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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81届奥斯卡电影节上的新科“状元”、独揽八项大奖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用真实和感人的极致表现撼动了全球影迷的心,在光影演绎的贫民人生里燃起了世界对华丽背后命运的倾注关怀的火焰。这部影片在众多极具好莱坞电影特征的佳片角逐中脱颖而出,是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影响价值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的整合意义是受众群体共鸣的基础,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解读该影片的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大众文化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全球上映之后,这部影片低成本投入的高票房回报已经不再是远离舆论的神话了,该片用英国导演、跨国制作班底、印度孟买实景拍摄,并独揽“奥斯卡”八项大奖,给了人们久违的震撼,更为难得的是,它成了文化汇集的思考空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先后赢得了第3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人民选择奖”,英国“独立电影奖”中的最佳英国独立电影、最佳导演以及最佳新人奖。在获得第66届“金球奖”之前,该片还获得了2008“国家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影片、最佳新人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还有很多纷至沓来的奖项足以证明该片在全球专业电影群体中得到的认可。从这部影片的斐然成就中探求影视发展的创作途径,拓展世界文化交流的大众传播策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美国电影的主流领域之外,用“叠加”的文化效应克服了以发达国家文化为高位姿态发现和拯救性质的操作行为,使本片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价值有效性。文化“误读”的诟病在过去许多影片中上演,导致东西世界文化融合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难以在大众传媒镜像中还原各民族本土文化精髓。正像梅特·希约特所说:
“当电影的各个因素完全植根于特定的民族想象空间时,不知其中情理的外国观众是很少可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的,因此这些电影因素对他们来说是晦涩的。”
一和而不同:异质文化的碰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外来文化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式,正因为这一点,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在看过赛门·波弗伊的剧本后毅然选择在印度孟买投拍。在亚洲这个他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国家,印度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期待,恰逢其时地帮助博伊尔完成了梦想,也完成了一次人们长久消费“美国大片”之后的審美转换。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欧美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搭建起了传播的桥梁,使异质来源的文化跨越了国家的界限。该片的联合导演洛芙琳·坦丹从印度少年中选群众演员都在极力服从这种规则,将“选秀”的年龄范围定在7-14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印度孩子接受英国文化的时候,孩子们从电视、电台、广播、流行音乐,甚至电影里广泛接触英语和英国文化。
影片从认知印度社会角度切入,由贫民窟孩子生活的世界开始了光影追逐的里程:一帮衣衫褴褛的小孩,被保卫追逐,破旧的贫民窟,拥挤的街道,赤脚凉鞋,脏乱的人群,混浊的河水,与世无争的人群,恶臭的垃圾……在敏捷的画面切换中串联着不同文化的表象,站在对印度社会理解基础上传递出“他者印象”。舍利姆和杰玛在泰姬陵景点欺骗欧美游客,歪曲历史的讲解给外来者以错误的文明认知;在杰玛带游客参观贫民窟时,游客的轿车轮子被卸掉,杰玛遭到拳脚相加的时候,游客极力阻止并说“现在是真正的美国时间”,这非常具有标志性,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文化背景中的不同声音,及对印度贫民社会生活状态的“他者”感受,是在电影创作团队、外国游客、观众多维空间中得以深化的。影片在电视节目答题内容中安排了英国情报站、美元上的头像、印度宗教标志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种随便的问答,而是把电影传播过程中面对的文化区域构建成和而不同的体系,使印度男孩所面临的问题选择具有跨文化的传播价值,这是电影主创人员为赢得全球反响所做的有预见性的设计。
今天的印度,科技发展与宗教作用在印度当下是并行不悖的力量。该片对印度宗教的“消化”理解,是对印度风土人情的接触性诠释,教派间的宗教冲突和人们安于命运的与世无争是影片叙事轨迹的逻辑支撑。杰玛在参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留给人们的问题就是“Jamal Malik is one question away from winning 20 million rupees。How did he do it?”,影片最后用“ 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做出了回答。这种“宿命论”思想不同于也具有宗教信仰的欧美社会。对人的主动性的呼唤从欧洲文明诞生之初就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正是文化上不同的理念使影片导演和编剧利用“宿命”的精神外壳包裹着杰玛人生经历的经验力量,为贫民窟的孩子实现了命运的转变。杰玛在获得奖金后,并没有过度兴奋,只是默默地享受着与拉提卡的相拥,东西方文化交锋并没有以矛盾作为结果,以欧美电影惯用的温情的人道主义关怀完美收束就是自然的化解方式。
当富有印度风情的旋律响彻在“奥斯卡”颁奖晚会的饕餮盛宴时,弥漫在美国最高影视文化盛典中的气息是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的赞许,这种肯定凝结着文化交织的魅力。美国影视文化建立在“商业”旗帜下的人性关怀和开放视野是众所周知的,印度贫民男孩杰玛面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细细品味,会觉得这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着阿甘(《阿甘正传》)代表的“美国精神”的光芒。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受众观看电影时,会油然而生一种感同身受感,印度的社会现实就像“放大镜下的中国”现象,在胶片行走的旅程中牵拉出同类世界中人们某种共性的关照。因此,可以从传播渠道的各个元素中寻找到影片对世界性文化兼容性的概括能力,甚至在受传者的传播终端也做了文化消费预测,其高票房回报和好评如潮可以理解为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大电影”的文化剪辑
前面我们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异质性文化融合做了剖析和阐述,其实影片在印度社会现实纪录中也浓缩了当下世界共性的大众文化特征,“大电影”的时代包容性超越了光影介质的传播的界限:
“电影经济早已超越了票房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电影产业,与此同时电影还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创意核心,它为明星经济、唱片产业、广告业、演艺业、报务业、游戏娱乐业等提供内容资源和经济动力。”
影片在孟买实景入笔呈现出草根文化、娱乐文化、黑社会文化、社会极权分化等方面对现代人性的冲击,影片浮光掠影般的片断概括了新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人类现实生存世界普遍面对的。
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表现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内容应该归属到大众文化范畴,通过大众传播方式制作和销售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对全球大众文化共性感知的问题进行剪辑和链接。整个影片讲故事的方式是用电视娱乐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形成叙述轨迹的,杰玛对爱情和命运的期许是随着精彩的正确回答而升温的,杰玛给警察做出的每一次解释都牵扯出一段让人感动的回忆。杰玛的平静和宽爱是影片中颠覆环境和财富秩序的可贵之处,为了“爱”他走进电视节目中,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成为实现他与爱人相聚的手段,因为自己心爱的拉提卡喜欢这档节目,同时也就上演了全世界传媒惯用的行为——操纵“咸鱼翻身”的传奇。童年时期的杰玛为了要《囚禁》主演阿米达的签名照片,从粪池中冲入人群,这虽然是他回答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注释,但这个细节也肯定了社会对大众媒介引领的娱乐文化风潮的推崇。
在全球各个国家,像《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瞬间改变命运的电视节目屡见不鲜,各种“选秀”类节目此起彼伏。这个源于英国的电视现场秀的印度版从2000年开始播出,当时的主持人是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塔布·巴禅。从2005年起,该节目的最高奖金从1000万卢比提高到2000万卢比,主持人也换成了新一代宝莱坞明星沙鲁克·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影片的高票房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于身边真实大众传播方式的认可,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同步衍生文化赋予平民百姓更多机会,百姓的真人现场秀也拉动收视数据的攀升,大众文化中的娱乐化倾向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期望在双赢的氛围中高涨。杰玛在赢取百万奖金时,都市街头拥挤着看电视的人们和节目录制现场观众的欢呼足以证明这一点。
从贫民到百万富翁的“革命之路”表面看是个人成长的励志故事,但也很真实地捕捉到了“黑社会”和贫富分化与人的价值实现间的纠葛的问题,阻挡在人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外力也是对社会大众文化阴暗面的反映。影片中舍利姆和杰玛的人格与行为几乎完全对立,没有道德却有杀人的果断。这个男孩最终躺在金钱堆成的浴缸中满足的离去,给弟弟实现梦想以最后的帮助。舍利姆其实是社会中为了金钱不惜放弃人格的代表,是被财富左右与杰玛所代表的贫民奋斗文化相对的典型。舍利姆认为黑社会行为是攫取财富和权利的快捷方式,是让他能够脱离贫困群体的途径,是印度社会文化取向让这个人物在孩童時代就明确了社会分化的概念,追逐成为上等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男厕所中故意给杰玛假的选择答案和警察对杰玛的严刑逼问,都在不断揭示社会通过地位、财富等世俗标准分化人类,医生、科学家的身份答对问题是正常的,而涉世未深的“小混混”的良好表现就应该遭到质疑和身心惩罚。给予像杰玛这样的平民机会就是对普遍大众打开接纳之门,偶然性很大的“山鸡变凤凰”的神话在影片中成为了真正的现实,真挚而坚强的平民气质是对幸福追求的总结。杰玛从儿时开始始终不变的对拉提卡的爱是简单而持久的,他对幸福的诠释方式只是默默地等待和努力,这是影片对大众文化中美好的贫民人性光辉的聚焦。
影片用力求真实方法拍摄的贫民窟是印度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的贫穷痛苦场景,与世间繁华似乎缺乏匹配度,但是贫民的血汗与痛苦牺牲造就了印度极少数人群的富裕奢侈。经济的发展在改变印度世界,也会改变贫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平民社会的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通俗习见的影像语言与观众进行交流;操纵其情感,从而赢得成批观众的信任,并成批消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似乎在讲述贫民窟中个别人的故事,其实将杰玛的生活放置在全球大众化视野中,他的梦想的实现也许就是明天你的现实,唤起对未来憧憬的平民文化恐怕是影片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新技术逐步进入影视制作的今天,各种具有未来想象力的“大片”不断周旋于资本投入和票房回报之间,屡试不爽的操作行为给受众带来选择和审美的困境也是不言而喻的,“重拍”和“续拍”也常常是无奈之举。《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这样的“大电影时代”中用文化和平民亲和力作为切入方向,对欧美电影文化用同中求异的方式进行地成功实践是该片的传播价值在方法论层面的体现。
注:吉林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07032)。
参考文献:
[1]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关世杰:《国际传播中的国际法原则》,《新闻传播与研究》,1996年第2期。
[3]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丹麦]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认可策略》,《后现代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 [美]巴里· 利特曼,尹鸿译:《大电影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澳]理杳德·麦特白,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土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
李彬,女,1979—,吉林磐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大众传播、文学、东北文化,工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霍速,男,1976—,吉林长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关键词:跨文化大众文化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全球上映之后,这部影片低成本投入的高票房回报已经不再是远离舆论的神话了,该片用英国导演、跨国制作班底、印度孟买实景拍摄,并独揽“奥斯卡”八项大奖,给了人们久违的震撼,更为难得的是,它成了文化汇集的思考空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先后赢得了第3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人民选择奖”,英国“独立电影奖”中的最佳英国独立电影、最佳导演以及最佳新人奖。在获得第66届“金球奖”之前,该片还获得了2008“国家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影片、最佳新人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还有很多纷至沓来的奖项足以证明该片在全球专业电影群体中得到的认可。从这部影片的斐然成就中探求影视发展的创作途径,拓展世界文化交流的大众传播策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美国电影的主流领域之外,用“叠加”的文化效应克服了以发达国家文化为高位姿态发现和拯救性质的操作行为,使本片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价值有效性。文化“误读”的诟病在过去许多影片中上演,导致东西世界文化融合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难以在大众传媒镜像中还原各民族本土文化精髓。正像梅特·希约特所说:
“当电影的各个因素完全植根于特定的民族想象空间时,不知其中情理的外国观众是很少可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的,因此这些电影因素对他们来说是晦涩的。”
一和而不同:异质文化的碰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外来文化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式,正因为这一点,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在看过赛门·波弗伊的剧本后毅然选择在印度孟买投拍。在亚洲这个他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国家,印度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期待,恰逢其时地帮助博伊尔完成了梦想,也完成了一次人们长久消费“美国大片”之后的審美转换。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欧美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搭建起了传播的桥梁,使异质来源的文化跨越了国家的界限。该片的联合导演洛芙琳·坦丹从印度少年中选群众演员都在极力服从这种规则,将“选秀”的年龄范围定在7-14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印度孩子接受英国文化的时候,孩子们从电视、电台、广播、流行音乐,甚至电影里广泛接触英语和英国文化。
影片从认知印度社会角度切入,由贫民窟孩子生活的世界开始了光影追逐的里程:一帮衣衫褴褛的小孩,被保卫追逐,破旧的贫民窟,拥挤的街道,赤脚凉鞋,脏乱的人群,混浊的河水,与世无争的人群,恶臭的垃圾……在敏捷的画面切换中串联着不同文化的表象,站在对印度社会理解基础上传递出“他者印象”。舍利姆和杰玛在泰姬陵景点欺骗欧美游客,歪曲历史的讲解给外来者以错误的文明认知;在杰玛带游客参观贫民窟时,游客的轿车轮子被卸掉,杰玛遭到拳脚相加的时候,游客极力阻止并说“现在是真正的美国时间”,这非常具有标志性,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文化背景中的不同声音,及对印度贫民社会生活状态的“他者”感受,是在电影创作团队、外国游客、观众多维空间中得以深化的。影片在电视节目答题内容中安排了英国情报站、美元上的头像、印度宗教标志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种随便的问答,而是把电影传播过程中面对的文化区域构建成和而不同的体系,使印度男孩所面临的问题选择具有跨文化的传播价值,这是电影主创人员为赢得全球反响所做的有预见性的设计。
今天的印度,科技发展与宗教作用在印度当下是并行不悖的力量。该片对印度宗教的“消化”理解,是对印度风土人情的接触性诠释,教派间的宗教冲突和人们安于命运的与世无争是影片叙事轨迹的逻辑支撑。杰玛在参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留给人们的问题就是“Jamal Malik is one question away from winning 20 million rupees。How did he do it?”,影片最后用“ 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做出了回答。这种“宿命论”思想不同于也具有宗教信仰的欧美社会。对人的主动性的呼唤从欧洲文明诞生之初就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正是文化上不同的理念使影片导演和编剧利用“宿命”的精神外壳包裹着杰玛人生经历的经验力量,为贫民窟的孩子实现了命运的转变。杰玛在获得奖金后,并没有过度兴奋,只是默默地享受着与拉提卡的相拥,东西方文化交锋并没有以矛盾作为结果,以欧美电影惯用的温情的人道主义关怀完美收束就是自然的化解方式。
当富有印度风情的旋律响彻在“奥斯卡”颁奖晚会的饕餮盛宴时,弥漫在美国最高影视文化盛典中的气息是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的赞许,这种肯定凝结着文化交织的魅力。美国影视文化建立在“商业”旗帜下的人性关怀和开放视野是众所周知的,印度贫民男孩杰玛面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细细品味,会觉得这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着阿甘(《阿甘正传》)代表的“美国精神”的光芒。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受众观看电影时,会油然而生一种感同身受感,印度的社会现实就像“放大镜下的中国”现象,在胶片行走的旅程中牵拉出同类世界中人们某种共性的关照。因此,可以从传播渠道的各个元素中寻找到影片对世界性文化兼容性的概括能力,甚至在受传者的传播终端也做了文化消费预测,其高票房回报和好评如潮可以理解为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大电影”的文化剪辑
前面我们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异质性文化融合做了剖析和阐述,其实影片在印度社会现实纪录中也浓缩了当下世界共性的大众文化特征,“大电影”的时代包容性超越了光影介质的传播的界限:
“电影经济早已超越了票房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电影产业,与此同时电影还是整个文化产业的创意核心,它为明星经济、唱片产业、广告业、演艺业、报务业、游戏娱乐业等提供内容资源和经济动力。”
影片在孟买实景入笔呈现出草根文化、娱乐文化、黑社会文化、社会极权分化等方面对现代人性的冲击,影片浮光掠影般的片断概括了新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人类现实生存世界普遍面对的。
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表现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内容应该归属到大众文化范畴,通过大众传播方式制作和销售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对全球大众文化共性感知的问题进行剪辑和链接。整个影片讲故事的方式是用电视娱乐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形成叙述轨迹的,杰玛对爱情和命运的期许是随着精彩的正确回答而升温的,杰玛给警察做出的每一次解释都牵扯出一段让人感动的回忆。杰玛的平静和宽爱是影片中颠覆环境和财富秩序的可贵之处,为了“爱”他走进电视节目中,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成为实现他与爱人相聚的手段,因为自己心爱的拉提卡喜欢这档节目,同时也就上演了全世界传媒惯用的行为——操纵“咸鱼翻身”的传奇。童年时期的杰玛为了要《囚禁》主演阿米达的签名照片,从粪池中冲入人群,这虽然是他回答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注释,但这个细节也肯定了社会对大众媒介引领的娱乐文化风潮的推崇。
在全球各个国家,像《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瞬间改变命运的电视节目屡见不鲜,各种“选秀”类节目此起彼伏。这个源于英国的电视现场秀的印度版从2000年开始播出,当时的主持人是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塔布·巴禅。从2005年起,该节目的最高奖金从1000万卢比提高到2000万卢比,主持人也换成了新一代宝莱坞明星沙鲁克·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影片的高票房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于身边真实大众传播方式的认可,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同步衍生文化赋予平民百姓更多机会,百姓的真人现场秀也拉动收视数据的攀升,大众文化中的娱乐化倾向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期望在双赢的氛围中高涨。杰玛在赢取百万奖金时,都市街头拥挤着看电视的人们和节目录制现场观众的欢呼足以证明这一点。
从贫民到百万富翁的“革命之路”表面看是个人成长的励志故事,但也很真实地捕捉到了“黑社会”和贫富分化与人的价值实现间的纠葛的问题,阻挡在人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外力也是对社会大众文化阴暗面的反映。影片中舍利姆和杰玛的人格与行为几乎完全对立,没有道德却有杀人的果断。这个男孩最终躺在金钱堆成的浴缸中满足的离去,给弟弟实现梦想以最后的帮助。舍利姆其实是社会中为了金钱不惜放弃人格的代表,是被财富左右与杰玛所代表的贫民奋斗文化相对的典型。舍利姆认为黑社会行为是攫取财富和权利的快捷方式,是让他能够脱离贫困群体的途径,是印度社会文化取向让这个人物在孩童時代就明确了社会分化的概念,追逐成为上等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男厕所中故意给杰玛假的选择答案和警察对杰玛的严刑逼问,都在不断揭示社会通过地位、财富等世俗标准分化人类,医生、科学家的身份答对问题是正常的,而涉世未深的“小混混”的良好表现就应该遭到质疑和身心惩罚。给予像杰玛这样的平民机会就是对普遍大众打开接纳之门,偶然性很大的“山鸡变凤凰”的神话在影片中成为了真正的现实,真挚而坚强的平民气质是对幸福追求的总结。杰玛从儿时开始始终不变的对拉提卡的爱是简单而持久的,他对幸福的诠释方式只是默默地等待和努力,这是影片对大众文化中美好的贫民人性光辉的聚焦。
影片用力求真实方法拍摄的贫民窟是印度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的贫穷痛苦场景,与世间繁华似乎缺乏匹配度,但是贫民的血汗与痛苦牺牲造就了印度极少数人群的富裕奢侈。经济的发展在改变印度世界,也会改变贫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平民社会的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通俗习见的影像语言与观众进行交流;操纵其情感,从而赢得成批观众的信任,并成批消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似乎在讲述贫民窟中个别人的故事,其实将杰玛的生活放置在全球大众化视野中,他的梦想的实现也许就是明天你的现实,唤起对未来憧憬的平民文化恐怕是影片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新技术逐步进入影视制作的今天,各种具有未来想象力的“大片”不断周旋于资本投入和票房回报之间,屡试不爽的操作行为给受众带来选择和审美的困境也是不言而喻的,“重拍”和“续拍”也常常是无奈之举。《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这样的“大电影时代”中用文化和平民亲和力作为切入方向,对欧美电影文化用同中求异的方式进行地成功实践是该片的传播价值在方法论层面的体现。
注:吉林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07032)。
参考文献:
[1]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关世杰:《国际传播中的国际法原则》,《新闻传播与研究》,1996年第2期。
[3]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邵牧君译:《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丹麦]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认可策略》,《后现代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 [美]巴里· 利特曼,尹鸿译:《大电影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澳]理杳德·麦特白,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土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
李彬,女,1979—,吉林磐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大众传播、文学、东北文化,工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霍速,男,1976—,吉林长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现代史,工作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