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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呈现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变革与发展，虽然作品完成于当代，却秉持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再现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内在丰厚性。《白鹿原》中折射出来的传统作为人类生活积淀，既融入了影响深远的民族心理，又带有封建性印记的落后思想。本文主要以陈忠实的“文化理想”为切入点，探讨这种文化对人物行为和命运的影响，挖掘人物不同命运背后陈忠实所寄寓的对文化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白鹿原》;陈忠实;文化诉求;寻根
一、对传统文化的探索与认可
（一）文化诉求
1.儒家文化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代表陈忠实对乡土的美好愿景和白鹿原的传统秩序。朱先生坚持“君子慎独”的戒律，以“正人正事”为己任，例如让白嘉轩将自己题笔的“耕读传家”牌匾蒙上，宣读县府十二条禁烟令，但这一壮举无疑是对“耕读传家”的深度解读;如一直穿着粗衣粗袜，即便世事变迁也不觉得格格不入;如到南方讲学时，因同人带其出入烟花楼，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自责等等，这正是“幽居不淫，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的儒者形象。
白嘉轩是实用理性的践行人，这种思维方式以关注现实、注重经验、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的重要特质之一。白嘉轩始终以现实与实用性为标杆，白家每个人的选择都必须顺从白嘉轩，否则就会被“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忠、礼、智、信、义”都深入白嘉轩的骨髓，于是白嘉轩便有了种种“义举”，甚至被写成“人格神”，比较具备文化内涵，即人物精神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
鹿三是儒家文化的忠实捍卫者。自从白秉德去世后，“鹿三和平辈的白嘉轩关系更为和谐”，这种关系的维持一方面是鹿三的“自尊自信”，以轻言语重行动、诚实踏实的劳动赢得认可;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忠君意识，例如交农事件中代替白嘉轩组织上交农具，二是看到白孝文堕落后杀害田小娥。鹿三自身价值观在与白嘉轩的朝夕相处中自然而然地融合，而鹿三也十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对违背价值观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与白嘉轩不谋而合。因此，鹿三最后回归了对宗族的忠诚，这也隐喻着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黑娃是儒家文化的归依者。因鹿三简单、直接、粗暴的教育方式形成了叛逆性格，黑娃始终难以承受以白家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重压，在嘉道叔的推介下义无反顾地离开白鹿原，而在遇到田小娥后，黑娃有了朦胧的爱情意识，在黑娃带田小娥回到白鹿原后，只有鹿兆鹏表示赞成。因此，黑娃在鹿兆鹏身上获得了渴望得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选择参加革命。在黑娃娶了高玉凤后，开始对前半生进行反思，这表明黑娃愿意将自我融入当时的文化体系里，跟随朱先生学习后更是脱胎换骨，在自身的言谈举止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逐渐变得儒雅且有气度。
2.农耕文化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表示，农耕是一种求生手段，是人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农耕文化决定了人们对土地亲近、崇拜的精神和态度。人们通过土地获得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一定的心理满足，同时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逐步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价值观。例如，作品中的秉德老汉，他在干农活时的精神状态就是在劳动中获得踏实与满足;在换地一章中白嘉轩、鹿子霖对土地的详熟，不仅是对自身财产的管理，更浸润着对土地的崇拜与深情;白嘉轩恪守“做正经庄稼人”，腰断后依然劳作，实际上是通过“重操旧业”找回自我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证据。农耕活动在满足人生存与心理需求的过程中也与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这是作为小农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社会心理。可以说，土地不仅仅是人们满足温饱需求的物质基础，更凝结着几代人的血汗和辛苦，甚至家族的品格、财力和地位。因此，白鹿原不是普通的“原”，它象征农耕文明的繁衍不息。
耕作不同于经商的生产方式，耕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勤则有继”，因此，农耕活动能塑造出勤劳节俭、老实憨厚的品格，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独特的人格魅力。作品中，白鹿原因为旱灾的缘故，尸横遍野，因此白鹿村的人集中在关爷庙进行“伐神取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拜神”其实是人们因自身力量无法改变现状，却又渴望“有改变”的精神寄托和原始信仰。“伐神取水”后，白鹿村的庄稼收成真的大好，这便给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自信，以及对天地的敬畏。自然界给人们的启示在人们息息相关的土地上得以昭示：世有变化，天地有常，人们对天地多了一分敬畏也更专注于当下。因此，即使《白鹿原》中对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愚昧”有批判，但这种莫大的承载力、坚韧的生命力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
（二）文化认可
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辩证的。总体来看，笔者认为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体现于下：
1.重义轻利
白嘉轩对朱先生的尊重说明了对朱先生价值观的认同，尤其是对朱先生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追求、淡泊名利的胸怀、对愚昧礼数敢于表达不满等等。除此之外，田小娥虽然出身卑贱，但也敢为爱情逃出压迫的桎梏，对一穷二白的黑娃有爱有义，这样的真情女子当然也是重情谊之人，是值得追求幸福之人。在每个鲜活的人物身上仁义处处都在，这种仁义在逐利的过程中也能看到。但有朱先生站出来捣毁田地、追求天理，无论是书中的人物还是陈忠实自己的立场都对仁义表达肯定和赞美。
2.重农轻商
从“耕读传家”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庄稼人的根本，对于白嘉轩而言，世世代代都是庄稼人，这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就连田小娥也以嫁庄稼人作为人生最后的归属。农村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是世代传承下来的、是土地给予的，也是很难磨灭的，年复一年离不开耕种，离不开泥土的味儿。这种本分、踏实的文化和價值不仅是农民的本色，也符合陈忠实作为关中农民的人生底色，同时也表明陈忠实对这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而这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3.重理轻欲 道理、事理都讲究一个“理”，是“理”也是“礼”，讲究一个合情合理、讲究一个说法，同时“存天理、灭人欲”似乎也显现出来了。陈忠实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欲，看似是浓墨重彩的表达，其背后是表达男女情欲的本质，欲望这只困兽只有绑在“理”的缰绳之下，才能守护做人的底线，黑娃和田小娥的情欲因为没有这个缰绳，便变得阴暗又低贱，只能被称为“下作的勾搭”。显然，这是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如果真心相爱却因文化、地位、道德等等要素而被歧视和阻挠，那么，明媒正娶的三妻六妾更非合法的“欲”，这显然是不合理，但也只能是时代的局限性，陈忠实认同道德对情欲的约束，但同时还是能感受到陈忠实对理大于欲的认同。
《白鹿原》对关中文化既偏爱又鞭笞的复杂态度，使小说充满矛盾与碰撞的火花。在波折复杂的叙述中对于关中文化的认同，具体地说是对人物特质的描写，不仅是陈忠实对人物身上某些闪光点的热爱，也来自对关中土地的深情。文化总是会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是一个人成长、甚至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基点，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是在这片土地，这是文化的根脉，尽管作为文化之母的儒家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陈忠实之所以认同这种文化，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认可，更是尊重和敬畏哺育华夏儿女的文化，这才是陈忠实真正的文化理想。
二、追溯文化訴求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白鹿原》从1988年动笔，耗时四年完成。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环境的影响，社会形成了一股文学的创作流派“反思文学”，而陈忠实正是受到这种思潮影响才开始创作。但是，相对于反思文学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陈忠实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陈忠实这是个转折，所以，《白鹿原》对半个世纪的描写不是反思传统的弊端，而是挖掘白鹿原的根，挖掘整个民族在经历众多坎坷后仍旧生存繁衍的原因。这里更加转向了“寻根文学”的立场，回归民族生命的原点，揭示出只有在民族的土地上，在自身文化的框架下才能保持民族的“根”，这既是对反思文学的进一步思考，也承启了寻根文学的先声。
（二）人生经历的“坎坷”
陈忠实在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小学担任教师，其只能通过阅读弥补文学专业水平上的欠缺，并由最初对文学的兴趣和创作毅力坚持到最后。同时，由于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对关中传统文化、农民、农村生活充满了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这也是其创作动力之一。而作为农民的儿子，其思想中始终饱含着中国农民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在经历种种社会变革后便毅然选择回归成为一个农民，这种回归也使陈忠实在出生的地方去展望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发展历程，去思考民族存在的原因，去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与意义。也正是陈忠实“坎坷”的人生经历，能使他回归于当下，追寻最初的信仰，以更冷静的眼光审视整个民族。地域的限制、生活的坎坷、知识的欠缺都难以抹去陈忠实对文学的信仰，也正是对文学的敬畏铸就了陈忠实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创作精神，《白鹿原》就这样诞生在儒家文化的废墟上，小说本身也是陈忠实个人对文化、艺术追求和热爱的诠释。
参考文献：
[1]王珂.《白鹿原》中地域文化特色与作者的关联[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7）：52.
[2]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03）：4-13+1.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彭华生.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陈忠实.陈忠实文集[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
[7]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
[8]纪麟.论《白鹿原》对乡村传统儒家文化的挖掘[D].吉林大学，2010.
（作者简介：张佳程，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华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白鹿原》;陈忠实;文化诉求;寻根
一、对传统文化的探索与认可
（一）文化诉求
1.儒家文化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代表陈忠实对乡土的美好愿景和白鹿原的传统秩序。朱先生坚持“君子慎独”的戒律，以“正人正事”为己任，例如让白嘉轩将自己题笔的“耕读传家”牌匾蒙上，宣读县府十二条禁烟令，但这一壮举无疑是对“耕读传家”的深度解读;如一直穿着粗衣粗袜，即便世事变迁也不觉得格格不入;如到南方讲学时，因同人带其出入烟花楼，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自责等等，这正是“幽居不淫，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的儒者形象。
白嘉轩是实用理性的践行人，这种思维方式以关注现实、注重经验、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的重要特质之一。白嘉轩始终以现实与实用性为标杆，白家每个人的选择都必须顺从白嘉轩，否则就会被“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忠、礼、智、信、义”都深入白嘉轩的骨髓，于是白嘉轩便有了种种“义举”，甚至被写成“人格神”，比较具备文化内涵，即人物精神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
鹿三是儒家文化的忠实捍卫者。自从白秉德去世后，“鹿三和平辈的白嘉轩关系更为和谐”，这种关系的维持一方面是鹿三的“自尊自信”，以轻言语重行动、诚实踏实的劳动赢得认可;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忠君意识，例如交农事件中代替白嘉轩组织上交农具，二是看到白孝文堕落后杀害田小娥。鹿三自身价值观在与白嘉轩的朝夕相处中自然而然地融合，而鹿三也十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对违背价值观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与白嘉轩不谋而合。因此，鹿三最后回归了对宗族的忠诚，这也隐喻着向传统文化的回归。
黑娃是儒家文化的归依者。因鹿三简单、直接、粗暴的教育方式形成了叛逆性格，黑娃始终难以承受以白家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重压，在嘉道叔的推介下义无反顾地离开白鹿原，而在遇到田小娥后，黑娃有了朦胧的爱情意识，在黑娃带田小娥回到白鹿原后，只有鹿兆鹏表示赞成。因此，黑娃在鹿兆鹏身上获得了渴望得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选择参加革命。在黑娃娶了高玉凤后，开始对前半生进行反思，这表明黑娃愿意将自我融入当时的文化体系里，跟随朱先生学习后更是脱胎换骨，在自身的言谈举止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逐渐变得儒雅且有气度。
2.农耕文化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表示，农耕是一种求生手段，是人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农耕文化决定了人们对土地亲近、崇拜的精神和态度。人们通过土地获得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一定的心理满足，同时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逐步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价值观。例如，作品中的秉德老汉，他在干农活时的精神状态就是在劳动中获得踏实与满足;在换地一章中白嘉轩、鹿子霖对土地的详熟，不仅是对自身财产的管理，更浸润着对土地的崇拜与深情;白嘉轩恪守“做正经庄稼人”，腰断后依然劳作，实际上是通过“重操旧业”找回自我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证据。农耕活动在满足人生存与心理需求的过程中也与个体生命融为一体，这是作为小农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社会心理。可以说，土地不仅仅是人们满足温饱需求的物质基础，更凝结着几代人的血汗和辛苦，甚至家族的品格、财力和地位。因此，白鹿原不是普通的“原”，它象征农耕文明的繁衍不息。
耕作不同于经商的生产方式，耕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勤则有继”，因此，农耕活动能塑造出勤劳节俭、老实憨厚的品格，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独特的人格魅力。作品中，白鹿原因为旱灾的缘故，尸横遍野，因此白鹿村的人集中在关爷庙进行“伐神取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拜神”其实是人们因自身力量无法改变现状，却又渴望“有改变”的精神寄托和原始信仰。“伐神取水”后，白鹿村的庄稼收成真的大好，这便给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自信，以及对天地的敬畏。自然界给人们的启示在人们息息相关的土地上得以昭示：世有变化，天地有常，人们对天地多了一分敬畏也更专注于当下。因此，即使《白鹿原》中对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愚昧”有批判，但这种莫大的承载力、坚韧的生命力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
（二）文化认可
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辩证的。总体来看，笔者认为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体现于下：
1.重义轻利
白嘉轩对朱先生的尊重说明了对朱先生价值观的认同，尤其是对朱先生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追求、淡泊名利的胸怀、对愚昧礼数敢于表达不满等等。除此之外，田小娥虽然出身卑贱，但也敢为爱情逃出压迫的桎梏，对一穷二白的黑娃有爱有义，这样的真情女子当然也是重情谊之人，是值得追求幸福之人。在每个鲜活的人物身上仁义处处都在，这种仁义在逐利的过程中也能看到。但有朱先生站出来捣毁田地、追求天理，无论是书中的人物还是陈忠实自己的立场都对仁义表达肯定和赞美。
2.重农轻商
从“耕读传家”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庄稼人的根本，对于白嘉轩而言，世世代代都是庄稼人，这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就连田小娥也以嫁庄稼人作为人生最后的归属。农村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是世代传承下来的、是土地给予的，也是很难磨灭的，年复一年离不开耕种，离不开泥土的味儿。这种本分、踏实的文化和價值不仅是农民的本色，也符合陈忠实作为关中农民的人生底色，同时也表明陈忠实对这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而这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3.重理轻欲 道理、事理都讲究一个“理”，是“理”也是“礼”，讲究一个合情合理、讲究一个说法，同时“存天理、灭人欲”似乎也显现出来了。陈忠实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欲，看似是浓墨重彩的表达，其背后是表达男女情欲的本质，欲望这只困兽只有绑在“理”的缰绳之下，才能守护做人的底线，黑娃和田小娥的情欲因为没有这个缰绳，便变得阴暗又低贱，只能被称为“下作的勾搭”。显然，这是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如果真心相爱却因文化、地位、道德等等要素而被歧视和阻挠，那么，明媒正娶的三妻六妾更非合法的“欲”，这显然是不合理，但也只能是时代的局限性，陈忠实认同道德对情欲的约束，但同时还是能感受到陈忠实对理大于欲的认同。
《白鹿原》对关中文化既偏爱又鞭笞的复杂态度，使小说充满矛盾与碰撞的火花。在波折复杂的叙述中对于关中文化的认同，具体地说是对人物特质的描写，不仅是陈忠实对人物身上某些闪光点的热爱，也来自对关中土地的深情。文化总是会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是一个人成长、甚至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基点，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是在这片土地，这是文化的根脉，尽管作为文化之母的儒家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陈忠实之所以认同这种文化，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认可，更是尊重和敬畏哺育华夏儿女的文化，这才是陈忠实真正的文化理想。
二、追溯文化訴求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白鹿原》从1988年动笔，耗时四年完成。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环境的影响，社会形成了一股文学的创作流派“反思文学”，而陈忠实正是受到这种思潮影响才开始创作。但是，相对于反思文学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陈忠实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陈忠实这是个转折，所以，《白鹿原》对半个世纪的描写不是反思传统的弊端，而是挖掘白鹿原的根，挖掘整个民族在经历众多坎坷后仍旧生存繁衍的原因。这里更加转向了“寻根文学”的立场，回归民族生命的原点，揭示出只有在民族的土地上，在自身文化的框架下才能保持民族的“根”，这既是对反思文学的进一步思考，也承启了寻根文学的先声。
（二）人生经历的“坎坷”
陈忠实在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小学担任教师，其只能通过阅读弥补文学专业水平上的欠缺，并由最初对文学的兴趣和创作毅力坚持到最后。同时，由于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对关中传统文化、农民、农村生活充满了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这也是其创作动力之一。而作为农民的儿子，其思想中始终饱含着中国农民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在经历种种社会变革后便毅然选择回归成为一个农民，这种回归也使陈忠实在出生的地方去展望整个文学与时代的发展历程，去思考民族存在的原因，去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与意义。也正是陈忠实“坎坷”的人生经历，能使他回归于当下，追寻最初的信仰，以更冷静的眼光审视整个民族。地域的限制、生活的坎坷、知识的欠缺都难以抹去陈忠实对文学的信仰，也正是对文学的敬畏铸就了陈忠实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创作精神，《白鹿原》就这样诞生在儒家文化的废墟上，小说本身也是陈忠实个人对文化、艺术追求和热爱的诠释。
参考文献：
[1]王珂.《白鹿原》中地域文化特色与作者的关联[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7）：52.
[2]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03）：4-13+1.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彭华生.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陈忠实.陈忠实文集[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
[7]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
[8]纪麟.论《白鹿原》对乡村传统儒家文化的挖掘[D].吉林大学，2010.
（作者简介：张佳程，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华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