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一种物化的精神载体、知识载体和艺术载体。以往对中国古代书籍的关注主要在于它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书籍的版本、目录、印刷、收藏与传播。近30年来，随着图书流通市场的活跃和国家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国历代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载体与民族根基，日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人们的视野从中国古代书籍的内容延伸到了外在的形式——装潢。
　　我们当今通常所指的书籍“装帧”一词是始于晚清的现代书籍设计术语，是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我国传统的线装书籍向西式印装形式转变后，对图书的开本、版式、封面、字体、扉页、插图、装订形式等所进行的技术与艺术处理。“装潢”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后为历代习用，泛指对纸质书籍与书画的保护保存方法。与此相关联的词还有“装裱”“装池”“装订”等。
　　《妙法莲华经》
　　后秦鸠摩罗什译，存卷四，唐写本。卷轴装，旧装、民国龚心钊重装本。此卷仅新接一段引首，基本保留原装面目，龚心钊题跋谓木轴为原制，尤为可贵。
　　《许真人井铭》
　　徐铉撰、书，宋拓本。经折装，宋旧装、清沈树镛重装本。此件原题宋装，实已不是宋装原来面目，但是保存了宋代托裱的内页，蛀孔也未做修补。旧拓被逐页浮置于新制的经折式底册上，中心对折处与四角分别用丝线加以固定，不加裱褙，首尾加装面板，外包以蓝布书套。此种装法为重装本中特例，仅此一件。
　　当年清代金石学家张廷济曾以千金购得《许真人井铭》，后辗转进入沪上收藏巨擘吴湖帆的四欧堂。富藏金石的吴湖帆亦对此本格外青眼有加，说：“吾家所贮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宋初拓为最古。所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皆无此古也。”并奉其为“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幸浙盛典图记》
　　清乾隆间内府绘本。线装，内府装池本。此件分为《图》《记》两部分，《图》《记》各四卷。全书图共四百幅，皆为单叶，前、后两叶装为一页，各卷所有图版前后衔接吻合，可连为一长卷。装时各叶面、背交替相叠，中加衬页，再以线装样式订为四册，因此版心部分皆不相连，是为线装书特例。
　　《（后汉书郡国志）残页》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卷轴装，民国王国维重装本。此残页原为南林蒋氏藏明装明钞本《成祖实录》面叶衬纸，王国维装为立轴，但未装天杆。
　　有关中国古代书籍的装潢史料十分有限，人们对此方面的了解主要依靠现存的文献记载、传世实物与考古材料三者综合考察。中国古代书籍装潢形态十分丰富，如果从“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文解字》）开始，编以书绳，聚简成篇的简策装已有了早期的装潢意识与设计实践。之后的帛书、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态，既展现了中国书籍史的发展演变，也从艺术上展示了书籍的不同装潢特点。
　　书籍是一种以阅读为主要目的的实用性物品，它的物质属性使之具有材料感、工艺感、视觉感和审美感。因此，作为人造物品的书籍都具有从单一的使用功能到上升到审美功能的设计要求，这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书籍的装潢演变状态也正是不同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它折射了不同时期书籍生产和收藏的背景与境况。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从简策装到卷轴装、册页装的变迁主要受载体材料和制作方式的制约，在此基础上的书籍装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从而达到了功能与审美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在清代藏书家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叶德辉的《藏书十约》等书中，对书籍装潢均有相应的概括。
　　虽然我国古代对书籍装潢艺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总结，历代的书籍装潢叙述只是零篇断章，但在中国悠久的书籍史上，大量的书籍生产与收藏为装潢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从普通工匠到名家高手，直至帝王，对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的发展均有重要贡献。传世的众多实物展现了古代书籍装潢工艺的丰富性与高度成熟，使书籍之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代表之一。
　　从书籍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书籍装潢是一种文本生成过程的终结与归宿。不论是写本还是雕版印本，均是文本前期制作过程中的版面艺术设计，而装潢是后期成书与收藏过程中的艺术形式上的再设计。书籍装潢是在特定阶段与场合将文本固化供人们予以使用和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在递藏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呈现不同的面目，此情景正是书籍流传的特征之一。现存古代书籍历经递藏，不少形态已非原貌，历代藏家以自己的艺术鉴赏力和财力，对所藏之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装，我们目前所见只是最后的装潢外观，其变化的面目已不能复原，仅留部分残迹可寻。所以，书籍的不同归宿就会产生不同的装潢。如宫廷藏书和民间藏书呈现了不同的装潢景象，在材料、色彩、裝具等方面均有等级性，尤其是宫廷藏书，其外在的差异和标志象征着不同的等级收藏，至于宗教类书籍的装潢，也呈现出重佛轻道的现象。宫廷藏书的富丽与民间藏书的雅致，成为中国古代书籍装潢的基本艺术特征。
　　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篆刻也是书籍装潢中的重要艺术元素。书上的签条、题跋、扉画、藏印均个性化地装饰了书籍，使之成为极具观赏性的收藏品。所以，中国古代书籍装潢与收藏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它融入了收藏者的艺术品位和学识，创造了具有个人标志意义的书籍装潢，如黄丕烈的“黄装”、陶湘的“陶装”，还有项元汴、龚心钊、吴湖帆等人的书籍装潢。这些装潢作品与现代书籍装帧的批量统一生产，在艺术上具有明显的分野。
　　书籍的装潢不仅是功能与形式美的艺术融合，雕版、书衣、函套、书匣等这种工艺化的表象之下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投射了东方哲学的精神。以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最具代表性的线装书来考察，它的版式蕴含了“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念，从天头、地脚到版式各部位的“口”、“眼”、“脑”、“耳”、“鼻”、“心”、“面”、“衣”等称谓，赋予了书籍具有生命和精神的象征。而人们对书籍所具有的“书卷气”共识，正是对以“雅”为核心的“护帙有道”（《藏书纪要》）的装潢认同。其书卷之“气”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意境”之美，寄予了书籍崇高的艺术境界。
　　上海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籍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其中不乏装潢佳作，现择其精品予以展示。在纸质书被唱衰的当下，我们回望中国古代书籍的装潢，既表示我们对书籍的崇敬和礼赞，也以此增强我们珍爱图书、传承文化的信心与责任。
　　2018年11月初，上海图书馆筹备已久的年度大展“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引发了一次观展热潮。上图素来低调，馆藏却“卧虎藏龙”。这里所藏古籍善本、历代碑帖，因传承积累久远深厚，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堪称举世闻名。就其中最为珍稀的宋元刻本而言，上图收藏总量就达三四百种，位居全球第二，宋刻如《集韵》《艺文类聚》《杜工部集》等均为海内外传世孤本;就碑帖来说，列入国家等级藏品的宋拓本有44种，宋拓《许真人井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郁孤台法帖》《绍兴米帖·卷九》等也均属传世孤本。
　　在“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展中，上图展出的馆藏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牍，总数达100件（组），每一件都堪称“镇馆之宝”。这其中，有许多举世稀见的“国宝”级珍品或孤本，如沪上收藏巨擘、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四欧堂的“镇堂之宝”宋拓《四欧宝笈》，传世孤本宋拓宋装《许真人井铭册》，宋拓《绍兴米帖·卷九》，唯有二函残帙的宋拓《郁孤台法帖》等等，皆为大家耳熟能详之作。
　　只是大多数时候，这些古籍碑帖被封藏于书匣之内，不轻易示人。曾有文介绍，除有限的公开展览或少量零星复制之外，上图许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并经特别手续，一般人甚至是近水楼台的本馆人员，平时皆难获一睹。
　　四欧宝笈
　　此为吴湖帆生前最珍爱的宋拓碑帖之一。《四欧宝笈》为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传世碑拓，包括《邕禅师塔铭》（海内原拓孤本）、《明公皇甫碑》（北宋拓本）、《温虞恭公碑》（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南宋拓本），每一本都是宋拓，皆是传世碑帖中“金字塔尖”式的国宝级文物。吴湖帆先后收齐，四碑合装为一匣，并题“四欧宝笈”，其书斋亦名为“四欧堂”。
　　其中，《邕禅师塔铭》为宋拓海内孤本。宋时其就有翻刻多种，版本流传繁多，而唯有四欧堂本是唐刻原石拓本，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