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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海外中国研究的著作，致谢里大多会提到同一个地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其中不少又都会同时提到一个人——熊景明，或是Ms. Jean Hung。
在中国研究学术界，她被称作“学术媒人”。常言道，“不做媒人不做保，一生无烦恼”，但是熊景明在中心担任助理主任20年，媒介中西学者、学术，不仅不觉得是烦恼，反而乐此不疲，乃至退休已有数年，依然活跃其间。
熊景明的办公室在中心图书馆的一角。那是她退休后为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工作的地方。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图书和资料。工作台上，摆着她母亲、女儿和祖父的照片。
记者如约到达时，她正在回复电邮，“一家瑞典电视台要做关于中国的节目，准备派一个Team（小组）来中国采访。他们想了解‘民间历史网’和我的书。‘王婆’需要推销自己的瓜，只得答应。”熊景明的云南口音柔和却不失刚强，富有感染力，再加上她“天生乐观”的性格，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和亲近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熊景明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书中记述了曾祖父因担任丽江知府迁往云南而开始的家族史。她的曾祖辈和祖父辈都直接卷入了清末到民国期间的那段动荡历史，而父辈们更将革命时代的纷争带入了家门院墙，自己和父母则在1949年后过着坎坷曲折的日子。这段家族史就像是时代史的缩影。
生于斯，长于斯，家族史和成长经历既给了熊景明独特的历史感，也如林达所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豆自由之火”。“民间历史”收到的很多回忆录都会在前言后语中写下类似的话：“我知道这辈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因为上天要我做历史的见证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拿到这些书，让她觉得沉甸甸的，或许正是因为她也曾身在其中。无法忍受那时内地环境的压抑感，熊景明1979年就离开了云南，“来到香港这个无需用谎言护身之地”。这使她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也使她有机会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一干20年，成了一名“学术媒人”。
“一本书都不能少”
1963年，一批特立独行的美国学者，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既不满美国国内对中国资料的片面摘取，又无奈于大陆的封闭，于是申请了私人基金，来到香港开办了“大学服务中心”，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研究资料，为全球的中国研究者提供服务。1988年中心移交香港中文大学，并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熊景明受聘为中心的助理主任，一做就是20年。
熊景明1988年接手时中心的图书收藏只有1万多册。等她2007年退休的时候，中心已有馆藏10多万册，报纸200多种，杂志2000种，几乎期期不漏。与其他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心的藏书规模并不算大，但这里收藏着最好最齐全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资料。
她的几位前任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因此除了打理中心以外，他们还利用中心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熊景明在报名应聘中心主任职位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她当时只有本科文凭，在大学读的是俄国文学专业，很难和其他候选人竞争。直到面试前一天，她才突然想通了：“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甘当“学术媒人”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
也许正因为这个理念，她才获得了招聘委员会的认同，在众多资历比她高很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时负责招聘的委员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方正教授在熊景明荣休晚会的致词中透露，当年正是她的实干精神说服了大家。
所谓“媒人的嘴，兔子的腿”，熊景明这个“学术媒人”上任后并没有撒腿到处跑，四处游说，而是在中心“筑巢引凤”，吸引不同地方的研究者齐聚这里，在研究资料和研究者之间牵线搭桥。有一次中心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件，熊景明读了旅美著名作家林达的书后，觉得她很适合用这批资料，就主动联系，请她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书。她们也因此结识了，现在合作主持“民间口述历史”的项目。
2004年，在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庆典上，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说：“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中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赞誉，与熊景明在收集资料上奉行“一本都不能少”的原则有关。中心的骄傲之一是收藏了全世界最齐全的中国地方志和专业志。内地某县县志出版时仅印刷了20册，中心想收藏时，只有4册存世了，但中心最终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想办法获得了此县志。
除了四处收集，熊景明也采用“守株待兔”的策略，对访问学者“雁过拔毛”。她在中心门口放了一个表格，请大家推荐图书，上面写着：“请别只赞美这里的资料齐全，请告诉我们还缺哪一本书，哪一份期刊。”目前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的Stanley Rosen当年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内地访问，然后都到中心停留，他研究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电影等。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中心收藏了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刊物。
熊景明孜孜不倦收集资料的热忱也许源自她的历史危机感。经历了那段混乱闭塞的时代之后，她更明白资料的宝贵性。从内地初到香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种文学名著买全了，担心时代又有什么变化，以后女儿读不到这些好书。
“红娘牵线，成人之美”。很多学者因为中心优秀的馆藏而获益颇丰。有一位来自内地西部地区的学者，多年后回忆说，到中心访问的经历是她整个研究生涯的转折点。而早在80年代以前，就已有200多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在中心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这些著作都成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必读经典书目。现今海外成就最高的中国研究学者，无一未曾与中心结缘。有人说，如果把到访过中心的学者名录收集起来，就是一部最齐全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大典。
“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
虽然中心最吸引学者的是独特且全面的馆藏，但和一般的图书馆不同，它兼具服务中心、资料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功能。在1988年之前，中心主要是面向海外学者。外国学者成立中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海外中国研究者建立学术基地。当时内地的社会学科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少学者知道中心的存在。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的开放，海外学者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中心资料，而内地学者出境也更便利了。这种情况下，熊景明认为，中心这些宝贵的资料，最大的用处应该是提供给内地学者使用。
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就到处筹集资金，专门为内地设立了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他们到中心来做学术研究。这个项目的效果出奇地好。以往都是海外学者通过中心走向内地，现在是内地学者通过中心走向海外了。
国内著名学者于建嵘走向国际学术界，他说“就是从中心开始的”。他2002年来到中心的时候，海外几位著名学者正在闭门讨论。熊景明非常认同他的中国农村研究，于是想介绍他参加这几位学者的讨论。但当时于建嵘的研究默默无闻，有学者起初觉得不以为然。她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带着于建嵘一起参加讨论。此后来自美国的裴敏欣教授很欣赏他的研究，请他到美国访问。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裴宜理教授。
类似的故事在中心常常发生。
学者接触多了，熊景明发现，由于起步较晚，内地学者在学养、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往往不如海外学者。她说：“做研究就像烹调一样，要先吃先尝别人的作品，等具备品评的能力后，才可能做出满意的菜来。学者总说要站在别人的肩上，但问题在于怎么爬上去。”因此她在中心启动了两个计划，一个是研究方法训练营，聘请国内外的优秀学者，在中心培训内地的年轻老师；二是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正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同台竞技。
除这两项计划外，中外学者直接交锋的场合是在中心颇有特色的“午餐研讨会”上。熊景明主持中心后，将原来海外学者在中心常组织的“午餐研讨会”常规化，邀请每位访问学者都讲一场。边吃边听，待讲完吃完后，再一起讨论。高峰期，中心每周都有一两场这样的研讨会。午餐会上听众虽然不多，常只有十几数十人，但大部分是相似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富有经验的“挑刺者”，因此常常让讲者如坐针芒。熊景明每场必到，有时亲自主持，有时则做一个“挑刺”的听众。
熊景明希望中心是一个包容、中立和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场所。有容乃大，几十年间，中心聚集了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李连江教授认为，如果把中心称作“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一点都不过誉。
学术研究应从事实出发
1988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熊景明开始以农村社会学者的身份参加内地一些扶贫援助项目。她“看到农民负担如此之重，简直不可想象”。此后，中心就开始推动大陆的农村研究。熊景明更坚信，“学术研究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指着对岸说，过河后要做什么，而要首先在河这边找到下水点，先想办法把桥架起来，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为出发点。”她认为，这也是目前大陆的中国研究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自己还是衣衫褴褛，却对模特身上的衣服指指点点。”
熊景明认为，中国百废待兴，对学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是她说：“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派出现令人信服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如何一步步达致目标，建立合理的制度。”原因除了“许多聪明博学的人没有时间长夜思索，苦苦笔耕”以外，就是学者们往往没有把研究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没有抱着建设性的态度，“首先找出共识在哪里，而不是去争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熊景明来说，要找出共识，就要认准事实，找出在河的此岸下水和架桥的地方，建设性的态度就是架桥的态度。在以往内地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很多著作主要依赖中心的资料写成，但是现在内地已经非常开放，“只靠中心就写出一本书，那就说不过去了”。熊景明虽然有些担忧中心地位的下降，但更为乐见中国内地的开放化和中国社会科学渐成气候。
尽管如此，中心依然可以凭借香港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保持独特优势。近年，大陆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并想找到一个长期保存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目前熊景明和林达共同主持的“民间历史”项目。民间口述历史不同于中心以往的官方叙事资料，能够从个人角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很多个体的视角聚集在一起，就能够拼凑出一张完整的历史图景。按照林达的说法，“就像拼图一样”。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材料。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收集到2000多册个人回忆录，反响颇为不错。
2003年，中心40周年庆典的时候，贺信雪片般飞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幽默地说：“每封信在我看来，都可以在景明死的时候做悼词用。”2007年，熊景明退休的时候，她的好友，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致词称，对香港中文大学而言，她“不仅仅是一位卓越忠诚的员工，更是一位有风骨、有担当的朋友”。
然而，面对诸多赞誉，熊景明觉得很不安，“大家将我写得那么光荣正确，完全不符合我的形象。我不过是拿着薪水，乖乖地打好这份工。我热衷于当‘学术媒人’倒是真的，但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和动力，大概只是和云南人的八卦性格有关。我喜欢将中心访客的日子弄得热闹，也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贪玩的人。”
熊景明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学者一起去登山。她常去登山的地方，峰回路转，暗藏美景。“每一次，我都赶在大家前面，小跑几步，站在路端，等着同行者一个个来到。谁都会被眼前的美景怔住，大叫一声‘哇’。我最享受这个时刻！正如我喜欢看到学者们找到他们遍寻不见的资料，遇到他们久仰的同行时的那一份惊喜。”
在中国研究学术界，她被称作“学术媒人”。常言道，“不做媒人不做保，一生无烦恼”，但是熊景明在中心担任助理主任20年，媒介中西学者、学术，不仅不觉得是烦恼，反而乐此不疲，乃至退休已有数年，依然活跃其间。
熊景明的办公室在中心图书馆的一角。那是她退休后为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工作的地方。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图书和资料。工作台上，摆着她母亲、女儿和祖父的照片。
记者如约到达时，她正在回复电邮，“一家瑞典电视台要做关于中国的节目，准备派一个Team（小组）来中国采访。他们想了解‘民间历史网’和我的书。‘王婆’需要推销自己的瓜，只得答应。”熊景明的云南口音柔和却不失刚强，富有感染力，再加上她“天生乐观”的性格，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和亲近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熊景明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书中记述了曾祖父因担任丽江知府迁往云南而开始的家族史。她的曾祖辈和祖父辈都直接卷入了清末到民国期间的那段动荡历史，而父辈们更将革命时代的纷争带入了家门院墙，自己和父母则在1949年后过着坎坷曲折的日子。这段家族史就像是时代史的缩影。
生于斯，长于斯，家族史和成长经历既给了熊景明独特的历史感，也如林达所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豆自由之火”。“民间历史”收到的很多回忆录都会在前言后语中写下类似的话：“我知道这辈子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因为上天要我做历史的见证人，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拿到这些书，让她觉得沉甸甸的，或许正是因为她也曾身在其中。无法忍受那时内地环境的压抑感，熊景明1979年就离开了云南，“来到香港这个无需用谎言护身之地”。这使她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也使她有机会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一干20年，成了一名“学术媒人”。
“一本书都不能少”
1963年，一批特立独行的美国学者，在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既不满美国国内对中国资料的片面摘取，又无奈于大陆的封闭，于是申请了私人基金，来到香港开办了“大学服务中心”，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研究资料，为全球的中国研究者提供服务。1988年中心移交香港中文大学，并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熊景明受聘为中心的助理主任，一做就是20年。
熊景明1988年接手时中心的图书收藏只有1万多册。等她2007年退休的时候，中心已有馆藏10多万册，报纸200多种，杂志2000种，几乎期期不漏。与其他综合图书馆相比，中心的藏书规模并不算大，但这里收藏着最好最齐全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资料。
她的几位前任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因此除了打理中心以外，他们还利用中心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熊景明在报名应聘中心主任职位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她当时只有本科文凭，在大学读的是俄国文学专业，很难和其他候选人竞争。直到面试前一天，她才突然想通了：“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甘当“学术媒人”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
也许正因为这个理念，她才获得了招聘委员会的认同，在众多资历比她高很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时负责招聘的委员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方正教授在熊景明荣休晚会的致词中透露，当年正是她的实干精神说服了大家。
所谓“媒人的嘴，兔子的腿”，熊景明这个“学术媒人”上任后并没有撒腿到处跑，四处游说，而是在中心“筑巢引凤”，吸引不同地方的研究者齐聚这里，在研究资料和研究者之间牵线搭桥。有一次中心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件，熊景明读了旅美著名作家林达的书后，觉得她很适合用这批资料，就主动联系，请她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书。她们也因此结识了，现在合作主持“民间口述历史”的项目。
2004年，在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庆典上，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说：“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中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赞誉，与熊景明在收集资料上奉行“一本都不能少”的原则有关。中心的骄傲之一是收藏了全世界最齐全的中国地方志和专业志。内地某县县志出版时仅印刷了20册，中心想收藏时，只有4册存世了，但中心最终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想办法获得了此县志。
除了四处收集，熊景明也采用“守株待兔”的策略，对访问学者“雁过拔毛”。她在中心门口放了一个表格，请大家推荐图书，上面写着：“请别只赞美这里的资料齐全，请告诉我们还缺哪一本书，哪一份期刊。”目前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的Stanley Rosen当年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内地访问，然后都到中心停留，他研究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电影等。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中心收藏了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刊物。
熊景明孜孜不倦收集资料的热忱也许源自她的历史危机感。经历了那段混乱闭塞的时代之后，她更明白资料的宝贵性。从内地初到香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种文学名著买全了，担心时代又有什么变化，以后女儿读不到这些好书。
“红娘牵线，成人之美”。很多学者因为中心优秀的馆藏而获益颇丰。有一位来自内地西部地区的学者，多年后回忆说，到中心访问的经历是她整个研究生涯的转折点。而早在80年代以前，就已有200多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在中心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这些著作都成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必读经典书目。现今海外成就最高的中国研究学者，无一未曾与中心结缘。有人说，如果把到访过中心的学者名录收集起来，就是一部最齐全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大典。
“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
虽然中心最吸引学者的是独特且全面的馆藏，但和一般的图书馆不同，它兼具服务中心、资料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功能。在1988年之前，中心主要是面向海外学者。外国学者成立中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海外中国研究者建立学术基地。当时内地的社会学科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少学者知道中心的存在。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的开放，海外学者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中心资料，而内地学者出境也更便利了。这种情况下，熊景明认为，中心这些宝贵的资料，最大的用处应该是提供给内地学者使用。
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就到处筹集资金，专门为内地设立了访问学者计划，资助他们到中心来做学术研究。这个项目的效果出奇地好。以往都是海外学者通过中心走向内地，现在是内地学者通过中心走向海外了。
国内著名学者于建嵘走向国际学术界，他说“就是从中心开始的”。他2002年来到中心的时候，海外几位著名学者正在闭门讨论。熊景明非常认同他的中国农村研究，于是想介绍他参加这几位学者的讨论。但当时于建嵘的研究默默无闻，有学者起初觉得不以为然。她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带着于建嵘一起参加讨论。此后来自美国的裴敏欣教授很欣赏他的研究，请他到美国访问。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裴宜理教授。
类似的故事在中心常常发生。
学者接触多了，熊景明发现，由于起步较晚，内地学者在学养、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往往不如海外学者。她说：“做研究就像烹调一样，要先吃先尝别人的作品，等具备品评的能力后，才可能做出满意的菜来。学者总说要站在别人的肩上，但问题在于怎么爬上去。”因此她在中心启动了两个计划，一个是研究方法训练营，聘请国内外的优秀学者，在中心培训内地的年轻老师；二是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正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同台竞技。
除这两项计划外，中外学者直接交锋的场合是在中心颇有特色的“午餐研讨会”上。熊景明主持中心后，将原来海外学者在中心常组织的“午餐研讨会”常规化，邀请每位访问学者都讲一场。边吃边听，待讲完吃完后，再一起讨论。高峰期，中心每周都有一两场这样的研讨会。午餐会上听众虽然不多，常只有十几数十人，但大部分是相似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富有经验的“挑刺者”，因此常常让讲者如坐针芒。熊景明每场必到，有时亲自主持，有时则做一个“挑刺”的听众。
熊景明希望中心是一个包容、中立和多元化的学术交流场所。有容乃大，几十年间，中心聚集了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李连江教授认为，如果把中心称作“社会科学界的黄埔军校”，一点都不过誉。
学术研究应从事实出发
1988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熊景明开始以农村社会学者的身份参加内地一些扶贫援助项目。她“看到农民负担如此之重，简直不可想象”。此后，中心就开始推动大陆的农村研究。熊景明更坚信，“学术研究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指着对岸说，过河后要做什么，而要首先在河这边找到下水点，先想办法把桥架起来，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为出发点。”她认为，这也是目前大陆的中国研究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自己还是衣衫褴褛，却对模特身上的衣服指指点点。”
熊景明认为，中国百废待兴，对学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是她说：“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派出现令人信服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如何一步步达致目标，建立合理的制度。”原因除了“许多聪明博学的人没有时间长夜思索，苦苦笔耕”以外，就是学者们往往没有把研究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没有抱着建设性的态度，“首先找出共识在哪里，而不是去争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熊景明来说，要找出共识，就要认准事实，找出在河的此岸下水和架桥的地方，建设性的态度就是架桥的态度。在以往内地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很多著作主要依赖中心的资料写成，但是现在内地已经非常开放，“只靠中心就写出一本书，那就说不过去了”。熊景明虽然有些担忧中心地位的下降，但更为乐见中国内地的开放化和中国社会科学渐成气候。
尽管如此，中心依然可以凭借香港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保持独特优势。近年，大陆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并想找到一个长期保存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目前熊景明和林达共同主持的“民间历史”项目。民间口述历史不同于中心以往的官方叙事资料，能够从个人角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很多个体的视角聚集在一起，就能够拼凑出一张完整的历史图景。按照林达的说法，“就像拼图一样”。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材料。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收集到2000多册个人回忆录，反响颇为不错。
2003年，中心40周年庆典的时候，贺信雪片般飞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幽默地说：“每封信在我看来，都可以在景明死的时候做悼词用。”2007年，熊景明退休的时候，她的好友，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致词称，对香港中文大学而言，她“不仅仅是一位卓越忠诚的员工，更是一位有风骨、有担当的朋友”。
然而，面对诸多赞誉，熊景明觉得很不安，“大家将我写得那么光荣正确，完全不符合我的形象。我不过是拿着薪水，乖乖地打好这份工。我热衷于当‘学术媒人’倒是真的，但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和动力，大概只是和云南人的八卦性格有关。我喜欢将中心访客的日子弄得热闹，也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贪玩的人。”
熊景明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学者一起去登山。她常去登山的地方，峰回路转，暗藏美景。“每一次，我都赶在大家前面，小跑几步，站在路端，等着同行者一个个来到。谁都会被眼前的美景怔住，大叫一声‘哇’。我最享受这个时刻！正如我喜欢看到学者们找到他们遍寻不见的资料，遇到他们久仰的同行时的那一份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