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适合的。根据媒体公开的信息，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甚至被舆论骂为“资本的走狗”。
　　根据公开信息，中国7500多个独董职位中，4500多个职位由专家、教授包揽了，凡是有点名声的经济学家，基本都担当着上市公司的独董，甚至有的还在多家公司任职。而更多的还在未上市的公司当着独董——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不仅仅限于当企业独董，二者之间还有更多的利益纠葛。而且，经济学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分圈子的——有的专爱依附国企，有的则与民企眉来眼去，还有的为外国资本服务，属于典型的买办。
　　股市之争与“利益”
　　在清楚知道经济学家们的“利益”立场后，再来观察他们对公众经济事务发表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1年年初，有经济学家“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
　　萧灼基说，“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股市就是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有的同志说，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场，而赌场是非法的，应该关闭，如果关闭股市取缔股市，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还是广大股民。如果广大股民有意见，谁来赔偿？我要是股民就会提出，股市是政府开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荐的，股票发行价格是政府决定的，监管是由政府负责的，你现在说要关掉，我的损失找谁赔？应该找政府赔。政府赔得起吗？”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结合后来吴敬琏和时任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当年，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
　　那么，唱高股市的萧灼基呢？仔细观察和思考着的股民，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呢？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萧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的。然而，杨帆却说，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人们也注意到，当时，萧灼基身后还有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
　　博览财经公司研究部李主任透露，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通过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相融合的现象普遍存在，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专业观点”，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心照不宣”
　　那么，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到底如何？媒体记者联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希望进行更深入的采访，方教授了解到采访意图后，犹豫了一下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联系。当媒体记者第二次与方教授联系上后，方教授最终拒绝了采访。在短暂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劝记者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圈内拿企业课题经费而影响研究公正性的事情进行了批评。比如，一向主要对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林毅夫，关于可口可乐这一企业的“实证”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求”，“此外，我们对可口可乐系统的注入给资本形成、利润、税收，尤其是就业所造成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业关联，上述注入对中国就业状况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估计，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个”，“另外，罐装系统的注入所间接导致的政府税收增加值在1998年约为12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罐装系统向政府直接交纳的税收的3倍”。
　　程恩富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学者在考虑外资饮料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可能不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料企业纷纷倒闭，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的产值和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在研究时必须考虑，不能简单得出增加就业和产值的结论。“问题是，促使那么多聪明的学者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程教授反问。
　　
　　“复杂”的经济学圈子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圈子，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数年、现任加拿大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徐滇庆，曾组织长城金融研究所进行民营银行案例研究。据称，2000年7月徐滇庆组织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后，私下声称是国务院委托他们做民营银行试点的课题的。媒体记者为此专门采访求证于徐教授，他是这样回答的：“至于说民营银行研究项目是谁委托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回答吧。反正到时候会有很多著名人士出来说话的。”他还说，“要澄清一个误解，不是说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监管层博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量的”，“国务院不少领导都很关心金融创新的研究”。
　　不过，通过浙江的泰隆案，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与资本、权力交错的一角。据报道，在加拿大，徐滇庆与台州银座商业银行董事长相识，后经银座董事长介绍，与浙江泰隆信用社董事长王钧相识。在徐滇庆的背景和“国务院委托”的吸引下，泰隆加入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有消息说，泰隆的王钧经过当时的台州市委宣传部长苏建国之手，为研究方转交研究经费数万美元。之后不久，苏建国即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中新社报道称苏“出差走到哪，嫖到哪”，“收红包48万，养情妇14个”。
　　苏建国事件将泰隆牵涉其中，进而，谣言四起，浙江台州发生挤兑事件，人民银行调集大量资金平息事态。就此事，徐滇庆说了下面一段话：“依长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个人现在的名声地位，倘若给某个企业作咨询，收个10万20万美金，司空见惯。你到毕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听一下，咨询费用大概是个什么档次？他们派出的人是什么档次？不过，倘若我收了某个企业的咨询费用，一定会按章缴税。不是吹牛，如果我开口的话，别说是8万美金，再多一些也要得到。”
　　虽然以上的情况很难说它非法，但在“良心”与“利益”之间，另外一些情况就比较令人深思了。比如，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出书后，花钱请经济学家论证，北京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家就露骨吹捧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天才，却不料，翟新华不久后就因为腐败落马。之后，该经济学家依旧“昂首挺胸”地做着学问，只是闭口不再提及他眼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
　　而当媒体记者提到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时，杨帆不假思索地回答：“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据报道，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基本隶属四个集团，一是权贵投机集团，二是民营企业集团，三是买办资本集团，还有就是国资集团。杨帆说：“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吃香，主要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较低有关。目前，民营企业的财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民营企业家最担心什么？最担心财产的安全性！”他认为，这都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大力呼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知名经济学家一夜间成为了各大高校推销的“卖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动辄数十万学费的“总裁班”把知名经济学家作为“生源大战”的“法宝”；许多为求生存安全的民营企业家纷纷酝酿“一石双鸟”──知识“充电”和编织高端人脉网，甚至在经济学界挑选利益代言人──民营企业“拜师、求知、交友”，通过独立董事、顾问、课题研究等有偿职务或者课题资助等形式，利用经济学家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在民营企业的咄咄攻势下，其他利益集团也开始重视经济学家的“价值”，纷纷笼络之。
　　对此，钟朋荣说，这实是市场经济迈向成熟过程中的一種无奈。换句话说，即便经济学家为谁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论的价值。当前要做的只是规范代言的程序，并且使其更加透明，消除个别“害群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