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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大理祥云县云南驿坝子东侧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列大山最为突兀显眼。如果你乘汽车或火车从大理至昆明的话，车一过云南驿进入古称“云南赕”或“小云南”的云南驿坝子，从东面映入你眼帘的即为这座大山了。它就是雄踞于大理地区东大门的老青山。
自古雄关
老青山主峰海拔2577米，它高于云南驿坝子577米，高于它东面的大仓黄竹箐凹地近800米。清光绪《云南县志》中这样描述老青山：“老青山，在县东南60里。极高峻，色苍翠，四时不改。大干白水盆铺东南行，入姚州地。”从祥云的品甸坝、云南驿坝子遥望老青山，它墩实而厚重。拔地而起的老青山和它的余脉，将大理地区东部的水系一分为二：北侧的水流由渔泡江往北归入金沙江，南侧的水流汇入元江上游的礼社江，向东南穿过云南中、东部而进入越南。西面，它守望着一马平川的旧云南县治云南驿坝子；东面，它目送着属金沙江水系的普昌河腹，向东北汇入金沙江；南面，它俯视着元江水系的鹿鸣河向南汇人大江而去；北面，它的余脉向北深入群山茫茫的东山、米甸，直至姚安县境内。就是这样一座耸立于云南东侧的大山，古往今来，它始终是从滇东和从川西进入滇西而达缅甸、印度的著名“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上的路标。在老青山主峰南侧七、八公里外的山脊上，面向云南驿坝子鞍部的一侧，至今仍可以看到许多断壁残瓦。从残存建筑遗迹的占地规模可以推断，当初这里曾经是一个车水马龙、喧闹繁华的街市所在。此地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关驿——安南关。
清《嘉庆一统志·大理卷》记载：“安南关在云南县东南七十里，为通省大路，旧设巡司，今裁。”元代郭松年在著名的《大理纪行》中也曾写道：“镇南而西有雌岭，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势回合，周二百余里，乃云南州也。”明朝杨慎在《滇程记》中亦记述：“白镇南州普溯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所经有桃树坡、金鸡庙、孟获菁、安南坡。坡有巡司。下坡地复坦夷。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云南州、云南县即今大理祥云县，镇南就是今天的南华县，祥云县普溯在过去曾先后属于楚雄的姚安（即姚州）、南华地界，“雌岭”指的就是大理和楚雄分界线上的老青山，“安南坡”即安南关。元朝中期，云南大理路曾在祥云县设州。明朝时，云南县属大理府下的赵州（今凤仪），曾在安南关设巡检司。巡检司为中国元、明、清时县级衙门底下设于关津要道、要地的次县级基层组织，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该组织于元朝首创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没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管，其功能性以军事为主，但在明、清时，随着人口大增，除依其例沿用外，还佐以行政权力，巡检司在数量上与功能上日渐增多，有通判等官职设置，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当时，在旧驿道必经之地的云南县就没有楚场、米甸、安南坡三个巡检司，而大理府还将楚场设为十二关长官司，对中原王朝巩固滇西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光绪云南县志》和《道光云南通志》中，均记载“旧云南城在今云南县南八十里安南坡”。在古代，地势险要的地方经常要集中军事力量把守，关卡常常因军事镇守需要，各行业人员逐渐集中，手工业、服务行业和商品交易日益发展，进而形成市镇。故在云南驿成为云南县、郡治地的汉元封二年（公元109年）以前，在南中腹地大理地区东沿的安南关形成类似治所的机构，这是很有可能的。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对老青山下的安南关一程也有精彩、详细的记述：“十六日，由普溯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白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坝子南兜之山也。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即沐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白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宫南，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白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干，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宿。”《游记》中，“青山”即为老青山，“公馆”指的就是古道上的安南关。
老青山是横亘于云南中部，挡在东去昆明、北上川西大道上的一列高大山脉。从远古至汉代、至隋、唐、宋时期时，它是将南中腹地大理与中原王朝势力范围隔开来的一道天堑。在唐代始设姚州之时，武陵县主簿石子仁曾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巂之南，此地有崇山修谷，平畴广川，东有金沙江之利，西接云南州之胜。距威楚，瞰点苍，最为险要。请置都督府于昆明（今大理）之弄栋川（今姚安），屯兵镇守，以治叶榆、洱河诸蛮。则群蛮不敢横，而中国长有盐贝之利矣。”徐霞客曾在《游记》中这样描写姚州府：“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老青山东侧的姚州，当中原进入南中腹地川西道上的要冲，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那时的老青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唐朝在经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西部军事力量逐渐强大的吐蕃和大理地区族群复杂的六诏蛮和后来的南诏。在三方的利益博弈中，老青山东侧的姚州就成了各方进一步实现其在南中利益的支点。据史籍记载，大唐从蜀南下，通过姚州经营南中腹地大理的重要事件有：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月，右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到达姚州及洱海地区，下其部落七十二所：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唐将赵孝祖又破姚州白水蛮，并征讨洱海地区；高宗龙朔中（661-663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姚州；麟德元年（664年）五月，唐将李英所置的姚州移于弄栋川（即今姚安），并升为都督府，管辖三十二州；咸亨三年（672年）三月春，发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仟三百人，遣右卫副帅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姚州之西的昆明蛮十四姓二万千户内附；仪凤三年（678年）之后，又使将军李义总、郎将刘惠基征讨姚州，其州又废；垂拱四年（688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置州后，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长寿年间（692-693年），遣循吏裴怀古招抚姚巂叛蛮；唐景龙（707-710年）初，吐蕃及姚州蛮寇蜀，会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酋以情输虏，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出击；开元元年（713年），吐蕃联合姚、巂蛮酋攻唐，姚州都督李蒙出兵，被蛮所杀；天宝七载（748年），南诏阁罗凤发兵攻姚州太守张虔陀，杀之后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经姚州进薄白崖城，大败引还。南诏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李宓战败沉江而死。 从以上史实看，世居大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部族，虽然早已在汉代前后就形成了昆弥（明）国，以及后来的六诏和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等地方政权，但是力量较弱。后来的南诏也不得不在唐与吐蕃的利益夹缝中求生存。唐与吐蕃博弈的结果，造成昆明夷、西洱蛮各部不得已而数度反叛的事实。唐王朝在经营西南的过程中，深知老青山东侧姚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不惜血本地多次征讨叛蛮，在这里反复置州。“松外蛮”、“昆明蛮”、“姚州蛮”等，和后来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在老青山两侧进行了数度的拉锯战。
故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述说姚州：“盖自姚安而北，则度金沙，入越巂。自姚安而西，则指叶榆，趣大理。自姚安而南，则出威楚，向昆明。郡为全滇之要会。西南有事，争于滇、蜀间者，自古恒在姚州也。”姚州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台湾唐史学者王吉林亦这样说：“姚州存，则蜀有外府；姚州废，则寇临蜀境。易言之，唐有姚州，则群蛮不得附吐蕃；唐无姚州，则群蛮立降吐蕃，导之寇蜀。”
曾任唐朝节度使、宰相等职的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记载了宰相张柬之的《请罢兵戌姚州疏》，张柬之向武则天奏疏，主张不再设置姚州：“大唐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今大理）之桥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武太后神功二年闰十月，蜀州刺史张柬之表日：‘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本不与中国交通。汉置永昌郡统理之……汉以得利既多，历博南山，涉澜沧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作歌。盖汉得其利，人且怨歌：今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帅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镇守。臣窃以亮之策妙得羁縻蛮夷之术。今姚府置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诸葛亮且纵且擒之术。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婪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遂成朋党，提挈子弟，啸引凶愚，今见散在彼州（即波州，亦即云南县，今祥云县），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協并为群蛮所杀，又使将军李义总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遂废。即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验。垂拱四年，南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川’。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稜为蛮所杀。延戴年中，司马成琛请于泸南（即金沙江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巂府（即今西昌），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国悉废，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来往。’疏奏，不纳。”大唐王朝上层有正确的决策，并不等于下级官员们的执行过程就会是一帆风顺的。驻守边地姚州的将士，常为南中群蛮所败，官员屡屡被害，对治理老青山东西两侧的姚州，一直是心有余悸，故极力建议不在姚州置府，将实际的势力点退回到金沙江以北。姚州经营的滇西洱海地区，在大唐官员们的眼中，是一派“恣情割剥，贪婪劫掠”的景象，可谓是贼盗天堂。
唐代樊绰在《云南志》卷六《城镇》中记载：“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单从南诏国对其开疆拓土后的节度治城的命名如拓东（拓东节度治所，今昆明）、宁北（剑川节度治所，今大理邓川北）、镇西（丽水节度治所，今盈江旧城）、开南（银生节度治所，今云南临沧景东）等，可看出老青山作为对南诏地方政权的重要性：要征服中原势力范围下的拓东，是要先克服老青山这一险阻的，然后才能东进滇东，进而“开拓东部”；在凭借雌岭的阻隔和掩护下，南诏国主们就可以集中精力“镇西”、“开南”和“宁北”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老青山因其险要的地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这一带造就了南诏、吐蕃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特殊的地缘政治。
作为金沙江与红河分水岭的老青山，世世代代生活在它周围的村民们已渐渐摸清了它的脾性。位于它南面的鹿鸣河谷海拔低于老青山近千多米，如今的村民们知道，要是雨下在老青山顶以北，则鹿鸣河中流淌的水量不会有变化；若要是雨过老青山顶向安南关一带而来，就要注意防洪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了。笔者的一位好友在林业部门工作，有一次到鹿鸣河边的罗溪村下乡，往北看到老青山安南关一带在下大雨，村民们曾催促朋友及他的同事们赶快起身赶路了，朋友和同事们不以为然，结果，不一会功夫，鹿鸣河谷就波涛汹涌，停放在河谷里的吉普车一会儿工夫就被泥沙掩埋了，尽管所处之地还滴雨未下！朋友和他的同事只好在第二天再请村民们来帮忙挖出那尊为林业而“陷身”的铁疙瘩了。
滇西地区的大理，地处横断山脉的东南侧，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怒江、澜沧江、沅江（红河）、金沙江等4条水系的大小支流交错，江湖水系之多为云南之冠。这里也正如郭松年所感叹：“此大理之大观，南游则永昌、腾冲，北走则鹤庆、丽江。周行数千里，皆莫若此也”。历来，其地理因素对西南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古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息和劳动之中，为了克服山高水险，使天堑变为通途，用白己的聪明才智，通过人背马驮的交通方式，征服了这片横断山系的道道高山深谷，创造了充满着智慧的一系列古驿大道，为西南的社会文明、经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蜀身毒道”，其实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外交家张骞通西域前就已经存在雏形了。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筇竹杖，问所从来，日东南身毒（今印度）国。”在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筇杖，足以证明，这条川西大道将大汉西南地区与西域联通起来，早已有往来和商品交易了。于是，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再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他挥斥方遒，用军队作为先驱，不惜在长安仿大理洱海湖（当时称昆池或昆明池）凿池“习楼船”（即训练水军）.强行开通洱海地区的通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后，又“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白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再经过三国、晋、隋、唐、宋等朝代的发展，到了元代以后，从昆明经滇西而入缅甸的这条古道，就成为“通省大道”了。 樊绰在《云南志》中，曾详细地记述了从蜀西进入滇西即“蜀身毒道”、从昆明进入大理后来称为“通省大道”的各途程。蜀西道为：成都一青溪关（今汉源县与甘洛县交界处的深沟）—巂州（今西昌）—会川（会理）—泸江（金沙江）—阳褒馆（大姚）—弄栋（姚安）—求赠馆（英武关）—佉龙驿（普溯）—安南关—沐滂—云南城（云南驿）—波大驿（祥云狗村铺）—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凤仪）—龙尾城（下关）。“通省大道”为：拓东城（昆明）—安宁馆（安宁）—龙和馆（禄丰炼象关）—沙雌馆（舍资）—曲馆（楚雄）—沙却馆（南华）—求赠馆（英武关）—怯龙驿（普溯）—安南关一沐滂—云南城（云南驿）—波大驿（祥云狗村铺）—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凤仪）—龙尾城（下关）。两条大道，在安南关以东两站途程的祥云、南华交界处的求赠馆（英武关）会合。南诏和大唐在经历了两度天宝战争以后，云南地方政权南诏不得不暂时依附吐蕃，进入了艰难的唐、南诏、吐蕃的“三角互动”关系之中。当时，作为南诏国主的异牟寻只得“吞声无诉”，由吐蕃摆布而作为前锋“饮马岷江”，帮助吐蕃进犯川西。但是，异牟寻不愧为“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极具战略眼光的一位政治家，终于用自己的才智粉碎了吐蕃的重重监视与控制，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初，与大唐唐德宗李适派来的蜀西巡官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神祠，实现了其祖父阁逻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后世容归之”的诺言。同年6月，唐派钦差大臣袁滋为册封史，从都城长安来到拓东城（昆明），沿“通省大道”到达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大理），为异牟寻举行云南王的册封仪式。途中，袁滋一行在曲馆（楚雄）、云南城（云南驿）、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大理凤仪）、龙尾城（下关）等城，均受到了城内外军民的热烈欢迎。异牟寻亲率文武百官以隆重的仪式至太和城（现大理太和村）迎接。此段史实，樊绰在《云南志》中记载得较为详细和精彩。
那时，雄踞大西南的南诏地方政权，经过几代人的拓展，版图包括了西至波罗门国（即印度，含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北至大渡河、东到黔中、南至安南（越南）、女王国（泰国）、陆真腊（老挝）北部的广大地区，疆域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和强盛的中原王朝相得益彰。
令异牟寻和袁滋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在时隔1144年后，南诏国和大唐的后代子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情况：中华民族的后来者们无奈地再一次“西开寻传”，要沿着“蜀身毒道”重修一条公路，通向骠国（缅甸南部）以南的印度洋，运输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以抗击旧时远远落后于大唐、对大唐无限崇拜而“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的“倭国”（日本）侵略者。
抗战枢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8月、9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日寇的铁蹄肆意蹂躏我大好河山，激起了全国人民奋勇抗战。鉴于战争形势，云南地方政府意识到了日军妄图攻占全中国，势必从沿海切断我一切对外通道，实行封锁。因此，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在8月的国防会议期间，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速修滇缅公路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当局的同意。在龙云的积极组织下，紧接着于10月开始测量，12月就组织施T。经过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10个民族，每天20万人以上的民工上工，用9个月的时间，就将东起昆明，终于缅甸腊戌，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全线贯通（其中，昆明至下关411.6公里为改建，下关至畹町547.8公里是新修）。在9个月时间内，滇西人民用镐挖肩挑的传统施T方式，共完成土石方1233万立方，修建大中型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443道，铺路面800余公里。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31日成功通车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称它为“一大奇迹”，不少外国友人赞叹这是“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线”。由于滇缅公路沿途基本上是高山深谷，施工条件极其恶劣，再加上恶性疟疾的发生，使滇西各族人民在筑路的过程中付出了牺牲3000多人的代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云南人民临危受命，为滇缅公路的修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滇缅公路的建成，是云南各族人民特别是滇西人民，对全中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此时，日本侵略者狼子野心，加紧对华的侵略。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途经香港出海的华南通道被日军封锁。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以空袭控制了滇越铁路，滇越铁路于1940年1月被迫停运。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于签订了《中立条约》，从苏联进入中国新疆的西北交通线也随之断绝。至此，西北通道、华南通道被彻底阻绝，中国与外界连通的抗战生命线就只有滇缅公路了。很快，数千辆军用民用汽车穿梭滇缅公路上，运进大批国际援华抗战的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各种战略物资、器材，运出我国产的桐油、钨砂和大锡等。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三年中，由滇缅公路运入国际援华抗战物227577吨，汽车1万多辆，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也正因为有了这条抗战的生命线，无耻的日寇为了截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人民的后援，入侵东南亚，从缅甸蹿至我滇西怒江西岸，妄图迫使中国人民屈服。但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盟军以中国为主开辟了中缅印战场。中国军队于1942年3月远征缅印受挫，形成了隔怒江对峙的格局。但随着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扬眉吐气的反攻，最终，盟军取得了滇西和缅北反攻战役的全面胜利。
走过滇缅公路（现已为320国道）的朋友，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修筑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其与川西道西段、“通省大道”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各个站点的设置、连接与古人在两千多年前的安排几乎没有不同之处。今天，横贯滇西的广大铁路（广通—大理）、昆瑞（昆明—瑞丽）高速公路的走向，也基本与古驿道一致。只不过在许多路段上，进行了弯道取直、坡度改小的设计处理。往来于滇缅公路上，比照着古驿道，你会发现人背马驮的交通方式与现代交通，在时空交替后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你，真让人不得不惊叹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无限的创造力量！ 在安南关一段，滇缅公路走过了天子庙坡顶，就进人大理祥云县的普溯地界。公路跨过普昌河，上力必甸后下至普溯凹地，就开始爬桃树坡，过金鸡庙，涉孟获菁，经水盆铺，然后到达“雌岭”南侧的安南关了。过安南关后为龙马箐，古驿道从箐南侧的沐滂东岭延伸到沐滂村：公路则改由箐北侧的老青山主峰下西行，出祥云下庄达沐滂。尔后，公路就一直与古道重合而行：过云南驿、狗村铺、清华洞、依江铺、红岩，翻越被古人称为“昆弥山”的定西岭后，经凤仪而达大理下关。由此，公路再西出德胜关驿（在洱海出水口天生桥），巡“天威径”（天生桥以西古道）而西入瘴疠之地，过永平，至保山而出缅甸，踏上它的漫漫远征历程……
美国新闻工作者多诺万·韦伯斯特在调阅了大量二战中缅印战区的作战资料后，撰成《滇缅公路》一书，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学者朱靖江在翻译完此书后，难以抑制内心激昂澎湃的心情，又再一次重走了滇缅公路。在东过安南关后，他感慨道：“纵贯滇西的高速公路已经从大理直达保山，经常与老旧的滇缅公路平行或交叉，如母子之间的依恋。老路上的牛马羊群与新路上的豪华汽车有时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让我们一次次感受着时空交错的情致。大理素来以苍山洱海名闻天下，如今更成了游览丽江古城与藏区中甸——也就是被称作神秘王国‘香格里拉’的门户，却很少有人记得，这里也曾是滇缅公路上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抗战期间的辎重车辆来到大理的下关，就算回到了大后方，得以稍作休整，再驶往昆明、重庆。《国家地理》杂志的女摄影师玛丽亚感慨地说：‘一条通往一个虚妄的神话，另一条通往向真实的历史。我们该如何选择心灵的方向呢？’由大理径直往东，经过楚雄，城镇愈发密集起来。空寥少车的滇缅公路居然成了各地驾驶学校训练司机的练习场，不时可以看到摇摇晃晃的教练车载着兴奋的年轻司机，行驶在山间水湄，如同郊游一般。这大约是中国最壮丽的练车场，它训练出来的不仅仅是翻山越岭娴熟的车技，也许还在无形中给予了这些年轻人难以言传的勇气与力量。”
就如朱靖江所说，古道与滇缅公路，又何尝不是母子之间的依恋呢？！
祥云清华洞附近的滇缅公路
古道，不仅为抗战公路的向西延伸提供了指引和借鉴，而且在滇西抗战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腾冲沦陷后，滇西由抗日的大后方变成了前线。从1943年3月至1944年反攻胜利期间，怒江东岸的保山、云龙、永平、大理等县，组织了大量的民夫支前队、骡马运粮队和战时担架队，他们发挥徒步古道能抄近路、避开日机轰炸的优势，穿梭于高黎贡山、博南山的山间古道，往返在怒江双虹桥、澜沧江上霁虹桥之间，为第11、第20集团军运粮、军需弹药，护送伤员，在滇西大反攻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月，在总结滇西抗战胜利的原因时，第11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宋希濂将军曾撰文将原因归结为三点：“1、滇西人民的支援；2、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3、盟国的协力。”宋希濂将军将滇西人民的支援放在了滇西反攻胜利原因的第一位，足以显现滇西人民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希濂写道：“在这场反攻战争中，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十六万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当时，绝大部分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方面运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还得送到所在的部队去，同时打仗还需要大批的弹药来补充。滇西仅有一条滇缅公路，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行汽车和大车。好些地方沿途没有村舍，食宿都成问题。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尤以为军队直接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几万民夫，真是辛苦万分。粮食在名义上是征购的，当时重庆军委会也确实拿出来了一笔购粮款，但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克扣，老百姓到手的很少：运输虽然按照规定付给一定的运费，但经过层层的盘剥，民夫所得的T资也很微薄。但是，老百姓都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知道，与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是一场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日本强盗消灭或赶出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来支援这一次反攻。这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读宋希濂将军的这段记录，内心会再一次地对生活在古道沿线的父老乡亲们涌现出崇高的敬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创造了古道，同时又义不容辞地保卫了古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古道的尊严！
有学者这样定义滇西抗战：为了一条路的战争。
记得渎过这样一期《中国国家地理》专辑名叫《山河抗战》，辑录的是祖国的山川天堑客观上支持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救亡。在这些战事和战例中，当然也包括了保卫滇缅公路的滇缅战役。我想，在西南，在滇西，或在大理，也可以辑录一部《古道抗战》了吧。
编辑手记：
说起滇西抗战，永远避不开的就是当年输送援华物资、堪称中国抗战命脉的滇缅公路。本篇作者从滇缅路上的安南关说到整条路，展示了这条路从古至今滇西通向外界交通要道的身份，通过安南关为我们展示了“姚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通过姚州我们知道了大理是滇西门户，通过大理我们知道了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门户。现在，藉由滇缅公路的“便利”，它已经被先进的高速路、铁路代替，但整条路，或者说整个大理、整个云南不论在古代，还是在抗战时期，亦或现在仍然是我国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古雄关
老青山主峰海拔2577米，它高于云南驿坝子577米，高于它东面的大仓黄竹箐凹地近800米。清光绪《云南县志》中这样描述老青山：“老青山，在县东南60里。极高峻，色苍翠，四时不改。大干白水盆铺东南行，入姚州地。”从祥云的品甸坝、云南驿坝子遥望老青山，它墩实而厚重。拔地而起的老青山和它的余脉，将大理地区东部的水系一分为二：北侧的水流由渔泡江往北归入金沙江，南侧的水流汇入元江上游的礼社江，向东南穿过云南中、东部而进入越南。西面，它守望着一马平川的旧云南县治云南驿坝子；东面，它目送着属金沙江水系的普昌河腹，向东北汇入金沙江；南面，它俯视着元江水系的鹿鸣河向南汇人大江而去；北面，它的余脉向北深入群山茫茫的东山、米甸，直至姚安县境内。就是这样一座耸立于云南东侧的大山，古往今来，它始终是从滇东和从川西进入滇西而达缅甸、印度的著名“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上的路标。在老青山主峰南侧七、八公里外的山脊上，面向云南驿坝子鞍部的一侧，至今仍可以看到许多断壁残瓦。从残存建筑遗迹的占地规模可以推断，当初这里曾经是一个车水马龙、喧闹繁华的街市所在。此地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关驿——安南关。
清《嘉庆一统志·大理卷》记载：“安南关在云南县东南七十里，为通省大路，旧设巡司，今裁。”元代郭松年在著名的《大理纪行》中也曾写道：“镇南而西有雌岭，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势回合，周二百余里，乃云南州也。”明朝杨慎在《滇程记》中亦记述：“白镇南州普溯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所经有桃树坡、金鸡庙、孟获菁、安南坡。坡有巡司。下坡地复坦夷。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云南州、云南县即今大理祥云县，镇南就是今天的南华县，祥云县普溯在过去曾先后属于楚雄的姚安（即姚州）、南华地界，“雌岭”指的就是大理和楚雄分界线上的老青山，“安南坡”即安南关。元朝中期，云南大理路曾在祥云县设州。明朝时，云南县属大理府下的赵州（今凤仪），曾在安南关设巡检司。巡检司为中国元、明、清时县级衙门底下设于关津要道、要地的次县级基层组织，统领相应数量的弓兵，负责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该组织于元朝首创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没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管，其功能性以军事为主，但在明、清时，随着人口大增，除依其例沿用外，还佐以行政权力，巡检司在数量上与功能上日渐增多，有通判等官职设置，行政职能进一步完善。当时，在旧驿道必经之地的云南县就没有楚场、米甸、安南坡三个巡检司，而大理府还将楚场设为十二关长官司，对中原王朝巩固滇西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光绪云南县志》和《道光云南通志》中，均记载“旧云南城在今云南县南八十里安南坡”。在古代，地势险要的地方经常要集中军事力量把守，关卡常常因军事镇守需要，各行业人员逐渐集中，手工业、服务行业和商品交易日益发展，进而形成市镇。故在云南驿成为云南县、郡治地的汉元封二年（公元109年）以前，在南中腹地大理地区东沿的安南关形成类似治所的机构，这是很有可能的。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对老青山下的安南关一程也有精彩、详细的记述：“十六日，由普溯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白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坝子南兜之山也。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即沐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白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宫南，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白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干，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宿。”《游记》中，“青山”即为老青山，“公馆”指的就是古道上的安南关。
老青山是横亘于云南中部，挡在东去昆明、北上川西大道上的一列高大山脉。从远古至汉代、至隋、唐、宋时期时，它是将南中腹地大理与中原王朝势力范围隔开来的一道天堑。在唐代始设姚州之时，武陵县主簿石子仁曾建言：“姚州在永昌之北，越巂之南，此地有崇山修谷，平畴广川，东有金沙江之利，西接云南州之胜。距威楚，瞰点苍，最为险要。请置都督府于昆明（今大理）之弄栋川（今姚安），屯兵镇守，以治叶榆、洱河诸蛮。则群蛮不敢横，而中国长有盐贝之利矣。”徐霞客曾在《游记》中这样描写姚州府：“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老青山东侧的姚州，当中原进入南中腹地川西道上的要冲，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那时的老青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唐朝在经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西部军事力量逐渐强大的吐蕃和大理地区族群复杂的六诏蛮和后来的南诏。在三方的利益博弈中，老青山东侧的姚州就成了各方进一步实现其在南中利益的支点。据史籍记载，大唐从蜀南下，通过姚州经营南中腹地大理的重要事件有：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月，右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到达姚州及洱海地区，下其部落七十二所：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唐将赵孝祖又破姚州白水蛮，并征讨洱海地区；高宗龙朔中（661-663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姚州；麟德元年（664年）五月，唐将李英所置的姚州移于弄栋川（即今姚安），并升为都督府，管辖三十二州；咸亨三年（672年）三月春，发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仟三百人，遣右卫副帅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姚州之西的昆明蛮十四姓二万千户内附；仪凤三年（678年）之后，又使将军李义总、郎将刘惠基征讨姚州，其州又废；垂拱四年（688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置州后，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长寿年间（692-693年），遣循吏裴怀古招抚姚巂叛蛮；唐景龙（707-710年）初，吐蕃及姚州蛮寇蜀，会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酋以情输虏，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出击；开元元年（713年），吐蕃联合姚、巂蛮酋攻唐，姚州都督李蒙出兵，被蛮所杀；天宝七载（748年），南诏阁罗凤发兵攻姚州太守张虔陀，杀之后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经姚州进薄白崖城，大败引还。南诏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李宓战败沉江而死。 从以上史实看，世居大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部族，虽然早已在汉代前后就形成了昆弥（明）国，以及后来的六诏和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等地方政权，但是力量较弱。后来的南诏也不得不在唐与吐蕃的利益夹缝中求生存。唐与吐蕃博弈的结果，造成昆明夷、西洱蛮各部不得已而数度反叛的事实。唐王朝在经营西南的过程中，深知老青山东侧姚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不惜血本地多次征讨叛蛮，在这里反复置州。“松外蛮”、“昆明蛮”、“姚州蛮”等，和后来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在老青山两侧进行了数度的拉锯战。
故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述说姚州：“盖自姚安而北，则度金沙，入越巂。自姚安而西，则指叶榆，趣大理。自姚安而南，则出威楚，向昆明。郡为全滇之要会。西南有事，争于滇、蜀间者，自古恒在姚州也。”姚州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台湾唐史学者王吉林亦这样说：“姚州存，则蜀有外府；姚州废，则寇临蜀境。易言之，唐有姚州，则群蛮不得附吐蕃；唐无姚州，则群蛮立降吐蕃，导之寇蜀。”
曾任唐朝节度使、宰相等职的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记载了宰相张柬之的《请罢兵戌姚州疏》，张柬之向武则天奏疏，主张不再设置姚州：“大唐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今大理）之桥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武太后神功二年闰十月，蜀州刺史张柬之表日：‘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本不与中国交通。汉置永昌郡统理之……汉以得利既多，历博南山，涉澜沧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作歌。盖汉得其利，人且怨歌：今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帅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镇守。臣窃以亮之策妙得羁縻蛮夷之术。今姚府置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诸葛亮且纵且擒之术。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婪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遂成朋党，提挈子弟，啸引凶愚，今见散在彼州（即波州，亦即云南县，今祥云县），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協并为群蛮所杀，又使将军李义总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遂废。即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验。垂拱四年，南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川’。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稜为蛮所杀。延戴年中，司马成琛请于泸南（即金沙江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巂府（即今西昌），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国悉废，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来往。’疏奏，不纳。”大唐王朝上层有正确的决策，并不等于下级官员们的执行过程就会是一帆风顺的。驻守边地姚州的将士，常为南中群蛮所败，官员屡屡被害，对治理老青山东西两侧的姚州，一直是心有余悸，故极力建议不在姚州置府，将实际的势力点退回到金沙江以北。姚州经营的滇西洱海地区，在大唐官员们的眼中，是一派“恣情割剥，贪婪劫掠”的景象，可谓是贼盗天堂。
唐代樊绰在《云南志》卷六《城镇》中记载：“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单从南诏国对其开疆拓土后的节度治城的命名如拓东（拓东节度治所，今昆明）、宁北（剑川节度治所，今大理邓川北）、镇西（丽水节度治所，今盈江旧城）、开南（银生节度治所，今云南临沧景东）等，可看出老青山作为对南诏地方政权的重要性：要征服中原势力范围下的拓东，是要先克服老青山这一险阻的，然后才能东进滇东，进而“开拓东部”；在凭借雌岭的阻隔和掩护下，南诏国主们就可以集中精力“镇西”、“开南”和“宁北”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老青山因其险要的地势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这一带造就了南诏、吐蕃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特殊的地缘政治。
作为金沙江与红河分水岭的老青山，世世代代生活在它周围的村民们已渐渐摸清了它的脾性。位于它南面的鹿鸣河谷海拔低于老青山近千多米，如今的村民们知道，要是雨下在老青山顶以北，则鹿鸣河中流淌的水量不会有变化；若要是雨过老青山顶向安南关一带而来，就要注意防洪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了。笔者的一位好友在林业部门工作，有一次到鹿鸣河边的罗溪村下乡，往北看到老青山安南关一带在下大雨，村民们曾催促朋友及他的同事们赶快起身赶路了，朋友和同事们不以为然，结果，不一会功夫，鹿鸣河谷就波涛汹涌，停放在河谷里的吉普车一会儿工夫就被泥沙掩埋了，尽管所处之地还滴雨未下！朋友和他的同事只好在第二天再请村民们来帮忙挖出那尊为林业而“陷身”的铁疙瘩了。
滇西地区的大理，地处横断山脉的东南侧，这里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怒江、澜沧江、沅江（红河）、金沙江等4条水系的大小支流交错，江湖水系之多为云南之冠。这里也正如郭松年所感叹：“此大理之大观，南游则永昌、腾冲，北走则鹤庆、丽江。周行数千里，皆莫若此也”。历来，其地理因素对西南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古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息和劳动之中，为了克服山高水险，使天堑变为通途，用白己的聪明才智，通过人背马驮的交通方式，征服了这片横断山系的道道高山深谷，创造了充满着智慧的一系列古驿大道，为西南的社会文明、经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蜀身毒道”，其实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外交家张骞通西域前就已经存在雏形了。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筇竹杖，问所从来，日东南身毒（今印度）国。”在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筇杖，足以证明，这条川西大道将大汉西南地区与西域联通起来，早已有往来和商品交易了。于是，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再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他挥斥方遒，用军队作为先驱，不惜在长安仿大理洱海湖（当时称昆池或昆明池）凿池“习楼船”（即训练水军）.强行开通洱海地区的通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后，又“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白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再经过三国、晋、隋、唐、宋等朝代的发展，到了元代以后，从昆明经滇西而入缅甸的这条古道，就成为“通省大道”了。 樊绰在《云南志》中，曾详细地记述了从蜀西进入滇西即“蜀身毒道”、从昆明进入大理后来称为“通省大道”的各途程。蜀西道为：成都一青溪关（今汉源县与甘洛县交界处的深沟）—巂州（今西昌）—会川（会理）—泸江（金沙江）—阳褒馆（大姚）—弄栋（姚安）—求赠馆（英武关）—佉龙驿（普溯）—安南关—沐滂—云南城（云南驿）—波大驿（祥云狗村铺）—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凤仪）—龙尾城（下关）。“通省大道”为：拓东城（昆明）—安宁馆（安宁）—龙和馆（禄丰炼象关）—沙雌馆（舍资）—曲馆（楚雄）—沙却馆（南华）—求赠馆（英武关）—怯龙驿（普溯）—安南关一沐滂—云南城（云南驿）—波大驿（祥云狗村铺）—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凤仪）—龙尾城（下关）。两条大道，在安南关以东两站途程的祥云、南华交界处的求赠馆（英武关）会合。南诏和大唐在经历了两度天宝战争以后，云南地方政权南诏不得不暂时依附吐蕃，进入了艰难的唐、南诏、吐蕃的“三角互动”关系之中。当时，作为南诏国主的异牟寻只得“吞声无诉”，由吐蕃摆布而作为前锋“饮马岷江”，帮助吐蕃进犯川西。但是，异牟寻不愧为“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极具战略眼光的一位政治家，终于用自己的才智粉碎了吐蕃的重重监视与控制，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初，与大唐唐德宗李适派来的蜀西巡官崔佐时会盟于点苍山神祠，实现了其祖父阁逻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后世容归之”的诺言。同年6月，唐派钦差大臣袁滋为册封史，从都城长安来到拓东城（昆明），沿“通省大道”到达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大理），为异牟寻举行云南王的册封仪式。途中，袁滋一行在曲馆（楚雄）、云南城（云南驿）、白崖驿（弥渡红岩）、渠蓝赵馆（大理凤仪）、龙尾城（下关）等城，均受到了城内外军民的热烈欢迎。异牟寻亲率文武百官以隆重的仪式至太和城（现大理太和村）迎接。此段史实，樊绰在《云南志》中记载得较为详细和精彩。
那时，雄踞大西南的南诏地方政权，经过几代人的拓展，版图包括了西至波罗门国（即印度，含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北至大渡河、东到黔中、南至安南（越南）、女王国（泰国）、陆真腊（老挝）北部的广大地区，疆域号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和强盛的中原王朝相得益彰。
令异牟寻和袁滋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在时隔1144年后，南诏国和大唐的后代子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情况：中华民族的后来者们无奈地再一次“西开寻传”，要沿着“蜀身毒道”重修一条公路，通向骠国（缅甸南部）以南的印度洋，运输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以抗击旧时远远落后于大唐、对大唐无限崇拜而“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的“倭国”（日本）侵略者。
抗战枢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8月、9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日寇的铁蹄肆意蹂躏我大好河山，激起了全国人民奋勇抗战。鉴于战争形势，云南地方政府意识到了日军妄图攻占全中国，势必从沿海切断我一切对外通道，实行封锁。因此，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在8月的国防会议期间，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速修滇缅公路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当局的同意。在龙云的积极组织下，紧接着于10月开始测量，12月就组织施T。经过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10个民族，每天20万人以上的民工上工，用9个月的时间，就将东起昆明，终于缅甸腊戌，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全线贯通（其中，昆明至下关411.6公里为改建，下关至畹町547.8公里是新修）。在9个月时间内，滇西人民用镐挖肩挑的传统施T方式，共完成土石方1233万立方，修建大中型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443道，铺路面800余公里。滇缅公路于1938年8月31日成功通车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称它为“一大奇迹”，不少外国友人赞叹这是“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线”。由于滇缅公路沿途基本上是高山深谷，施工条件极其恶劣，再加上恶性疟疾的发生，使滇西各族人民在筑路的过程中付出了牺牲3000多人的代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云南人民临危受命，为滇缅公路的修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滇缅公路的建成，是云南各族人民特别是滇西人民，对全中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此时，日本侵略者狼子野心，加紧对华的侵略。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途经香港出海的华南通道被日军封锁。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以空袭控制了滇越铁路，滇越铁路于1940年1月被迫停运。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于签订了《中立条约》，从苏联进入中国新疆的西北交通线也随之断绝。至此，西北通道、华南通道被彻底阻绝，中国与外界连通的抗战生命线就只有滇缅公路了。很快，数千辆军用民用汽车穿梭滇缅公路上，运进大批国际援华抗战的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各种战略物资、器材，运出我国产的桐油、钨砂和大锡等。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三年中，由滇缅公路运入国际援华抗战物227577吨，汽车1万多辆，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也正因为有了这条抗战的生命线，无耻的日寇为了截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人民的后援，入侵东南亚，从缅甸蹿至我滇西怒江西岸，妄图迫使中国人民屈服。但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盟军以中国为主开辟了中缅印战场。中国军队于1942年3月远征缅印受挫，形成了隔怒江对峙的格局。但随着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扬眉吐气的反攻，最终，盟军取得了滇西和缅北反攻战役的全面胜利。
走过滇缅公路（现已为320国道）的朋友，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修筑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其与川西道西段、“通省大道”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各个站点的设置、连接与古人在两千多年前的安排几乎没有不同之处。今天，横贯滇西的广大铁路（广通—大理）、昆瑞（昆明—瑞丽）高速公路的走向，也基本与古驿道一致。只不过在许多路段上，进行了弯道取直、坡度改小的设计处理。往来于滇缅公路上，比照着古驿道，你会发现人背马驮的交通方式与现代交通，在时空交替后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你，真让人不得不惊叹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无限的创造力量！ 在安南关一段，滇缅公路走过了天子庙坡顶，就进人大理祥云县的普溯地界。公路跨过普昌河，上力必甸后下至普溯凹地，就开始爬桃树坡，过金鸡庙，涉孟获菁，经水盆铺，然后到达“雌岭”南侧的安南关了。过安南关后为龙马箐，古驿道从箐南侧的沐滂东岭延伸到沐滂村：公路则改由箐北侧的老青山主峰下西行，出祥云下庄达沐滂。尔后，公路就一直与古道重合而行：过云南驿、狗村铺、清华洞、依江铺、红岩，翻越被古人称为“昆弥山”的定西岭后，经凤仪而达大理下关。由此，公路再西出德胜关驿（在洱海出水口天生桥），巡“天威径”（天生桥以西古道）而西入瘴疠之地，过永平，至保山而出缅甸，踏上它的漫漫远征历程……
美国新闻工作者多诺万·韦伯斯特在调阅了大量二战中缅印战区的作战资料后，撰成《滇缅公路》一书，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学者朱靖江在翻译完此书后，难以抑制内心激昂澎湃的心情，又再一次重走了滇缅公路。在东过安南关后，他感慨道：“纵贯滇西的高速公路已经从大理直达保山，经常与老旧的滇缅公路平行或交叉，如母子之间的依恋。老路上的牛马羊群与新路上的豪华汽车有时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让我们一次次感受着时空交错的情致。大理素来以苍山洱海名闻天下，如今更成了游览丽江古城与藏区中甸——也就是被称作神秘王国‘香格里拉’的门户，却很少有人记得，这里也曾是滇缅公路上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抗战期间的辎重车辆来到大理的下关，就算回到了大后方，得以稍作休整，再驶往昆明、重庆。《国家地理》杂志的女摄影师玛丽亚感慨地说：‘一条通往一个虚妄的神话，另一条通往向真实的历史。我们该如何选择心灵的方向呢？’由大理径直往东，经过楚雄，城镇愈发密集起来。空寥少车的滇缅公路居然成了各地驾驶学校训练司机的练习场，不时可以看到摇摇晃晃的教练车载着兴奋的年轻司机，行驶在山间水湄，如同郊游一般。这大约是中国最壮丽的练车场，它训练出来的不仅仅是翻山越岭娴熟的车技，也许还在无形中给予了这些年轻人难以言传的勇气与力量。”
就如朱靖江所说，古道与滇缅公路，又何尝不是母子之间的依恋呢？！
祥云清华洞附近的滇缅公路
古道，不仅为抗战公路的向西延伸提供了指引和借鉴，而且在滇西抗战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腾冲沦陷后，滇西由抗日的大后方变成了前线。从1943年3月至1944年反攻胜利期间，怒江东岸的保山、云龙、永平、大理等县，组织了大量的民夫支前队、骡马运粮队和战时担架队，他们发挥徒步古道能抄近路、避开日机轰炸的优势，穿梭于高黎贡山、博南山的山间古道，往返在怒江双虹桥、澜沧江上霁虹桥之间，为第11、第20集团军运粮、军需弹药，护送伤员，在滇西大反攻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月，在总结滇西抗战胜利的原因时，第11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宋希濂将军曾撰文将原因归结为三点：“1、滇西人民的支援；2、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3、盟国的协力。”宋希濂将军将滇西人民的支援放在了滇西反攻胜利原因的第一位，足以显现滇西人民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希濂写道：“在这场反攻战争中，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十六万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当时，绝大部分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方面运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还得送到所在的部队去，同时打仗还需要大批的弹药来补充。滇西仅有一条滇缅公路，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行汽车和大车。好些地方沿途没有村舍，食宿都成问题。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尤以为军队直接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几万民夫，真是辛苦万分。粮食在名义上是征购的，当时重庆军委会也确实拿出来了一笔购粮款，但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克扣，老百姓到手的很少：运输虽然按照规定付给一定的运费，但经过层层的盘剥，民夫所得的T资也很微薄。但是，老百姓都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知道，与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是一场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日本强盗消灭或赶出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来支援这一次反攻。这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读宋希濂将军的这段记录，内心会再一次地对生活在古道沿线的父老乡亲们涌现出崇高的敬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创造了古道，同时又义不容辞地保卫了古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古道的尊严！
有学者这样定义滇西抗战：为了一条路的战争。
记得渎过这样一期《中国国家地理》专辑名叫《山河抗战》，辑录的是祖国的山川天堑客观上支持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救亡。在这些战事和战例中，当然也包括了保卫滇缅公路的滇缅战役。我想，在西南，在滇西，或在大理，也可以辑录一部《古道抗战》了吧。
编辑手记：
说起滇西抗战，永远避不开的就是当年输送援华物资、堪称中国抗战命脉的滇缅公路。本篇作者从滇缅路上的安南关说到整条路，展示了这条路从古至今滇西通向外界交通要道的身份，通过安南关为我们展示了“姚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通过姚州我们知道了大理是滇西门户，通过大理我们知道了云南是我国西南的门户。现在，藉由滇缅公路的“便利”，它已经被先进的高速路、铁路代替，但整条路，或者说整个大理、整个云南不论在古代，还是在抗战时期，亦或现在仍然是我国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