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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衰退、银根紧缩、物价上涨的背景下，高利率放贷之风在全国各地尽吹，一连串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负面新闻涌现。令人瞩目的本色集团吴英案，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闽北刘斌案的“血色”产业链，苏北泗洪的全民放贷……民间高利贷上演了一出出疯狂的悲剧，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民间融资市场已经危机四伏。
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披露，温州借贷市场规模已有1100亿元，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民间借贷市场本来应该是“资金互助、调剂余缺”的功能，现有演变为巧取豪夺的高利贷市场。转手从事赚取高额息差收益的资金供给者，实际上有些成了名副其实的“资金掮客”。地上金融系统和地下民间借贷本来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但如今比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结合更加紧密，热钱不择手段谋取非正常利润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加速酝酿着市场风险，干扰了金融业正常秩序。
在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中国银监会8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03.18万亿元，较6月末的104.14万亿元减少了9658亿元；总负债为96.67万亿元，较6月末减少1.14万亿元。有研究机构表示，银行业总资产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7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流失严重，7月份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687亿元。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失的存款进入到了高利贷活动中。
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冲击，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高的利息支出，而放贷者焦虑的看着高利贷产业链一步步走向崩盘。这种局面看上去找不到一个赢家，而处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部分却不得的寄生在这条线上维持生存。全民放贷，这种疯狂的困局如何才能得到破局。
从大环境来看，高利贷盛行是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恶化的象征，高利贷的泛滥根源在于金融管制。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牌照管制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加剧了供给短缺。在金融管制下，由于国企有政府信用和种种关系，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经济体则受到银行的歧视。
特别是今年以来，通胀步步紧逼，央行连续上涨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数量工具持续收紧，中小企业处在受到挤压的最前沿，中小企业融资告急。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以往贷款满足程度较高的亿元以上规模企业中，49.2％已开始感觉资金面吃紧，而中小企业更普遍感觉贷款难。
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是，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在金融管制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作用下，民间借贷就成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高利贷由此产生巨大的市场。
其次，融资时间成本决定企业寻求地下融资：中小企业的运行成本反映在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本、协调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时效成本、税收成本等范围内。如果企业在国有银行的融资成本高于该企业的生产利润，那么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将贷款需求转向效率较高的地下金融组织。民营、个体经济发展快，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急、频、少、高”的特点，由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的限制条件较多，中小企业往往因无法提供担保或足额抵押物而难以获得贷款；而地下金融组织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特点。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民间资本转向高利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目前通胀和负利率的背景下，民间资本为了寻求安全与回报，只能转向房产等投机领域，但是宏观调控和楼市限购令使得这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向高利贷。其次，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导致投资实体产业的渠道太少。在我国，上游利润较高的资源性领域被行政垄断、央企把持，对于民企来说，尽管有“非公36条”，但是高利润行业仍旧只是水月镜花。通胀和行政垄断的结果是，民间资金缺少投资渠道，只能流向高利贷等投机性领域。
如果高利贷的仅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已经涉足这一领域。据报道，不少国有企业以6％的低息从银行贷出来，再12％放给担保公司进入高利贷领域。上市公司2011年的中报，让人嗅出了更多别样的味道。截至7月底，在上市公司发布的对外委托贷款公告中，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1.6％。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一场全民放贷的狂潮当中，上市公司也迫不及待的加入了。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被评论为“做高利贷倒爷，掏空实体经济”。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前的民间借贷多发生与个人对个人，个人对企业，如今的民间借贷背后还闪现着不少担保公司、地下钱庄的影子。这使得以前粗糙简单的民间借贷模式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
近几年，以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名义批准成立了许多担保公司、金融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农民信用互助社等机构。有的只从事高利贷业务，有的既做高利贷又做集资。而这些机构大都只在工商局注册或只经当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并未纳入央行及银监会的监管。
根据规定，担保公司盈利点主要是对贷款企业担保，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担保公司从中收取佣金。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都扮演了一个收集散户手中存款，集中向企业或个人发放高利贷的角色。据报道，担保公司直接发放贷款，月息在3％到7％问，年息高达36％－94％，部分民间借贷市场活跃地区甚至会高达180％。虽然根据监管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但在高利诱惑和现实亏损的双重夹击之下，担保公司铤而走险“不务正业”成为常态。
其次，担保公司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在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公务员贷款较容易，不少人便以各种名义从银行以贷款，再以月息1.5分甚至更高的利息通过担保公司转贷牟利。以往也有查出银行人员勾结担保公司通过伪造文件骗贷套取资金获利的案例。利用银行的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已成为银行资金流入民间高利贷市场的主要渠道。
通过担保公司、地下钱庄为中介，高利贷已经形成了牵扯各方利益的产业链。如何管控日益泛滥的高利贷，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同追堵截而消失，反而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现有的合法金融体系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有真空就必然有人去填补，政府做不了或者不去做，自然就会有民间的去填补。
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披露，温州借贷市场规模已有1100亿元，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民间借贷市场本来应该是“资金互助、调剂余缺”的功能，现有演变为巧取豪夺的高利贷市场。转手从事赚取高额息差收益的资金供给者，实际上有些成了名副其实的“资金掮客”。地上金融系统和地下民间借贷本来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但如今比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结合更加紧密，热钱不择手段谋取非正常利润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加速酝酿着市场风险，干扰了金融业正常秩序。
在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中国银监会8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03.18万亿元，较6月末的104.14万亿元减少了9658亿元；总负债为96.67万亿元，较6月末减少1.14万亿元。有研究机构表示，银行业总资产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7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流失严重，7月份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687亿元。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失的存款进入到了高利贷活动中。
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冲击，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高的利息支出，而放贷者焦虑的看着高利贷产业链一步步走向崩盘。这种局面看上去找不到一个赢家，而处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部分却不得的寄生在这条线上维持生存。全民放贷，这种疯狂的困局如何才能得到破局。
从大环境来看，高利贷盛行是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恶化的象征，高利贷的泛滥根源在于金融管制。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牌照管制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加剧了供给短缺。在金融管制下，由于国企有政府信用和种种关系，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经济体则受到银行的歧视。
特别是今年以来，通胀步步紧逼，央行连续上涨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数量工具持续收紧，中小企业处在受到挤压的最前沿，中小企业融资告急。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以往贷款满足程度较高的亿元以上规模企业中，49.2％已开始感觉资金面吃紧，而中小企业更普遍感觉贷款难。
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是，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在金融管制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作用下，民间借贷就成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高利贷由此产生巨大的市场。
其次，融资时间成本决定企业寻求地下融资：中小企业的运行成本反映在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本、协调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时效成本、税收成本等范围内。如果企业在国有银行的融资成本高于该企业的生产利润，那么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将贷款需求转向效率较高的地下金融组织。民营、个体经济发展快，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急、频、少、高”的特点，由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的限制条件较多，中小企业往往因无法提供担保或足额抵押物而难以获得贷款；而地下金融组织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特点。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民间资本转向高利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目前通胀和负利率的背景下，民间资本为了寻求安全与回报，只能转向房产等投机领域，但是宏观调控和楼市限购令使得这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向高利贷。其次，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导致投资实体产业的渠道太少。在我国，上游利润较高的资源性领域被行政垄断、央企把持，对于民企来说，尽管有“非公36条”，但是高利润行业仍旧只是水月镜花。通胀和行政垄断的结果是，民间资金缺少投资渠道，只能流向高利贷等投机性领域。
如果高利贷的仅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已经涉足这一领域。据报道，不少国有企业以6％的低息从银行贷出来，再12％放给担保公司进入高利贷领域。上市公司2011年的中报，让人嗅出了更多别样的味道。截至7月底，在上市公司发布的对外委托贷款公告中，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1.6％。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一场全民放贷的狂潮当中，上市公司也迫不及待的加入了。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被评论为“做高利贷倒爷，掏空实体经济”。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前的民间借贷多发生与个人对个人，个人对企业，如今的民间借贷背后还闪现着不少担保公司、地下钱庄的影子。这使得以前粗糙简单的民间借贷模式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
近几年，以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名义批准成立了许多担保公司、金融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农民信用互助社等机构。有的只从事高利贷业务，有的既做高利贷又做集资。而这些机构大都只在工商局注册或只经当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并未纳入央行及银监会的监管。
根据规定，担保公司盈利点主要是对贷款企业担保，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担保公司从中收取佣金。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都扮演了一个收集散户手中存款，集中向企业或个人发放高利贷的角色。据报道，担保公司直接发放贷款，月息在3％到7％问，年息高达36％－94％，部分民间借贷市场活跃地区甚至会高达180％。虽然根据监管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但在高利诱惑和现实亏损的双重夹击之下，担保公司铤而走险“不务正业”成为常态。
其次，担保公司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在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公务员贷款较容易，不少人便以各种名义从银行以贷款，再以月息1.5分甚至更高的利息通过担保公司转贷牟利。以往也有查出银行人员勾结担保公司通过伪造文件骗贷套取资金获利的案例。利用银行的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已成为银行资金流入民间高利贷市场的主要渠道。
通过担保公司、地下钱庄为中介，高利贷已经形成了牵扯各方利益的产业链。如何管控日益泛滥的高利贷，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同追堵截而消失，反而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现有的合法金融体系无法填补的巨大真空。有真空就必然有人去填补，政府做不了或者不去做，自然就会有民间的去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