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段以艰苦奋斗为荣的岁月。20世纪80年代，我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后进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随导师邹衡学习夏商周考古。学术理想从此萌发：为探索中国历史与考古研究尽微薄之力。此后，我便潜心于夏商文化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回首治学之路，我深感做学术是对品格的锤炼，能吃苦是其中重要一关。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豫南地区作考古调查，历时425天，行程10500公里。当时经费非常有限，每天平均不到8块钱，为了节省经费，我晚上住过办公室、教堂或人家的过道。
　　 在信阳固始平寨发掘时，我住的地方距发掘工地4里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往工地跑，晚上回来天已黑了。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傍晚，有几根地层线没来得及测量绘图，只好留待第二天。当晚下起大雨，第二天雨仍下个不停。看着深约五米、坑壁黏土不断脱落的考古发掘探方，我决定冒雨测绘，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確性。于是，我穿上雨衣，拄着一根长竹竿下到坑底，把那几根地层线仔细测绘在地层剖面图上。离开发掘工地时，雨变成了雪。不久，我因病毒感染反复高烧，在医院躺了16天。病情刚有好转，我就立刻赶到信阳去整理出土文物。整理室是一间简易房，屋顶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石棉瓦，窗户是纸糊的，没有炉火取暖。12月的河南很冷，我捂着棉大衣、棉鞋、棉帽，每天从早七点一直工作到晚十一点，终于获得了一批淮河上游龙山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的考古新材料。
　　 做学问不仅要能吃苦，还要敬畏学术，有社会责任感。比如，我在夏商文化研究上苦行多年后终有所获，即在商代前期牛肋骨刻辞上补识出“乇”字，在二里头文化牛肩胛卜骨上发现刻辞，并将其中一个字隶定为“夏”字。这两个学术发现说明，一个人不论能力大小，只要胸怀学术理想并脚踏实地去求索，一定会有所收获。（作者李维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摘自《光明日报》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