在事实上修正了持续10年的农村中小学校撤并趋势，在一些农村边远地区，“不规范师资”实际上被继续使用。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迈出了第一步，但毋庸讳言，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替代农村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相对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农村发展速度大为滞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绝对数量上看固然是大幅增加，但和城市相比，“相对增幅”则极为有限。在中国经济结构迅速升级换代的21世纪，这种状况持续10年以上的结果，就是令农村生源在升学、就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每况愈下。
中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自给、半自给和“准城乡分离型”，迅速演进为如今的外向型、工商业主导型和“城市依附型”，与城市经济结合愈紧密的农村，经济越发达，社会进步程度越大，收入水平越高；而城镇化的提速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城镇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新城里人”。然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并非都能跟上这样迅速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其中，农村教育的不适应、不配套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条块分割的义务教育模式和“大流动”的农村学龄儿童状况不相匹配。
随着大量民工进城和跨省流动，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在城市和城郊结合部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的下一代或随父母离乡进城，或本就出生在城镇，“农村老家”对他们而言和城里小伙伴一样陌生。与此相随的是，义务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全国一盘棋”到各省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这虽是教育发展使然，但“新城里人”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却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因就读困难，“新城里人”子弟不得不栖身于教学条件不规范、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民工学校（对民工学校的整治又成为新的两难）。即便顺利寄读城里学校，“条块分割”所造成的“同校同班，不同教学大纲和高考考卷”也让“新城里人”子弟无时无刻不被“强制性”地忆起自己的“农村身份”，并不得不忍受从日常学习到升学考试的一系列不便。为摆脱这些不便，许多“新城里人”只能将学龄子女送回农村老家，从而造成留守儿童问题，这些“农村户口、城里思维”的留守儿童被迫远离熟悉的成长环境，远离父母，进而又造成新的问题。
其次，教学内容早已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过去的十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面貌剧变的十多年，社会在变，经济结构在变，知识更新的提速和就业门槛的提升，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农村教育越发显得不适应、不配套，农村子弟的竞争力逐渐下降，新时代“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
正如一些常年从事贫困农村助学工作的朋友所言，“穷”“付不起学费”仅仅是农村辍学率尤其低年级辍学率上升的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越读越浪费”——一个农村子弟读到初中、高中，并不能从中获得现实的收益，而“少读了几年书”的同伴则可能去城里打工“多赚了几年钱”，即便留在乡下也能帮家里干活减轻负担。如果考上大学，还要贴上至少三四年的不菲开销（在有些边远、贫困地区，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其家庭全部年收入的几倍），而由于“扩招”和“不包分配”，“高价供出来的”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很可能长期“收不回本”，这无形中打击了许多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和许多助学团体、个人，都侧重于针对前一原因的帮扶，而对后一原因所导致的辍学、厌学，却缺乏充分深刻的认识和适当的政策调整，这让帮扶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令帮扶者困惑的是，那些被帮扶的“幸运儿”们普遍不愿回到贫困的家乡，反倒利用一切可能远离那里。笔者一位在云南鹤庆山区帮教多年的朋友就曾苦恼地说：“我们帮扶的结果，是让那里最聪明的孩子都离开了家乡，这不是越帮越‘失血’么？”
帮扶变思路：“让上学的孩子未来过得更好”
值得思索的是，中国曾是全球范围内农村“读书意愿”最强烈的地区。早在帝王时代，“耕读世家”就成为社会称赞的典范，不仅富裕、小康的农村家庭子弟热衷读书，贫寒子弟只要有条件也乐此不疲；步入近代，先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普及乡村教育，后有大张旗鼓的农村扫盲、中小学教育普及；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省市农村中小学掀起读书热，沿海省份的部分农村“县中”的高考录取率甚至压倒大多数同省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以至于一些城市家长将正读高中或落榜复读的子女送到“县中”去“进补”。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当时的农村，读书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中国的帝王时代有千年科举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终南捷径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尽管这条路是不折不扣的高淘汰率“窄路”，但毕竟赋予农村子弟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和机遇，这足以激励众多农村学子勤学不辍。近代以后科举虽然停办，但读书依然是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大专院校“包分配”时代，农村学生一旦考上大学、大专甚至中专，就可以“农转非”并成为国家干部，吃上农村人人羡慕的“皇粮”。笔者在1980年代曾参观某苏北高升学率“县中”，见高三毕业班课桌上都刻着“别忘了你还是农村户口”的字样，“有用才读书”的“原动力”昭然若揭——对此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地方社会发展程度不高，有限但有针对性的一些文化知识可以方便地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改革开放之初，笔者老家（安徽著名贫困县泗县）就有亲戚凭借初中生物课本上的知识搞“分层鱼塘”而成了万元户，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远亲因识文断字被推举为生产队会计，过上了稍好于乡亲的生活。可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相对较高的部分读书人，可利用“相对知识落差”和“稀缺资源垄断”，把知识变现，这其中虽有不得已的原因，却在客观上维系了许多农村子弟及其家庭对上学、读书的热情。但在当下，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产业门槛的提升让识文断字的能力不能再轻易变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校统招统分体制的改变，又让“学而优则仕”的成本加重、代价变高且风险大增。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教育的帮扶思路，即不再把重点放在“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而是放在“让农村上学的孩子未来过得更好”上。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不断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思路，转而采取“因地制宜、有进有退”的方略——
所谓“有进”，即在主要层面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必须指出，撤并农村学校和淘汰代课教师等争议性措施并非一无可取，其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初衷仍不应否定。过去的“一刀切”需要纠正，但因噎废食同样不可取，简陋、粗放、聊胜于无的教育，只能培养出越来越不符合社会需要、越来越缺乏现代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农村青年，而要解决上述两难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理顺体制，让“新城里人”子弟不仅能接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也能获得和后者同等的考试、升学机会，这样不仅能彻底解决“城市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也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稳定，改善合格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谓“有退”，即必须清醒认识到国情和现实情况，不能照搬工业化国家“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基础教学应更有的放矢，毕竟在那些地方，绝大多数适龄儿童现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非升学。取法梁、晏、陶等先贤和新中国几十年农村教育普及经验，在这部分乡村的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加农村实用知识、技能的教育并注重适时更新，不仅能大大提高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当地的面貌和风气。
日前中国部分高等学府推出了包括“规定农村招生比例”和增加农村生源助学贷款等倾斜政策，其初衷固然好，但在“扩招”背景下不足以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子弟“读大学不够本”的困惑，到头来未必能实现初衷，可能反倒会成为部分“特殊家庭”权力寻租的新“空子”。其实通过调整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设立一些更接地气的专业，同时在政策上加大对适合农村子弟的专科学校、职业高中等的扶持，当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