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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以狂暴和躁动为政治表征的2011年，正排演多场重要选举的2012年，其看似平静的波面下，激变的潜流同样涌动。基于民主成熟的差异及对选举的操纵程度，各国对待政府换届前的大选预期也大不同，或认为影响政策连贯与调整，或担心直接关涉政权合法性与国家稳定。
由于选举终究只是一个有限的政治表达工具，人们或许更关心选举结果的政治意涵，即些微的选举意向背后所反映的重大政治转向，乃至集体选举行为本身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复震荡和中东震荡继续蔓延的双重阴影下，世界对选举和革命的期待似乎面临对穿。选举能否消解革命，抑或相反？今年即将在多个政局敏感国度登场的选举是否将加速革命的到来？
选举能否消解革命？
在逐个盘点选举年的热点国家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方法论：如何看待这种选举社会并不常见的大选和革命的对穿？大选作为选民汇聚意志然后形成政治选择的基本制度，因其可奠定政权合法性而为政治文明或政治社会不可或缺，但同时选举的民主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它的普适性不能消除其有限性，因为选举的政治有限性即蕴含在选举本身—间接民主的有限性中，而须以直接民主来补充、甚至替代，包括从社会运动到革命的各种形态、方式和选项。如此，选举与革命相互孕育、相互依赖，共同呈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变化。
2012 年初，诸多选举和示威行动仿佛在预演全年的动荡交织。1月15日结束的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有限开放反对派竞选，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执政党“祖国之光”赢得近81%选票。选举当中存在的舞弊和对反对党的打压，遭到监督选举的欧安组织批评。抗议示威正在蔓延，去年底当局于军方打死15名示威石油工人之后竭力维稳的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在哈萨克斯坦的邻国，土库曼斯坦将于2月12日选举总统，已故“终身总统”尼亚佐夫的继任者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将迎来他的第一次连任考验。在最近土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别氏强调新选举法将鼓励多党竞争，打破原先民主党的垄断地位，但在这个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反对党的国家，民主党统战组织“民族复兴运动”仍在试图招安一切反对势力，大选不过是其内部派系间的一次权力再分配罢了。
再看俄罗斯，自去年底以来，不满军工寡头和资本寡头、要求改变“普京模式”的呼声越来越强，尚未定型的反对派正试图以中东式的抗议模式要求立即终结“普京统治”。示威不仅将伴随3月总统选举临近而在俄境内蔓延，且将波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威权主义中亚国家。
竞争性选举之门一旦打开，即便是普京这样半新半旧的政治强人，也很难一成不变地通过操纵投票和预先排除有威胁的候选人等手段获取合法性支撑，更何况那些浸淫在家族和裙带政治中、对世界变化感知颟顸的所谓“政坛不倒翁”。他们的强悍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焦灼。在北非动荡爆发一年后，他们如果不像海湾君主们一样积极谋变，利用开放政治参与的机会安抚民众，不排除前苏联中亚地区会卷入一场新的革命漩涡。
而在革命后的突尼斯和埃及，尽管已经通过选举选出了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但是针对威权主义军人政权窃据权力的二次革命仍然可能。今年上半年埃及的总统选举，自由派代表人物巴拉迪的退出，暗示了恋权的军方将与稳步推进的穆斯林兄弟会短兵相接；被政治和解进程边缘化的广场派，届时可能再度挑起是非。而科威特2月2日的议会选举、也门2月21日的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5月4日的总统选举也同样具有指标意义。在这些伊斯兰地区，由反威权、世俗化的“脸书世代”组成的政治新生代，正形成一个新兴跨国公民社会主体。他们是否放弃再次革命的诉求，取决于这些选举是否满足社会变革的期望，而不仅仅是既定体制下的象征性选举或者权力勾兑。
两种全球性机制
在2012 年之前，上述选举和革命也即体制与进步的相互对穿，已经通过两种全球性机制呈现出来，正在改变各国人民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认识，重建关于风险社会和革命年代的共识：其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破坏、对全球秩序的扰动；其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二世代新媒体（Web 2.0）的社会革命效应。以上两项，皆为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生前所谓社会系统最重要两要素—货币与信息之于系统更新的最新版本。
关于信息的革命催化作用，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几乎没人曾预料到民众对威权政权长期执政的厌倦可能通过脸书、推特、YouTube还有半岛电视台，从突尼斯一个插曲性自焚事件演化为一场冷战后最为猛烈的社会革命。埃及、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或正在革命中、或者革命未遂。即使在强人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国际社会关注的10月份总统选举也可能要经受新媒体所动员的新政治力量的冲击，查韦斯的连任机会第一次产生了悬念。
至于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改写，不妨以美中关系为例。美国因金融危机衰落，中国则因实体经济繁荣刚刚与美成平等对手，却因两房债券问题而陷双方于互不信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新年伊始刊文声称，中国低福利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和高增长，连续10年降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助长了美国信贷泡沫和西班牙、爱尔兰等地的房价高涨，对金融危机爆发有着直接影响。如同21世纪初诞生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所暗示的新全球秩序，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刹那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宣告终结一样，金融危机的深化，助长了美国国内寻找替罪羊的情绪，恶化了中国原本从拯救世界经济于不堕中所获取的相对有利地位。
奥巴马政府在国力衰退形势下，奉行“灵巧外交”，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完成战略收缩后开始将战略重点移向东亚，并以互联网自由为突破口，在全球性大变局中尽占先手，中美间的新冷战对峙格局日益清晰。2011年冬展开的美国共和党预选辩论中，美中关系居然破天荒地成为各候选人的共同议题，势必进入2012美国总统大选年热词。而在中美战略对抗的缝隙中，台湾地区1月14日的领导人选举维持大局不变，意料之中，反倒是年底的韩国总统大选可能因为美国的战略回归而使鹰派受益。
必须指出，货币与信息可能交互影响，社会变革的预期和新媒体对此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来自可见的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和福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看不见的畛域—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依赖的威权体制下的低劳工成本趋向终结，一些国家的劳工抗议浪潮将可能对世界的选举和革命对穿再次造成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继北非之后，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趋势并未终止，反倒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加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选项。
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
眼下，奥巴马总统及希拉里国务卿所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似乎正接过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的接力棒，一边继续支持伯南克财长的货币宽松政策、督促人民币贬值并配合地缘政治压力；另一边，宣称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99%站在一起，斥责华尔街的“肥猫银行家”，决意再次利用新民粹主义的“新多数”挽回政治声望下跌、赢得2012年大选。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受以色列去年5月“占领特拉维夫运动”的启发，而占领特拉维夫的街头运动最初竟是效法占领开罗解放广场，最后有几十万人参加，要求社会改革，是以色列19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出乎某些政治老人的预料，捱过了严冬，在新年后继续占领华盛顿特区，还转变为1月18日有谷歌、Mozzila、维基百科等多家网站联手举行的抵制SOPA\PIPA（反盗版和保护IP法案）的行动。
西方新的社会革命雏形不仅出现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也发生在欧洲的边缘。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问题比如希腊已经演变成中心问题、全球性问题，其杠杆仍然是货币和新媒体。决意2015年加入欧元区的罗马尼亚也面临如此尴尬局势，其预定2012年11月的议会选举提前遭遇了元旦过后的抗议声浪—20余城市出现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紧缩措施。
在希腊，从欧洲一体化受益的帕潘德里欧，通过吸引华尔街投行信贷建设欧洲标准的福利体系来讨好选民，但是他对改革发出拒绝威胁后，很快遭到来自欧洲的压力而被迫辞职。民族国家在欧元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失去主权意义，而代之以新的革命性变革。1月17日希腊工会继续发动街头抗议，示威者在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危机的解决是革命。”什么革命可能解决危机呢？对希腊来说，今天的抗议动力虽然部分来自对削减福利的不满，但也可追溯到1973年反抗军政府的学生运动。希腊民众对民主的追求，正在与欧洲试图解决欧元危机而诉诸更多集权的思路形成对穿。新春的大选将是对希腊民意的考验：雅典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的条件，进行财政紧缩，防止走向反西方的立场？因为有前车之鉴—过去10年的选举结果，已经让希腊的邻居、欧洲的另一个边缘国—土耳其越来越偏离欧洲。2012年12月的土耳其总统选举，相信将延续介入中东变局并受益的政策，令土耳其扮演一个积极的世俗伊斯兰政党的模范角色，在自我否定民族国家的同时加强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改革意义。
对于希腊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外部势力比如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态度将发挥关键影响。当然也有来自遥远东方的金融援助，正在向欧洲的边缘揳入一颗钉子—希腊已经成为全球各方势力的竞技场和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历史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是德国专家一手帮助建立了希腊的政治经济秩序，也帮助欧盟通过吸纳希腊这个欧洲民主的发源地而重建欧洲的民主图景，因而难以在欧元危机中彻底放弃希腊。正是围绕拯救希腊的争论而不是拯救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争论，为欧洲揭示了2012年如何变革的主题。德国政府近日再次对希腊政府的改革方案表示怀疑，直接对希腊的工会示威表示不满。
欧洲正在哈贝马斯的哲学引导下，对希腊要求进行强制性年度财政审查，反击华尔街对欧元的怀疑主义，最终通向强化《增长与稳定公约》、建立统一欧洲财政联盟和强制性惩罚机制、防止成员国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化”。这样的激进改革不啻为一场革命，一场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围绕“后欧元危机政权建设”的革命。
2013，绿色革命？
我们常常需要从反向或者对穿的角度来审视未来发展。譬如，1月16日，在标准普尔发布降低法国和奥地利的主权信用等级之后，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有必要限制标普的影响，建立欧洲自己的主权信用评价系统。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胡特（Huether）最近也在《南德意志报》上主张国家无条件注资银行。德国作为欧元的受益者，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舆论—当然还不是公众的多数意见—要求德国义务为挽救欧元采取实质行动。其中包含两点：一是可能建立更互惠的欧洲内部体系，在德国的出口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口间建立更积极的平衡；二是无需“疑欧论”公众的同意，由议会自行快速批准援助方案，因为欧元债券的市场信用，本质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担保态度。
这个背景或许有助于理解法国今年的总统选举。虽然法德在对待希腊问题上步调和声音都不一致（法国更积极灵活，德国更僵硬和侧重法律程序），在欧元拯救基金的立场也如此（法国偏向激进的统一经济政府，而德国更注重分步走的一体化进程），但是“默科齐”（Merkozy）的新词道出了法德两国的合作特色—相互平衡和依赖，也是欧洲政治2012年的主旋律。
只是，在法国内部，萨科齐主义越来越不受欢迎。他在利比亚、欧元危机等问题上的立场无助于提升他的声望。社会党人可能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而对欧洲怀着乌托邦理想的德国绿党也可能在明年也就是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再次参与执政，加速推动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去年的地方选举中，作为联邦第三大党的绿党，居然首次赢得巴登-符腾堡州的选举，显示主张在经济政策满足欧元危机之后主动提高劳工成本、力推绿色经济的绿党，不论下次选举基民盟还是社民党获胜，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执政伙伴，也将一改默克尔政府内自民党外长在利比亚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进而可能彻底扭转欧洲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踟蹰不前。
只有到那时，2013年之后，当德国绿党再次执政，沉潜40年的环境运动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对穿，让绿色革命正式登上全球政治舞台，一切旧的喧嚣方可能归于平静，全球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才可能转向、趋缓，最终被纳入到全球气候政治所要求的全球政府中。
在这个进程中，2012不过是过眼烟云。从金融危机至今，大变局才刚刚开始。
由于选举终究只是一个有限的政治表达工具，人们或许更关心选举结果的政治意涵，即些微的选举意向背后所反映的重大政治转向，乃至集体选举行为本身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复震荡和中东震荡继续蔓延的双重阴影下，世界对选举和革命的期待似乎面临对穿。选举能否消解革命，抑或相反？今年即将在多个政局敏感国度登场的选举是否将加速革命的到来？
选举能否消解革命？
在逐个盘点选举年的热点国家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方法论：如何看待这种选举社会并不常见的大选和革命的对穿？大选作为选民汇聚意志然后形成政治选择的基本制度，因其可奠定政权合法性而为政治文明或政治社会不可或缺，但同时选举的民主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它的普适性不能消除其有限性，因为选举的政治有限性即蕴含在选举本身—间接民主的有限性中，而须以直接民主来补充、甚至替代，包括从社会运动到革命的各种形态、方式和选项。如此，选举与革命相互孕育、相互依赖，共同呈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变化。
2012 年初，诸多选举和示威行动仿佛在预演全年的动荡交织。1月15日结束的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有限开放反对派竞选，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执政党“祖国之光”赢得近81%选票。选举当中存在的舞弊和对反对党的打压，遭到监督选举的欧安组织批评。抗议示威正在蔓延，去年底当局于军方打死15名示威石油工人之后竭力维稳的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在哈萨克斯坦的邻国，土库曼斯坦将于2月12日选举总统，已故“终身总统”尼亚佐夫的继任者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将迎来他的第一次连任考验。在最近土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别氏强调新选举法将鼓励多党竞争，打破原先民主党的垄断地位，但在这个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反对党的国家，民主党统战组织“民族复兴运动”仍在试图招安一切反对势力，大选不过是其内部派系间的一次权力再分配罢了。
再看俄罗斯，自去年底以来，不满军工寡头和资本寡头、要求改变“普京模式”的呼声越来越强，尚未定型的反对派正试图以中东式的抗议模式要求立即终结“普京统治”。示威不仅将伴随3月总统选举临近而在俄境内蔓延，且将波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威权主义中亚国家。
竞争性选举之门一旦打开，即便是普京这样半新半旧的政治强人，也很难一成不变地通过操纵投票和预先排除有威胁的候选人等手段获取合法性支撑，更何况那些浸淫在家族和裙带政治中、对世界变化感知颟顸的所谓“政坛不倒翁”。他们的强悍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焦灼。在北非动荡爆发一年后，他们如果不像海湾君主们一样积极谋变，利用开放政治参与的机会安抚民众，不排除前苏联中亚地区会卷入一场新的革命漩涡。
而在革命后的突尼斯和埃及，尽管已经通过选举选出了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但是针对威权主义军人政权窃据权力的二次革命仍然可能。今年上半年埃及的总统选举，自由派代表人物巴拉迪的退出，暗示了恋权的军方将与稳步推进的穆斯林兄弟会短兵相接；被政治和解进程边缘化的广场派，届时可能再度挑起是非。而科威特2月2日的议会选举、也门2月21日的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5月4日的总统选举也同样具有指标意义。在这些伊斯兰地区，由反威权、世俗化的“脸书世代”组成的政治新生代，正形成一个新兴跨国公民社会主体。他们是否放弃再次革命的诉求，取决于这些选举是否满足社会变革的期望，而不仅仅是既定体制下的象征性选举或者权力勾兑。
两种全球性机制
在2012 年之前，上述选举和革命也即体制与进步的相互对穿，已经通过两种全球性机制呈现出来，正在改变各国人民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认识，重建关于风险社会和革命年代的共识：其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破坏、对全球秩序的扰动；其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二世代新媒体（Web 2.0）的社会革命效应。以上两项，皆为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生前所谓社会系统最重要两要素—货币与信息之于系统更新的最新版本。
关于信息的革命催化作用，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几乎没人曾预料到民众对威权政权长期执政的厌倦可能通过脸书、推特、YouTube还有半岛电视台，从突尼斯一个插曲性自焚事件演化为一场冷战后最为猛烈的社会革命。埃及、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或正在革命中、或者革命未遂。即使在强人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国际社会关注的10月份总统选举也可能要经受新媒体所动员的新政治力量的冲击，查韦斯的连任机会第一次产生了悬念。
至于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改写，不妨以美中关系为例。美国因金融危机衰落，中国则因实体经济繁荣刚刚与美成平等对手，却因两房债券问题而陷双方于互不信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新年伊始刊文声称，中国低福利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和高增长，连续10年降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助长了美国信贷泡沫和西班牙、爱尔兰等地的房价高涨，对金融危机爆发有着直接影响。如同21世纪初诞生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所暗示的新全球秩序，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刹那被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宣告终结一样，金融危机的深化，助长了美国国内寻找替罪羊的情绪，恶化了中国原本从拯救世界经济于不堕中所获取的相对有利地位。
奥巴马政府在国力衰退形势下，奉行“灵巧外交”，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完成战略收缩后开始将战略重点移向东亚，并以互联网自由为突破口，在全球性大变局中尽占先手，中美间的新冷战对峙格局日益清晰。2011年冬展开的美国共和党预选辩论中，美中关系居然破天荒地成为各候选人的共同议题，势必进入2012美国总统大选年热词。而在中美战略对抗的缝隙中，台湾地区1月14日的领导人选举维持大局不变，意料之中，反倒是年底的韩国总统大选可能因为美国的战略回归而使鹰派受益。
必须指出，货币与信息可能交互影响，社会变革的预期和新媒体对此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来自可见的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和福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看不见的畛域—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依赖的威权体制下的低劳工成本趋向终结，一些国家的劳工抗议浪潮将可能对世界的选举和革命对穿再次造成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继北非之后，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趋势并未终止，反倒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加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选项。
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
眼下，奥巴马总统及希拉里国务卿所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似乎正接过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的接力棒，一边继续支持伯南克财长的货币宽松政策、督促人民币贬值并配合地缘政治压力；另一边，宣称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99%站在一起，斥责华尔街的“肥猫银行家”，决意再次利用新民粹主义的“新多数”挽回政治声望下跌、赢得2012年大选。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受以色列去年5月“占领特拉维夫运动”的启发，而占领特拉维夫的街头运动最初竟是效法占领开罗解放广场，最后有几十万人参加，要求社会改革，是以色列19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出乎某些政治老人的预料，捱过了严冬，在新年后继续占领华盛顿特区，还转变为1月18日有谷歌、Mozzila、维基百科等多家网站联手举行的抵制SOPA\PIPA（反盗版和保护IP法案）的行动。
西方新的社会革命雏形不仅出现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也发生在欧洲的边缘。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问题比如希腊已经演变成中心问题、全球性问题，其杠杆仍然是货币和新媒体。决意2015年加入欧元区的罗马尼亚也面临如此尴尬局势，其预定2012年11月的议会选举提前遭遇了元旦过后的抗议声浪—20余城市出现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紧缩措施。
在希腊，从欧洲一体化受益的帕潘德里欧，通过吸引华尔街投行信贷建设欧洲标准的福利体系来讨好选民，但是他对改革发出拒绝威胁后，很快遭到来自欧洲的压力而被迫辞职。民族国家在欧元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失去主权意义，而代之以新的革命性变革。1月17日希腊工会继续发动街头抗议，示威者在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危机的解决是革命。”什么革命可能解决危机呢？对希腊来说，今天的抗议动力虽然部分来自对削减福利的不满，但也可追溯到1973年反抗军政府的学生运动。希腊民众对民主的追求，正在与欧洲试图解决欧元危机而诉诸更多集权的思路形成对穿。新春的大选将是对希腊民意的考验：雅典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盟的条件，进行财政紧缩，防止走向反西方的立场？因为有前车之鉴—过去10年的选举结果，已经让希腊的邻居、欧洲的另一个边缘国—土耳其越来越偏离欧洲。2012年12月的土耳其总统选举，相信将延续介入中东变局并受益的政策，令土耳其扮演一个积极的世俗伊斯兰政党的模范角色，在自我否定民族国家的同时加强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改革意义。
对于希腊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外部势力比如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态度将发挥关键影响。当然也有来自遥远东方的金融援助，正在向欧洲的边缘揳入一颗钉子—希腊已经成为全球各方势力的竞技场和下一波社会革命的试验场。历史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是德国专家一手帮助建立了希腊的政治经济秩序，也帮助欧盟通过吸纳希腊这个欧洲民主的发源地而重建欧洲的民主图景，因而难以在欧元危机中彻底放弃希腊。正是围绕拯救希腊的争论而不是拯救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争论，为欧洲揭示了2012年如何变革的主题。德国政府近日再次对希腊政府的改革方案表示怀疑，直接对希腊的工会示威表示不满。
欧洲正在哈贝马斯的哲学引导下，对希腊要求进行强制性年度财政审查，反击华尔街对欧元的怀疑主义，最终通向强化《增长与稳定公约》、建立统一欧洲财政联盟和强制性惩罚机制、防止成员国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化”。这样的激进改革不啻为一场革命，一场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围绕“后欧元危机政权建设”的革命。
2013，绿色革命？
我们常常需要从反向或者对穿的角度来审视未来发展。譬如，1月16日，在标准普尔发布降低法国和奥地利的主权信用等级之后，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有必要限制标普的影响，建立欧洲自己的主权信用评价系统。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胡特（Huether）最近也在《南德意志报》上主张国家无条件注资银行。德国作为欧元的受益者，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舆论—当然还不是公众的多数意见—要求德国义务为挽救欧元采取实质行动。其中包含两点：一是可能建立更互惠的欧洲内部体系，在德国的出口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口间建立更积极的平衡；二是无需“疑欧论”公众的同意，由议会自行快速批准援助方案，因为欧元债券的市场信用，本质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担保态度。
这个背景或许有助于理解法国今年的总统选举。虽然法德在对待希腊问题上步调和声音都不一致（法国更积极灵活，德国更僵硬和侧重法律程序），在欧元拯救基金的立场也如此（法国偏向激进的统一经济政府，而德国更注重分步走的一体化进程），但是“默科齐”（Merkozy）的新词道出了法德两国的合作特色—相互平衡和依赖，也是欧洲政治2012年的主旋律。
只是，在法国内部，萨科齐主义越来越不受欢迎。他在利比亚、欧元危机等问题上的立场无助于提升他的声望。社会党人可能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而对欧洲怀着乌托邦理想的德国绿党也可能在明年也就是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再次参与执政，加速推动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去年的地方选举中，作为联邦第三大党的绿党，居然首次赢得巴登-符腾堡州的选举，显示主张在经济政策满足欧元危机之后主动提高劳工成本、力推绿色经济的绿党，不论下次选举基民盟还是社民党获胜，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执政伙伴，也将一改默克尔政府内自民党外长在利比亚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进而可能彻底扭转欧洲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的踟蹰不前。
只有到那时，2013年之后，当德国绿党再次执政，沉潜40年的环境运动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对穿，让绿色革命正式登上全球政治舞台，一切旧的喧嚣方可能归于平静，全球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才可能转向、趋缓，最终被纳入到全球气候政治所要求的全球政府中。
在这个进程中，2012不过是过眼烟云。从金融危机至今，大变局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