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最大障碍，是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的那一套语汇和中国的往往名同而实异。比如，读到美国自由派的核心纲领是“医保、社保、扶贫和平等权”，读者不免会感到狐疑：这不是强调经济平等的中国新左派的纲领吗？而主张市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放任派”，在美国却被归到自由派的对立面“保守派”里头，在中国，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自由派啊。
　　其实问题很好解释，中国目前的自由派起源于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自由指的是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美国目前的自由派源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在1934年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将自由定义为“普通人拥有更大的安全感”，用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方纳的话说，罗斯福“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这种在罗斯福新政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版本是罗尔斯1971年的《一种正义理论》，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要求保护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反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人只好用“个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为自己命名。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表述是1974年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反对政府的再分配，主张一种只履行守夜人职责的国家。
　　在美国，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仍然是新政自由主义。但在中国，对这种自由放任主义（在中国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在1990年代却落到了被称为“新左派”的人士身上。
　　很多中国的“新左派”之所以拒绝“新左派”这个头衔，可能是他们知道，在美国“新左派”有另外的起源。美国“新左派”起源于1960年代学生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纲领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其核心概念“参与式民主”，对抗代议制民主。“但参与式政治总是倾向于精英，因为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阶级地位低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投身政治。”新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笔下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俘虏，成为资本主义的“肯定性力量”，革命的任务落在了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同化的校园知识青年、少数族裔和局外人身上。新左派革命的方式，是和崇尚“原始本能”、以摇滚乐和吸毒为生活方式的反文化运动一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废除禁止鸡奸的法律，废除限制色情的法律，等等。
　　迪昂痛心疾首地写道：“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为罗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