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庄子》研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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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四库全书总目》对《庄子》评注分成两种:思想类、文学类。“重思想、轻文学”是《总目》的基本态度。当今的《庄子》研究,大体上仍然可以分成思想研究、文学研究两类,而《庄子》文学研究的地位和价值在不断提高。从文体学角度入手,在理论上确定《庄子》文学研究之合理性,是对以《总目》为代表的传统《庄子》研究观念一种反驳,并为《庄子》文学研究提供学理性支持。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庄子》:文体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67-03
  《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较为特别的作品。近人顾随谈及此书,有很多精辟的论断,比如:“《庄子》思想、文字皆极佳” ①“余读《庄子》,先了解其意义,而懂其文章美,是近三四年间之事而已” ②“老子、庄子写思想之散文,几乎是诗。一般议论老庄者,看其无为思想,而余则注重其文——散文诗。” ③
  在顾随的心目中,《庄子》一书至少具备两种属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其中,理解其文学之美比理解其思想之意义更难。
  《四库全书总目》 ④是一部伟大的目录学著作,它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中国封建时代书目的收录与批评具有总结性、代表性、权威性。因此,首先考察其中《庄子》注本的情况,能够对古代文学家眼中《庄子》有大致了解。这不仅能对当下的《庄子》研究提供指导甚至纠偏,更能為将来的《庄子》研究者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
  一、《总目》指出《庄子》研究的两个角度
  《总目》收录《庄子》注本(含存目)共19种,为方便对比,兹列表如下:
  《总目》在讨论这些注本时,是从“意”与“文”的两个角度出发,即顾随所说的“思想”与“文字”。比如:评《南华真经新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词,标举大意”;评《庄子注》“标意旨于町迄之外”;评《南华真经副墨》“大旨谓《南华》祖述道德,又即佛氏不二法门。盖欲合老释为一家”;评《药地炮庄》“大旨诠以佛理,借洸洋恣肆之谈,以自抒其意”;评《庄子解》“大旨引《庄子》而附之儒家”。
  以上这些举例,是《总目》对历代解庄著作中,从思想角度解读庄子的发掘与评论。
  《总目》对历代解庄著作中,从文学角度解读庄子也有发掘与评论。比如:评《南华真经新传》“不屑屑诠释文句”;评《庄子口义》“乃以章句求之,所见颇陋”;评《庄子通义》“至于评论文格,动至连篇累牍,尤冗蔓无谓矣”;评《庄子解》“发挥其文字之妙”;评《南华通》“是编取《庄子》内篇,以时文之法评之。使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一一易晓”。
  《总目》对解庄的两种角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即《庄子》的思想研究远高于《庄子》的文学研究。这种态度表现在:第一,从文学角度研究《庄子》的重要著作被《四库全书》摒弃不收(刘辰翁《庄子南华真经点校》、林云铭《庄子因》都是《庄子》文学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皆不收);第二,即使收入也仅存目而已(如孙嘉淦《南华通》、吴世尚《庄子解》);第三,非存目著作中重视作者对庄子思想的解读,贬低对庄子文学的解读(林希逸《庄子口义》是非存目著作,然而《总目》认为该书从章句角度解庄“所见颇陋”,之所以把它收入是因为“循文衍义,不务为艰深之语,剖析尚为明畅,差胜后来林云铭辈以八比法诂《庄子》者”)。“差胜后来林云铭辈以八比法诂《庄子》者”,这句话颇可玩味。
  这是对二书高下的比较,而这种比较恰恰体现了《总目》对于《庄子》研究的看法。从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林云铭的《庄子解》是“清代《庄子》散文研究的实际开创者” ⑤,这种观点是当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研究价值的肯定,同时是对《总目》观点的一种“拨乱反正”。
  《总目》为什么如此排斥从文学角度研究《庄子》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庄子》,对于其他从文学角度评论古文的著作,《总目》也持有批评态度。《总目》真正排斥的,是以时文之法解古文。
  吴承学说:“四库馆臣对于评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与时文的密切关系上,大多批评是因为它们以时文之法评点。”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总目》对从文学性角度研究《庄子》的批评显然缺乏学理性的支持。尽管如此,《总目》所指出的两种研究《庄子》的角度,启发了后代的学者,这是它对《庄子》研究的重要贡献。
  二、《总目》与当代《庄子》研究
  建国以来的《庄子》研究,有两部梳理性著作堪称代表:熊铁基的《中国庄学史》和方勇的《庄子学史》。只看这两部著作的目录,就能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二者都没跳脱出《总目》所指出的研究《庄子》的两条路径。熊氏的《庄学史》继承了《总目》重视《庄子》思想研究的传统,方氏的《庄子学史》则是对《总目》轻视《庄子》文学研究的纠偏。熊氏的《庄学史》,以朝代为时间线索,搜罗历代注庄的代表作,其包含著作之数量远超《总目》。到具体著作的研究上,熊氏以思想为主线,探讨各部著作解庄特色。
  熊氏也注意到《庄子》文学性研究在清朝有大量相关作品。比如,在谈到清朝庄学著作时,他说:“到清代学者研究《庄子》,也有许多注说着重阐发其中的笔法章法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文学评论中的《庄子》之影响。” ⑦这样,有关《庄子》文学研究被一笔带过。
  一部著作如何理解庄子思想与佛家、儒家、道家思想关系,是熊氏重点关注的。“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庄释老”等词语,频繁被使用,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总目》中提到的“大旨诠以佛理”“附之儒家”等说法。熊氏的著作,理论上没有突破《总目》,而是扩大了庄学的书目,研究得更深入、更细致,这当然是一种深入推进,但是不能说是突破。
  方勇的《庄子学史》,相对于熊氏的《庄学史》来说,是有一定突破的。在方氏的书中,《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得到重点关注。该书依然是按照朝代为时间线索,这与熊氏的框架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著作研究上,方氏采取了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并重的研究范式。   方氏的著作在《庄子》文学研究上有很多突破,对历代尤其是清代的《庄子》文学研究著作进行了文学角度的细致分析,这种分析是对《总目》的一种“反叛”,这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方氏的研究是有遗憾的,那就是他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庄子》文学研究可以独立作为一种研究存在。在实践中,方氏突破了熊氏的《庄学史》,反对《总目》研究庄子“重思想、轻文学”的权威,但这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学术行为。
  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方氏的《庄子学史》,由于其中既含有思想研究,又含有文学研究,是一个“杂烩”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很难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法归类。笔者在此提出一个质疑:“熊氏的《庄学史》毫无疑问是一部哲学类著作,那方氏的《庄子学史》是文学类著作还是哲学类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方勇指导的文学专业学生,做出专门从文学角度探讨《庄子》及其注本的研究。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研究体例比方勇更纯粹。
  至于专门从文学角度对注庄著作(非《庄子》本身)进行研究,刘生良的《<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周群华的《庄子散文评点研究》、李波的《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研究》都是很积极的尝试。
  这些论著在写作中守住文学的“规矩”,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庄子》的研究,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尽管如此,尚未有人明确把《庄子》文学性研究之合理性问题提出来,即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总目》不甚认可从文章学角度探讨《庄子》,何以目前的这些注庄著作得以成立呢?固然,四库馆臣对时文的贬低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那当代对《庄子》文学研究的合理性来源于哪里?因此,只有在理论层面解答这个問题,未来的《庄子》文学研究才可以在文学学科内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从文体学角度确立《庄子》文学性研究合理性
  从文章学的角度解读《庄子》,这种作法成立的外部条件是评点之风盛行,而古文评点之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如此,可以将《庄子》的评点纳入到文体学研究框架之中。
  吴承学说:“评点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批评方式,它既是细微的批评,也是综合性很强的批评……可以说,评点之学是对传统宏观批评的一种重要补充。”⑧由于《庄子》一书具有思想性、文学性,因此其评注本必然或偏向思想、或偏向文学。而要想从文学角度研究《庄子》,就要尽量避开讨论思想的部分。这种研究是《总目》所贬低的,而恰恰是当代纯文学研究要重视的。
  葛兆光认为,思想史连续性有三种类型,其中之一即:对传统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⑨在《庄子》文学性研究中,《总目》所代表的是传统的研究思想,而我们今天提出重视《庄子》文学研究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和回应,这种研究具有新的时代性,也是对《庄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如何具体操作呢?笔者认为,风格是研究之关键。吴承学指出:“文体风格问题是文体学的中心。” ⑩《庄子》一书,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风格特征,而这种特征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将是从文体学角度切入《庄子》注本研究的关键。
  如何把握其风格,在文体学理论中也有很多具体方法,这里试举一例。吴承学认为,语言形式与艺术风格至少有四点联系:用字、句法、篇法、韵律。?他主要是从诗歌的角度来谈的。笔者认为,这四种联系同样适用于《庄子》。总之,从技法分析入手,把握《庄子》之文风,或者总结出不同《庄子》评点者的风格,这对理解《庄子》及其注本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研究之价值将胜于目前学界存在的、驳杂不纯的专书研究。
  四、总结
  《庄子》文本之研究,可以大体分成两类,一是思想,一是文学。这种观点,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已经出现,并被后世学者或有意或无意地沿用。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总目》所呈现的态度,是“重思想、轻文学”的,这种态度显然缺乏学术合理性。
  在当代《庄子》研究中,文学性研究得到重视,很多学者已经进行相关学术实践,然而,其学理性探讨尚少。笔者以为,一种研究的合理性,并非不言而喻,而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本文尝试透过文体学的视角,给《庄子》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学理支撑,以期在《庄子》文学研究的认识上,为学界做出一点思辨上的贡献,为研究实践带来一些启发。
  注释:
  ①顾随:《顾随讲昭明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120页。
  ②顾随:《顾随讲昭明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185页。
  ③顾随:《顾随讲昭明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228页。
  ④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版。
  ⑤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册,第8页。
  ⑥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9页。
  ⑦熊铁基主编:《中国庄学史(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87页。
  ⑧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257页。
  ⑨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页。
  ⑩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80页。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熊铁基主编.中国庄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方勇.庄子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刘生良.《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7]顾随.顾随讲昭明文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
  [8]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J].文学评论,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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