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习近平同志说：“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作为河间王的贵族刘德，热爱学习古代的知识文化，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实”的观念，一直源远流长。
　　谋事要实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的名家对“实”有深刻的认识与精当的阐述：“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位其所位焉，正也。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就是“实”，只有当万事万物都处在“实”的位置上，世间的规律运转才是正常有序的。为此，名家提出“名实论”，强调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唯有在“名实相符”的前提下，事物才能健康发展。
　　儒家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其实和“名家”思路一致，因为“名”必须建立在“实”的基础上；又有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也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吕氏春秋》记载孔子困于陈蔡、颜回甑中取饭被误解的故事，最后得出的结论亦是“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眼见都不一定为实，可见识人必须慎之又慎。孔子进一步推演出选人用材的标准：“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孟子更深入发挥：“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对施政中的“求实”观阐释得淋漓尽致。
　　墨家则一向重视实证价值，“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墨子·明鬼》）。对于与时代发展潮流紧密相连的法家、兵家等实用主义学派而言，“实”更是一个贯注其本身的理念，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商鞅反对“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认为唯有“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商君书·农战》）；韩非则强调“人主……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到了汉代，则有“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符《潜夫论》）、“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荀悦《申鉴·俗嫌》）等论断。
　　因此，求实，是谋事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亲身求证，以求实精神引导谋事之前贤事迹多矣。西汉时，羌人入侵，攻城夺地，烧杀抢掠，汉宣帝委派老将赵充国领兵拒敌，临行前，问赵充国需要多少兵马。赵充国表示“百闻不如一见”，不如等自己到达边境，亲自了解情况后，根据实际制定作战计划，再调兵遣将，避免无用功。宋代，大文豪苏轼根据亲身经历，写下流传千古的《石钟山记》，揭示了江西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也是求实溯源的老实态度和科学精神。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我们曾遭遇了一段丧失求实精神的日子，浮夸风、大跃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教训深刻，所以“求实”二字，实在是如重千钧。
　　创业要实
　　思想上的“实”，唯有落到行动上，才能起到指导人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积极作用。由求实，而务实，则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最终结合。孔子曾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都表达了行胜于言的观点。《墨子·修身》则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认为读书人光有学问还是不够，只有亲身实践才是做人的根本。躬行之道，便是务实之端。《大学》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立身立业之根基，其中“笃行”，不可或缺。
　　宋代大诗人陆游有名篇《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早已脍炙人口。宋代学者叶适、陈亮等人倡导“事功之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注重实际功用和效果；明代大学者王阳明则指出务实对于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将务实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而随着时代发展，一个崭新的思想流派则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实学”。
　　“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北宋学者胡瑗语）“实学”学派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有益于实实在在的事业，反对空泛无用的学术。如明末清初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为人行事，也不同于过去儒家学者重学问、轻行动的风格，体现着“实干家”的风采：顾炎武亲自参加抗清斗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宗羲年轻时便敢作敢为，为替被奸臣陷害的亡父复仇，在庭审时愤然当众痛击受审的奸臣；王夫之拒绝臣服清朝，隐居山林，颠沛流离，艰苦到捡拾破纸烂帛著书立说的地步，也始终坚持气节。清初的“颜李学派”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将“实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代表学者颜元认为教育应当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其名言“为学从切实处下手，自不落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都阐发了务实的意义。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声炮响惊醒了中国的天朝梦，“经世致用”的思想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倡。本着救亡图存的信念，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学者、官员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富国强兵的浪潮中，倡时务，办实业，促改革，轰轰烈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有实学的功劳。 　　“经世致用”的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道异彩。其务实的精神与作风，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人们。无论什么思想什么学问，都应当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反映到用途上，才有实际价值，“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鲁迅《故事新篇·非攻》），正是对我们的启示。
　　做人要实
　　正心诚意，是儒家经典《大学》提出的做人根本。诚，即实也。孔子曰“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孔子家语·儒行解》），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在人应该以实立己、以实待人这一点上，各家各派都没有什么争议，可见，“实”之一字，确为公理。
　　诚实的品德之所以受到推崇，甚至得到讲求术与势的法家思想认可，正是由其内在的终极价值决定的。人立足于社会，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若想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靠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虽然能逞一时之快，却终究无法长久，唯有以诚相待，互利共赢，才是长远之策。因此《韩诗外传》中说“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意思就是说，待人真诚，即使疏远也一定会变得亲密；待人虚伪，即使是亲戚也一定会变得疏远。北宋学者程颐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杨简言“以实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更表达了做人诚实乃是利己利人之道的道理。
　　南北朝时，大臣甄彬早年穷困潦倒，曾以一卷麻布向当铺抵押借钱，等赎回时，却发现里面多了五两金子。他没有私吞，而是诚实地将金子送还了当铺。梁武帝得知后，便提拔了甄彬，外派治理地方。临赴任前，皇帝照例要对外派官员做“廉政教育”，当时一同任命的共有五人，皇帝对其他四人做完告诫后，对甄彬说：“你昔日有还金的高风亮节，所以我就用不着对你嘱咐要注意廉洁了。”甄彬上任后，依旧保持着高洁的操守，更加自律，德行流芳百世。
　　曾写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北宋名臣晏殊，一生以诚实闻名。他年少时参加科举考试，在皇帝面前应考，拿到试题，发现是自己曾经做过的题目，非但没有因此暗中窃喜，反而诚恳地表示：“我十天前已做过这样的题目，草稿还在，请另外命一个题目，以测试我的真实水平。”晏殊做官之后，皇帝表扬他闭门读书、不爱玩乐，他也没有得意洋洋，而是老实回答：“我并非不喜欢宴游玩乐，只是家里贫穷没有钱出去玩。我如果有钱，也会去宴饮，只是因为没钱出不了门罢了。”正因立身待人诚实无欺，晏殊终生得到朝野上下的信任和尊重。
　　北宋学者程颢曾说：“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人生之路想要走得更广更长，唯有依靠诚实，而绝不是虚伪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