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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90”百元假钞，于2009年春节前夕悄然出现，引发了人们心里的一阵恐慌。在这场恐慌里，有人挺身而出，携假币报案；有人铤而走险，买卖假币触犯刑律；有人在收到假币后彷徨失措……但不管如何，当我们收受那粉红色的百元纸币时，都比以前多了一个心眼儿；无论面对亲朋还是陌生人，一时间眼里都多了一点儿怀疑和犹豫……
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张晓女士，请她谈一谈对于目前中国“谈HD色变”的假币风波的看法。
《青年心理》：您好。请问您曾经在生活里收到过假币吗？
张晓：收到过。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就曾经收到过一张100元的HD打头的假币。当时是一次会员活动，最后会计查款时发现这张假币。两台验钞机，有一台报是假币，另外一台却说是真的。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要核对这张假币的来源也挺困难的。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没听说有这种“高仿真”的假币出现。
《青年心理》：那在那次事件之后，您在收钱的时候会不会更加小心？您觉得这种事情会造成您心理上的困扰吗？
张晓：首先澄清一点，每次活动都有助手专门负责收款。那次事情之后，我自己感觉还好吧，因为不想把这件事想得太深。谁没有收到过假币的时候呢？如果想深了，就一定会把人往坏处想，一定会想他是故意把这张假币花出来。既然没想太深，也就不存在什么困扰了。
不过这事对我小助手的影响倒是比较大。她现在每次收钱都瞪大了眼睛，唯恐收到假币。要说困扰，我觉得她的困扰倒是不小。弄得我们工作室每次收钱时都要摆台验钞机在旁边。
《青年心理》：推而广之，您觉得这次的“假币风波”对您身边的人影响大吗？为什么呢？
张晓：这次的假币潮，对我身边人的影响比我想象的大。至少我现在出门都尽可能用卡。一方面是减少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不想掏出的每张百元钞票都被小贩用异样的眼光看来看去。我觉得报刊杂志前一阵子的报道也对这件事所引起的恐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宣传，本来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小事扩大化，更何况这件事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问题。
信任这种东西很奇怪，它的构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要尽量保持稳定，人们才可能会对身边的东西、环境形成信任。但是与构建它所需要的长时间相比，破坏它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却少得多。很可能只是一件小事，或者一个误会，就足以使信任荡然无存。
《青年心理》：难道不能依靠信任来抑制恐慌吗？比如两个人相处，不是也常常遇到误解什么的，但是基本上都能依靠信任挺过去吗？
张晓：信任和恐慌就像一个问题的两面，并非说谁就一定会压倒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凭借信任压倒恐慌。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人们的恐慌却会压倒信任，这取决于事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那些比较严重的事，或者性质很恶劣、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事，都容易造成人群中的恐慌。
此外，这个同个人的心理素质也有关系。我有个朋友就比较大大咧咧，他在这次的假币风潮里就没怎么受影响。用他的话说：我不可能每天盯着钞票，也不可能变成一台验钞机。我会尽量小心，但没办法改变我的本性。如果这样还是收到假币，那我认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成天提心吊胆的成本远远高于100块钱。我觉得，他这种心态我很欣赏。我想他也应该属于受假币风波影响比较小的人。
《青年心理》：您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次的假币风波呢？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财产并不太多，而又收到了假币的人。
张晓：我觉得首先肯定地讲，贩运假币都是犯罪，而且是故意犯罪。这是性质很恶劣的行为，就不用多说了，自有国法论处。其实我觉得更值得探讨的，是那些收受了假币的人。尤其是面对你所说的那些“本身财产不多，又收到了假币”的人。
收到假币以后的心理很值得琢磨。因为人的各种阴暗的念头这个时候都会冒出头来。无关道德评判，就连圣人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油然而生“把它花出去”的念头。这无可厚非,如果连念头都不能有，一定要刻意压制的话，那就有些不切实际了。而且如果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现有了不好的念头就拼命自责，那就是人为地把自己拔高到“圣人”、“天使”的境地。故意压抑自己的想法，很容易造成自己的心理压力。
把假币花出去实在是件挺危险的事。全社会都紧张起来的时候，每个人收到大额钞票都会或多或少地提高警惕。你在花假币的过程中一定会担惊受怕。而且明知是假币还去花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苛责银行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不过可以出气（笑）。银行就像水里的滤网，可以把脏东西过滤掉。如果水脏了，凭着滤网一次次的过滤，终究会干净起来。自己不小心被脏水染了，是该苛责滤网工作得不够起劲呢，还是应该去责怪把水弄脏的人？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我们没办法去直接追究把水弄脏的人。但把责任归到滤网上，很显然是怪错了人。
如果自己收到假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分清责任。人的压力有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责任不清。就像假币这件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反应是：“唉，我怎么这么不小心。”但是承认自己的失误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所以人本能地就会把这种不愉快转嫁。至于转嫁到谁身上，就看这个人习惯归因于谁了。有的人会直接归因在作假的人身上，有的人会归因在支付假币的人身上，还有的人则会把这种不愉快归结到某个机构，比如说银行或者警察身上。总而言之，这个责任不能落在自己身上。
但说到底，自己的责任还是自己的。我觉得这有些像被小偷偷了钱包。偷不是抢，它多多少少有自己疏忽大意的原因。如果钱很多不在乎丢的这些小钱，那就干脆不去想它。如果钱不太多，那就要通过这件事提醒自己将来注意。假币也是如此。如果你觉得每天担惊受怕的成本高于可能收到假币的金额，那你不妨只是稍加注意罢了。如果你觉得每一分钱都很重要，那就只能让自己提高警惕。
《青年心理》：您对于我们的青年读者有什么建议吗？
张晓：假币肯定是社会中不和谐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追缉凶犯，但是我们有能力面对自己的内心。各位青年朋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常常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面临的环境比20年前要复杂百倍。一个现代人，要学会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让人紧张、给人压力的因素。因为钱还可以再赚，心底的那份平静却是千金也买不来的。
随着各方面调查的不断深入，假币风波的幕后黑手也在渐渐露出海面。截至发稿日止，在银行和警方的合作下，假币的流通路线已经渐渐查明。相信这场“假币风波”的平息之日也为时不远。愿我们的读者朋友都能在这场风波中少受损失，保持一个平静的心灵。
编辑/芦淼
henker@sian.com
张晓：中国国际萨提亚家庭治疗师，新生活起点工作室创始人。多年从事心理治疗临床工作，在处理个人问题、情感问题和家庭问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张晓女士，请她谈一谈对于目前中国“谈HD色变”的假币风波的看法。
《青年心理》：您好。请问您曾经在生活里收到过假币吗？
张晓：收到过。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就曾经收到过一张100元的HD打头的假币。当时是一次会员活动，最后会计查款时发现这张假币。两台验钞机，有一台报是假币，另外一台却说是真的。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要核对这张假币的来源也挺困难的。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没听说有这种“高仿真”的假币出现。
《青年心理》：那在那次事件之后，您在收钱的时候会不会更加小心？您觉得这种事情会造成您心理上的困扰吗？
张晓：首先澄清一点，每次活动都有助手专门负责收款。那次事情之后，我自己感觉还好吧，因为不想把这件事想得太深。谁没有收到过假币的时候呢？如果想深了，就一定会把人往坏处想，一定会想他是故意把这张假币花出来。既然没想太深，也就不存在什么困扰了。
不过这事对我小助手的影响倒是比较大。她现在每次收钱都瞪大了眼睛，唯恐收到假币。要说困扰，我觉得她的困扰倒是不小。弄得我们工作室每次收钱时都要摆台验钞机在旁边。
《青年心理》：推而广之，您觉得这次的“假币风波”对您身边的人影响大吗？为什么呢？
张晓：这次的假币潮，对我身边人的影响比我想象的大。至少我现在出门都尽可能用卡。一方面是减少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不想掏出的每张百元钞票都被小贩用异样的眼光看来看去。我觉得报刊杂志前一阵子的报道也对这件事所引起的恐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的宣传，本来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小事扩大化，更何况这件事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问题。
信任这种东西很奇怪，它的构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要尽量保持稳定，人们才可能会对身边的东西、环境形成信任。但是与构建它所需要的长时间相比，破坏它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却少得多。很可能只是一件小事，或者一个误会，就足以使信任荡然无存。
《青年心理》：难道不能依靠信任来抑制恐慌吗？比如两个人相处，不是也常常遇到误解什么的，但是基本上都能依靠信任挺过去吗？
张晓：信任和恐慌就像一个问题的两面，并非说谁就一定会压倒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凭借信任压倒恐慌。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人们的恐慌却会压倒信任，这取决于事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那些比较严重的事，或者性质很恶劣、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事，都容易造成人群中的恐慌。
此外，这个同个人的心理素质也有关系。我有个朋友就比较大大咧咧，他在这次的假币风潮里就没怎么受影响。用他的话说：我不可能每天盯着钞票，也不可能变成一台验钞机。我会尽量小心，但没办法改变我的本性。如果这样还是收到假币，那我认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成天提心吊胆的成本远远高于100块钱。我觉得，他这种心态我很欣赏。我想他也应该属于受假币风波影响比较小的人。
《青年心理》：您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次的假币风波呢？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财产并不太多，而又收到了假币的人。
张晓：我觉得首先肯定地讲，贩运假币都是犯罪，而且是故意犯罪。这是性质很恶劣的行为，就不用多说了，自有国法论处。其实我觉得更值得探讨的，是那些收受了假币的人。尤其是面对你所说的那些“本身财产不多，又收到了假币”的人。
收到假币以后的心理很值得琢磨。因为人的各种阴暗的念头这个时候都会冒出头来。无关道德评判，就连圣人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油然而生“把它花出去”的念头。这无可厚非,如果连念头都不能有，一定要刻意压制的话，那就有些不切实际了。而且如果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现有了不好的念头就拼命自责，那就是人为地把自己拔高到“圣人”、“天使”的境地。故意压抑自己的想法，很容易造成自己的心理压力。
把假币花出去实在是件挺危险的事。全社会都紧张起来的时候，每个人收到大额钞票都会或多或少地提高警惕。你在花假币的过程中一定会担惊受怕。而且明知是假币还去花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苛责银行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不过可以出气（笑）。银行就像水里的滤网，可以把脏东西过滤掉。如果水脏了，凭着滤网一次次的过滤，终究会干净起来。自己不小心被脏水染了，是该苛责滤网工作得不够起劲呢，还是应该去责怪把水弄脏的人？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我们没办法去直接追究把水弄脏的人。但把责任归到滤网上，很显然是怪错了人。
如果自己收到假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分清责任。人的压力有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责任不清。就像假币这件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反应是：“唉，我怎么这么不小心。”但是承认自己的失误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所以人本能地就会把这种不愉快转嫁。至于转嫁到谁身上，就看这个人习惯归因于谁了。有的人会直接归因在作假的人身上，有的人会归因在支付假币的人身上，还有的人则会把这种不愉快归结到某个机构，比如说银行或者警察身上。总而言之，这个责任不能落在自己身上。
但说到底，自己的责任还是自己的。我觉得这有些像被小偷偷了钱包。偷不是抢，它多多少少有自己疏忽大意的原因。如果钱很多不在乎丢的这些小钱，那就干脆不去想它。如果钱不太多，那就要通过这件事提醒自己将来注意。假币也是如此。如果你觉得每天担惊受怕的成本高于可能收到假币的金额，那你不妨只是稍加注意罢了。如果你觉得每一分钱都很重要，那就只能让自己提高警惕。
《青年心理》：您对于我们的青年读者有什么建议吗？
张晓：假币肯定是社会中不和谐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追缉凶犯，但是我们有能力面对自己的内心。各位青年朋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常常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面临的环境比20年前要复杂百倍。一个现代人，要学会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让人紧张、给人压力的因素。因为钱还可以再赚，心底的那份平静却是千金也买不来的。
随着各方面调查的不断深入，假币风波的幕后黑手也在渐渐露出海面。截至发稿日止，在银行和警方的合作下，假币的流通路线已经渐渐查明。相信这场“假币风波”的平息之日也为时不远。愿我们的读者朋友都能在这场风波中少受损失，保持一个平静的心灵。
编辑/芦淼
henker@sian.com
张晓：中国国际萨提亚家庭治疗师，新生活起点工作室创始人。多年从事心理治疗临床工作，在处理个人问题、情感问题和家庭问题方面有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