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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掌握军政实力的黄兴(克强)等人的不服从。与此同时,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陈其美(英士)、戴季陶(天仇)等人,还对黄兴展开了一场道德良心上的财产清算。
一、孙中山的金钱观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在写给黄兴的回信中介绍说:“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以为此事亦真,则从前人言种种亦真矣。倘俱真的,则克强岂不是一无良心之人乎,云云。英士之此种心理,就是数日间所生者。如兄能以理由解释之,彼必可明白也。”
接下来,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金钱观:“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向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今兄与英士之冲突在此点,请二人见面详为解释便可,弟可不必在场也。”
这里所说的“入会之事”,就是孙中山重新创建的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中华革命党。他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立下“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且要加按指模以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黄兴在回信中以孙中山“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为理由,坚决拒绝加入像袁世凯一样实施人治专制的中华革命党。
所谓“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是四处募捐借债却又无法如约偿还的孙中山,反复提倡“天下为公”的最好注解。到了袁世凯已经去世,护国战争已经结束之后的1916年7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刊登中华革命党本部7月25日的通告:“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停止此前曾经秘密宣誓要“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务活动,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能力应付“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党内人士,为自己所付出的血酬牺牲而要求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利回报。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以自称“先生”的口吻,在一封“党长”即党内元老的来信上批示道:
“中华革命党并未成功,故无从长顾党长。且自袁之后,本党已将余款解散党人,并取消本党名义,此后已无共同之约束,自不能再以党名而要求党魁之接济也。且先生为党务而负债二百七十[万],尚无归还之地,不得而请于政府,尚受国人之攻击,此债不还,断无借筹之地,万难接济党人也。”
二、黄兴遭遇财产清算
比起“天下为公”的孙中山,黄兴与虽然宣誓却没有完全彻底地“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的陈其美、戴季陶等人一样,属于把金钱与道德良心直接挂钩的“眼浅”之人。他在1914年5月21日写给宫崎寅藏的回信中表白说:“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为?同志交谪,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谨就此房屋事再为兄一陈之。”
按照黄兴的介绍,他从事革命以来一直没有照顾到家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自己忍心不顾,而是家眷留在湖南,前清政府不甚注意,又有亲友帮助接济。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湖南都督谭延闿(组庵)担心袁世凯的军队采取报复行动,专门把黄兴的家眷送到上海。由于“家母年将六十,身体多病,在沪暂居;近侦者屡窥,断不可久居。气候颇不相合,且房租日食甚贵,每月须百四、五十元方可度过。”又由于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黄一欧、儿媳李兴亚以及妻子徐宗汉的前夫之子李振华,不能再享受袁世凯政府特批的留学公费,不得不考虑到日本来继续就学。这样一来,全家人合在一起将会超过十口。黄兴只好与宫崎寅藏商量,打算在东京郊区租一套比较廉价的房屋,“以为家母养息及小儿就学之便,至少时期约在五、六年”。宫崎寅藏建议说,从财产上考虑,黄兴还是自己建造几间房屋更加合适一些,五、六年后所建房屋还可以按原价卖给别人。黄兴听从宫崎寅藏的建议,在自己租住的“旧友之屋”的旁边,加盖了几间房屋。
关于自己建造房屋的资金来源,黄兴介绍说:“此亦无甚秘密之处,可质之天日神鬼而无愧者。至其代价,所造之价不过四千余元。前承头山翁及兄绍介,将字画售出,除偿旧债及旅费外,欲取之于此,更无庸讳饰者也。”
基于上述介绍,黄兴从道德良心上自我辩护说:“此天性人情,非此不能成人。……从此誓漫游世界一周,以益我智识,愿以积极手段改革支那政治,发挥我所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
6月3日,黄兴在致党人刘承烈的书信中,重申了自己坚决反对袁世凯式的人治专制的政治理念:“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借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
关于自己用来换钱的字画,黄兴在6月12日致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书信中写道:“上海税关强夺去之画,已问清带来之人,实属无理之极。闻贵国人同时被其扣留物件不少。兹已将电稿拟好,请用兄名及通信社址发去。并请另电高木或森君,向其索回为要。奉上五十元,以备电费。”
6月16日,黄兴又在致田桐(梓琴)信中写道:“梓琴兄鉴:前兄尚留有祝世禄字在弟处,并徐天池画(此画当时日友未来取),弟因有他行,请来取,以免遗失。”
三、孙中山身边的“三五人”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孙文动静》记载,1914年6月16日,孙中山徒步走到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3号的《民国》杂志社,和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柏文蔚、居正等人,协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众人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且打算推举黄兴为协理。但是,考虑到黄兴投资一万日元在目白台盖房的表现,给人以另有打算的印象,协理人选没有确定下来。当时在《民国》杂志社的还有徐苏中、尹仲材、何海鸣等5人,只是他们没有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会议。
黄兴为了让路避嫌,于6月30日在李书城、石陶钧、徐申伯等人陪同下前往美国。临行前,他于6月27日专门在寓所设宴与孙中山、田桐等人话别。席间,孙中山集古句题赠黄兴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总理职务,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留待黄兴,黄兴直到去世也没有加入该党。
尽管如此,信仰“平等自由主义”的黄兴,对于党魁孙中山采取的一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内外有别、等级森严的身份忠诚,而不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人人平等的契约诚信。1914年10月5日,专程到芝加哥阻止袁世凯政府向美国借款的黄兴,在与孙中山的亲信党人梅培的谈话中,再一次希望孙中山更改中华革命党章程: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且吾知此新章之不能改者,原非孙先生之把持,实为三五人所梗耳。……至吾为此事,自到美以来,除密商林森、谢英伯、冯自由、黄伯耀而外,并未对第五人说及。”
这里所说的“三五人”,指的是包围在孙中山身边的陈其美、戴季陶、张继(溥泉)、何海鸣等人。按照黄兴的善意理解,孙中山是同意更改党章中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相关条款的,是陈其美、戴季陶、张继、何海鸣等人,在阻止妨碍孙中山实现自己的美好意愿。
1915年3月,孙中山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写下一封长信,在谴责黄兴背叛革命的同时,特别提到了“三五人”中的陈其美、张继、何海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
四、何海鸣的公开控诉
与陈其美、戴季陶、张继等人相比,何海鸣是最早控诉黄兴包办革命并且贪污公款的一个人。
1913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登《何海鸣致报界述困守南京情形函》。以为自己是不是国民党人“无大关系”的何海鸣,公开否认“二次革命”期间的“南京二次、三次独立”,是“国民党诸大伟人所为也,何海鸣必即黄兴所派往者也”,进而正面声明说:“一言以蔽之,则予固单独之行动也。”
接下来,何海鸣对于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包办革命”展开控诉:“袁世凯无状,即寻常之人亦可讨之,原不必附和诸大伟人,始得谓为正式之讨袁。乃诸大伟人不然,以为革命者乃诸大伟人拿手之作。其脑筋中殆嵌有包办革命四字。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则某省非某莫属。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则某省亦非某其谁?推其究极,殆视中华民国二十二省为诸大伟人之采邑。”
这里的“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指的是前南京临时政府留守黄兴。“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指的是曾任某省或某地都督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等人。“采邑”就是封建皇帝以化公为私的方式封赏给各个诸侯的私人领地。何海鸣之所以要发表文章控诉国民党高层“包办革命”,是因为他在黄兴等人临阵脱逃之后来到南京,领导组织“南京二次、三次独立”期间,国民党内部不仅不给予协助配合,反而对他采取了歧视性态度:
其一,“予既驱逐陈之骥后,金陵始稍稍发现国民党中之人,而其宣言乃大不满意予曰:此书生也,此孺子也。都督、司令一席,非某大将军不可,非某大伟人不可。”
其二,“南京自黄兴逃走以后,财政异常困难,据国民党某君所云,黄之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及予入金陵,百无所有,飞函告急,迄无应者。……未几,某君以三万元来,适与柏大都督文蔚相遇,以四千托柏文蔚交予,余二万六千竟挟之返沪。……柏都督所谓出南门者,惟挟有某君所赠之一万金耳。……予之在宁,先后不过耗去二十万余元,军士困苦极矣。……如无商会十万之捐助,并给养亦将不足。……革命必作都督,作都督必得钱。然非革命也,括钱耳!”
关于黄兴当时领导的江苏讨袁军的军费补给,黄炎培晚年在《八十年来》中回忆说:“国民党既和袁世凯势成水火,中间陈其美最主张起兵北伐,看到程德全率民军打垮张勋,创议依前轨进行;而黄兴为人比较慎重,陈其美故意诬他受袁世凯贿,逼他说,你不是受袁贿,何不去南京劝程德全都督出兵,你不去说程,证明你受袁贿。黄兴急赴程德全前跪下,要求出兵讨袁,否则将不可为人。程德全说,袁世凯这样残杀,我自然同意讨袁的。但是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黄兴长途电话问上海陈其美,答称明天有两列车钞票运来。明天钞票运到,一检查,全是已经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的无用钞票(行长沈缦云因此被害于大连)。程德全对黄兴和大众说:讨袁我和诸君完全同意,不过把废票当军饷,军官和士兵拿了枪械向民间购食用品,老百姓苦死了。黄兴再请,叩首不已,程德全说:‘这样害民的事,即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诸君!害民事我决不做,我辞职。’随后上海来电话,黄兴就临时以江苏都督名义宣告组织革命军。这是1913年7月15日我在场目睹的事。”
与此相印证,已经投入战斗的黄兴,在7月26日写给妻子徐宗汉的家书中表示说:“上海血战,非海军之奴隶一人何至如此!诚为痛心。不知两日来尚可图恢复否?闻李平书家被巡捕查搜,想爱文义路亦必继续出此,闻已将关系物搬开,甚慰。但账薄、银摺等亦不可留家中。手枪子弹,亦望留心再检查一遍,总不使另生枝节为好。”
这里的“海军之奴隶一人”,指的是一直推迟到7月18日才宣布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的陈其美。他在此之前一直寄希望于联合海军一致行动,没有想到海军给予上海讨袁军的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徐宗汉当时带着子女居住在上海爱文义路100号的伍廷芳故宅,黄兴虽然不大可能像何海鸣所说的那样,从南京前线“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他的家里还是存放着一些不便公开的“账薄、银摺”的。
以激烈著称的何海鸣原籍湖南衡阳,1891年出生在香港九龙,原名时俊,字一雁,笔名衡阳一雁、求幸福斋主等。据他介绍,武昌首义后,汉口光复,黎元洪被迫同意出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表示“只好跟你们小孩子拼上一拼”,就是他花费一天一夜口舌的结果,他自己也因此出任了汉口军政分府少将参谋及副都督。
1912年6月10日,何海鸣、凌大同等人在汉口恢复《大江报》,黎元洪于8月8日派遣军警查封该报,并于8月9日发布通缉电,指责《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要求各地严缉何海鸣、凌大同等人“就地正法”。
何海鸣逃往上海后加盟国民党方面的激进报纸《民权报》,从此成为极力反对袁世凯、黎元洪的急先锋。国民党高层给予何海鸣和他的朋友们的,却是不间断的出卖与牺牲。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1913年5月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韩恢、柳人环、尹仲材等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三批冒雨进攻上海制造局。因为“包办革命”的黄兴、陈其美等人的秘密出卖,遭到驻守制造局的军队有准备的狙击。徐企文被诱捕后,随同起事者一哄而散。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唐尧臣等人逃往江西南昌后,又被江西都督李烈钧逮捕出卖。
“二次革命”失败后,何海鸣逃往日本追随孙中山,与陈其美等人一起针对黄兴实施道义上的政治清算加财产清算。由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从同盟会时期到国民党时期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一直没有彻底脱离秘密会党的运作方式,自然谈不上现代文明社会依法规定的财产公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戴季陶、何海鸣、张继等人,对于黄兴贪污侵占公款的控告与清算,既查无实据却又事出有因。
一、孙中山的金钱观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在写给黄兴的回信中介绍说:“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以为此事亦真,则从前人言种种亦真矣。倘俱真的,则克强岂不是一无良心之人乎,云云。英士之此种心理,就是数日间所生者。如兄能以理由解释之,彼必可明白也。”
接下来,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金钱观:“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向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今兄与英士之冲突在此点,请二人见面详为解释便可,弟可不必在场也。”
这里所说的“入会之事”,就是孙中山重新创建的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中华革命党。他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立下“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且要加按指模以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黄兴在回信中以孙中山“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为理由,坚决拒绝加入像袁世凯一样实施人治专制的中华革命党。
所谓“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是四处募捐借债却又无法如约偿还的孙中山,反复提倡“天下为公”的最好注解。到了袁世凯已经去世,护国战争已经结束之后的1916年7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刊登中华革命党本部7月25日的通告:“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停止此前曾经秘密宣誓要“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务活动,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能力应付“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党内人士,为自己所付出的血酬牺牲而要求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利回报。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以自称“先生”的口吻,在一封“党长”即党内元老的来信上批示道:
“中华革命党并未成功,故无从长顾党长。且自袁之后,本党已将余款解散党人,并取消本党名义,此后已无共同之约束,自不能再以党名而要求党魁之接济也。且先生为党务而负债二百七十[万],尚无归还之地,不得而请于政府,尚受国人之攻击,此债不还,断无借筹之地,万难接济党人也。”
二、黄兴遭遇财产清算
比起“天下为公”的孙中山,黄兴与虽然宣誓却没有完全彻底地“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的陈其美、戴季陶等人一样,属于把金钱与道德良心直接挂钩的“眼浅”之人。他在1914年5月21日写给宫崎寅藏的回信中表白说:“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为?同志交谪,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谨就此房屋事再为兄一陈之。”
按照黄兴的介绍,他从事革命以来一直没有照顾到家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自己忍心不顾,而是家眷留在湖南,前清政府不甚注意,又有亲友帮助接济。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湖南都督谭延闿(组庵)担心袁世凯的军队采取报复行动,专门把黄兴的家眷送到上海。由于“家母年将六十,身体多病,在沪暂居;近侦者屡窥,断不可久居。气候颇不相合,且房租日食甚贵,每月须百四、五十元方可度过。”又由于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黄一欧、儿媳李兴亚以及妻子徐宗汉的前夫之子李振华,不能再享受袁世凯政府特批的留学公费,不得不考虑到日本来继续就学。这样一来,全家人合在一起将会超过十口。黄兴只好与宫崎寅藏商量,打算在东京郊区租一套比较廉价的房屋,“以为家母养息及小儿就学之便,至少时期约在五、六年”。宫崎寅藏建议说,从财产上考虑,黄兴还是自己建造几间房屋更加合适一些,五、六年后所建房屋还可以按原价卖给别人。黄兴听从宫崎寅藏的建议,在自己租住的“旧友之屋”的旁边,加盖了几间房屋。
关于自己建造房屋的资金来源,黄兴介绍说:“此亦无甚秘密之处,可质之天日神鬼而无愧者。至其代价,所造之价不过四千余元。前承头山翁及兄绍介,将字画售出,除偿旧债及旅费外,欲取之于此,更无庸讳饰者也。”
基于上述介绍,黄兴从道德良心上自我辩护说:“此天性人情,非此不能成人。……从此誓漫游世界一周,以益我智识,愿以积极手段改革支那政治,发挥我所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
6月3日,黄兴在致党人刘承烈的书信中,重申了自己坚决反对袁世凯式的人治专制的政治理念:“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借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
关于自己用来换钱的字画,黄兴在6月12日致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书信中写道:“上海税关强夺去之画,已问清带来之人,实属无理之极。闻贵国人同时被其扣留物件不少。兹已将电稿拟好,请用兄名及通信社址发去。并请另电高木或森君,向其索回为要。奉上五十元,以备电费。”
6月16日,黄兴又在致田桐(梓琴)信中写道:“梓琴兄鉴:前兄尚留有祝世禄字在弟处,并徐天池画(此画当时日友未来取),弟因有他行,请来取,以免遗失。”
三、孙中山身边的“三五人”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孙文动静》记载,1914年6月16日,孙中山徒步走到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3号的《民国》杂志社,和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柏文蔚、居正等人,协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众人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且打算推举黄兴为协理。但是,考虑到黄兴投资一万日元在目白台盖房的表现,给人以另有打算的印象,协理人选没有确定下来。当时在《民国》杂志社的还有徐苏中、尹仲材、何海鸣等5人,只是他们没有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会议。
黄兴为了让路避嫌,于6月30日在李书城、石陶钧、徐申伯等人陪同下前往美国。临行前,他于6月27日专门在寓所设宴与孙中山、田桐等人话别。席间,孙中山集古句题赠黄兴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总理职务,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留待黄兴,黄兴直到去世也没有加入该党。
尽管如此,信仰“平等自由主义”的黄兴,对于党魁孙中山采取的一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内外有别、等级森严的身份忠诚,而不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人人平等的契约诚信。1914年10月5日,专程到芝加哥阻止袁世凯政府向美国借款的黄兴,在与孙中山的亲信党人梅培的谈话中,再一次希望孙中山更改中华革命党章程: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且吾知此新章之不能改者,原非孙先生之把持,实为三五人所梗耳。……至吾为此事,自到美以来,除密商林森、谢英伯、冯自由、黄伯耀而外,并未对第五人说及。”
这里所说的“三五人”,指的是包围在孙中山身边的陈其美、戴季陶、张继(溥泉)、何海鸣等人。按照黄兴的善意理解,孙中山是同意更改党章中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相关条款的,是陈其美、戴季陶、张继、何海鸣等人,在阻止妨碍孙中山实现自己的美好意愿。
1915年3月,孙中山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写下一封长信,在谴责黄兴背叛革命的同时,特别提到了“三五人”中的陈其美、张继、何海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
四、何海鸣的公开控诉
与陈其美、戴季陶、张继等人相比,何海鸣是最早控诉黄兴包办革命并且贪污公款的一个人。
1913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登《何海鸣致报界述困守南京情形函》。以为自己是不是国民党人“无大关系”的何海鸣,公开否认“二次革命”期间的“南京二次、三次独立”,是“国民党诸大伟人所为也,何海鸣必即黄兴所派往者也”,进而正面声明说:“一言以蔽之,则予固单独之行动也。”
接下来,何海鸣对于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包办革命”展开控诉:“袁世凯无状,即寻常之人亦可讨之,原不必附和诸大伟人,始得谓为正式之讨袁。乃诸大伟人不然,以为革命者乃诸大伟人拿手之作。其脑筋中殆嵌有包办革命四字。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则某省非某莫属。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则某省亦非某其谁?推其究极,殆视中华民国二十二省为诸大伟人之采邑。”
这里的“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指的是前南京临时政府留守黄兴。“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指的是曾任某省或某地都督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等人。“采邑”就是封建皇帝以化公为私的方式封赏给各个诸侯的私人领地。何海鸣之所以要发表文章控诉国民党高层“包办革命”,是因为他在黄兴等人临阵脱逃之后来到南京,领导组织“南京二次、三次独立”期间,国民党内部不仅不给予协助配合,反而对他采取了歧视性态度:
其一,“予既驱逐陈之骥后,金陵始稍稍发现国民党中之人,而其宣言乃大不满意予曰:此书生也,此孺子也。都督、司令一席,非某大将军不可,非某大伟人不可。”
其二,“南京自黄兴逃走以后,财政异常困难,据国民党某君所云,黄之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及予入金陵,百无所有,飞函告急,迄无应者。……未几,某君以三万元来,适与柏大都督文蔚相遇,以四千托柏文蔚交予,余二万六千竟挟之返沪。……柏都督所谓出南门者,惟挟有某君所赠之一万金耳。……予之在宁,先后不过耗去二十万余元,军士困苦极矣。……如无商会十万之捐助,并给养亦将不足。……革命必作都督,作都督必得钱。然非革命也,括钱耳!”
关于黄兴当时领导的江苏讨袁军的军费补给,黄炎培晚年在《八十年来》中回忆说:“国民党既和袁世凯势成水火,中间陈其美最主张起兵北伐,看到程德全率民军打垮张勋,创议依前轨进行;而黄兴为人比较慎重,陈其美故意诬他受袁世凯贿,逼他说,你不是受袁贿,何不去南京劝程德全都督出兵,你不去说程,证明你受袁贿。黄兴急赴程德全前跪下,要求出兵讨袁,否则将不可为人。程德全说,袁世凯这样残杀,我自然同意讨袁的。但是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黄兴长途电话问上海陈其美,答称明天有两列车钞票运来。明天钞票运到,一检查,全是已经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的无用钞票(行长沈缦云因此被害于大连)。程德全对黄兴和大众说:讨袁我和诸君完全同意,不过把废票当军饷,军官和士兵拿了枪械向民间购食用品,老百姓苦死了。黄兴再请,叩首不已,程德全说:‘这样害民的事,即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诸君!害民事我决不做,我辞职。’随后上海来电话,黄兴就临时以江苏都督名义宣告组织革命军。这是1913年7月15日我在场目睹的事。”
与此相印证,已经投入战斗的黄兴,在7月26日写给妻子徐宗汉的家书中表示说:“上海血战,非海军之奴隶一人何至如此!诚为痛心。不知两日来尚可图恢复否?闻李平书家被巡捕查搜,想爱文义路亦必继续出此,闻已将关系物搬开,甚慰。但账薄、银摺等亦不可留家中。手枪子弹,亦望留心再检查一遍,总不使另生枝节为好。”
这里的“海军之奴隶一人”,指的是一直推迟到7月18日才宣布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的陈其美。他在此之前一直寄希望于联合海军一致行动,没有想到海军给予上海讨袁军的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徐宗汉当时带着子女居住在上海爱文义路100号的伍廷芳故宅,黄兴虽然不大可能像何海鸣所说的那样,从南京前线“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他的家里还是存放着一些不便公开的“账薄、银摺”的。
以激烈著称的何海鸣原籍湖南衡阳,1891年出生在香港九龙,原名时俊,字一雁,笔名衡阳一雁、求幸福斋主等。据他介绍,武昌首义后,汉口光复,黎元洪被迫同意出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表示“只好跟你们小孩子拼上一拼”,就是他花费一天一夜口舌的结果,他自己也因此出任了汉口军政分府少将参谋及副都督。
1912年6月10日,何海鸣、凌大同等人在汉口恢复《大江报》,黎元洪于8月8日派遣军警查封该报,并于8月9日发布通缉电,指责《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要求各地严缉何海鸣、凌大同等人“就地正法”。
何海鸣逃往上海后加盟国民党方面的激进报纸《民权报》,从此成为极力反对袁世凯、黎元洪的急先锋。国民党高层给予何海鸣和他的朋友们的,却是不间断的出卖与牺牲。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1913年5月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韩恢、柳人环、尹仲材等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三批冒雨进攻上海制造局。因为“包办革命”的黄兴、陈其美等人的秘密出卖,遭到驻守制造局的军队有准备的狙击。徐企文被诱捕后,随同起事者一哄而散。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唐尧臣等人逃往江西南昌后,又被江西都督李烈钧逮捕出卖。
“二次革命”失败后,何海鸣逃往日本追随孙中山,与陈其美等人一起针对黄兴实施道义上的政治清算加财产清算。由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从同盟会时期到国民党时期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一直没有彻底脱离秘密会党的运作方式,自然谈不上现代文明社会依法规定的财产公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戴季陶、何海鸣、张继等人,对于黄兴贪污侵占公款的控告与清算,既查无实据却又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