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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一些官方媒体宣传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而是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那些曾经给东部创造过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工厂向西转移，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一直相对贫困、落后的西部渴望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众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或者说非常缓慢。”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说：“现在，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的发展机遇。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危机与风险。”
西部发展的拐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称雄于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历史将再度重演，企业家们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考虑搬迁，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就成为了最佳的去处。”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告诉记者，“下一步，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将会出现高歌猛进的发展浪潮，原因就是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所致，哪里经济交流活跃了，哪里就会有飞速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配合行动已可以见到。此前，由于贵州铁路标准低，周边省区市都不希望经过贵州，全国铁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贵州，加速了它的边缘化。为此，贵州省千方百计争取了贵阳至广州3个小时左右的快速铁路项目，预计2012年建成。
“贵广快速铁路通了后，局面就全打开了。将来贵阳至广州、贵阳至昆明快速铁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国际公路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条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的国际旅游大通道。”上述官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通道将缩短贵州与珠江三角洲的时空距离，也将改变贵州与东南亚的联系，贵州发展将从‘被边缘化’变为‘左右逢源’，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东部企业也愿意来了，贵州的劳动力也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中国的西部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而现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贵州、陕西，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着发展的途径，其中如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或者说能够在中间分一杯羹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已经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王秀模说，“未来一段时期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像20年前的东部一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黄金期里，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转移过来的企业都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王秀模表示，西部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东部的方式进行，因为地理、历史条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况都不一样，结合西部的优势，更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前者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比较丰富，后者是因为对运输量的要求不高；西部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发展依靠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加工贸易先天不足，必须发展以航空物流为依托的加工贸易。“比如原来东部的各种玩具、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很适合搬到西部，而一些生产重型机械的企业就不应该来了，顶多搬到中部地区就可以了。”
在重庆主城区之一沙坪坝，已经建成一个“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进出不息的运输车显示出该地区的活跃。由于惠普、富士康、思科等著名企业从东部搬迁而至，原本冷清的重庆国际航空货运将不断增加。这些企业的产品将被运往欧美、亚太地区等全球30多个电子产品分拨点，大大提高了重庆国际航空货量，并有可能克隆出又一个“上海航运模式”。
“各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曾经的劣势已经慢慢转变成了发展的优势。”王秀模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符。”西部能承接吗?
“众所周知，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但看看东部沿海地区那些乌黑的河流和肮脏的海岸，以及各种巨大的垃圾场，我们很害怕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那样西部的发展将得不偿失。”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也充满了忧虑。”
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表示，“贵州最大的优势就是到现在还没受什么污染”，要加快改善当地交通物流、水利等基础条件，充分发挥生态保存良好的优势。
他认为，对于高耗能产业，从贵州的特殊省情出发，如果该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在贵州生产就是贵州的优势；比如贵州铝土矿丰富，又有电力优势，只要电解槽生产水平比较高，贵州生产电解铝就有竞争力，“但对污染企业是绝对不能开口子，这是一条时刻警惕的‘高压线’”。
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王秀模说：“中央必须注意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要在政府导向和市场经济之间发挥正常作用。比如在东部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就不应该鼓励搬到西部，如果是企业自己的原因要搬，那么就不能让其享受国家的西部政策优惠。”
王秀模认为，不可以把重污染、重耗能、重耗资源的企业搬到西部，不能把东部不要的企业淘汰给西部。“但是，西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不一样，由于穷的政府想要钱，富的政府还想要政绩，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情况总是网开一面，甚至帮助掩盖真相，目的是求得企业在当地落脚，这样的例子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王秀模透露，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企业和经济的学者，自己也被经常邀请参加西部地区各种投资研讨会，他也不断对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资项目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采纳，“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也承认其中有一个“发展的悖论”：
“如果西部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要求和东部一样严格，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必要跑到西部来了，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环保投入继续生产。”
王秀模建议，对于在西部新落脚的大项目，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必须要实施监督与协调，尤其对于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年一微调，五年一大调”，而不是长期不变，甚至一成不变，真正体现出“政府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
当然，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而是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其目前汽车摩托业、装备制造业等六大主要产业中有五个是传统的老工业基础，仅有电子信息技术是新进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显然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要求。
“连基础较好，被中央定位为长江上 游金融中心的重庆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提到贵州、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显然困难会更多。”王秀模说，“事实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承接东部产业做得早、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广西，其不但有地缘优势。更在于它对形势发展把握得很准确，也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对比西部其他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还停留在政治口号上，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东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更没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很让人忧虑。”在他看来，且不考虑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的《工商时报》在关注内地台商动向时认为，按照中央规划，是希望能有部分出口企业往中西部移转，不过由于运输费将大幅提高，且兴建新厂房的投资要好几年才能收回，在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实际前往内陆投资的大型投资案仍乏善可陈。
另外，西部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比想象中复杂。一名台湾商人曾经考虑要到贵州省的一个县里建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决定放弃了，他对贵州省的新闻记者表示：“一是当地人喝酒太厉害了，如果自己不陪喝酒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二是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太低了，而且当中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很严重。”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体抱怨：“我在深圳投资建工厂，1O年里只找过一次市长：但在西部投资建厂仅一年，我已经找了10次市长。虽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区的政府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混乱。”
重庆大学的经济学者蒲勇健说：“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制定上，真正的学者对它的影响几乎为零，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是御用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急于追求政绩的行为。”而且，“一些官员始终把每一次经济活动都当成个人赚钱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
东南亚的竞争
现在，东部企业需要转移，西部地区愿意承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区，当地人已经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总认为东部企业要继续生存，早晚必须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西部的人们还把观念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实在是不应该了。”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地球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他许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别人也应该能够做。远的不说，仅我曾经去工作考察过的东南亚地区，一些贫穷国家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同样令人吃惊。”
的确，无论是在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东部地区相类似的工厂，当地工人每天都在忙碌地生产着和中国工厂一样的产品，那些产品同样马上被分运到世界各地销售，而且企业主往往还和中国的工厂是同一个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就是当地工人的工资普遍比中国低。以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为例，当地工人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到90美元之间，仅为目前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工人的1/3左右。
在中国开办制衣厂近20年的台湾商人郑先生就表示，对比中国内地，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大约在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新的制衣厂，把中国的生产任务转了一部分过去。他说：“目前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
他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认为东部的工厂必须搬到西部才有出路，似乎忘记了还有东南亚，还有地球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供商人们选择，“商人肯定是要把追逐利润放在首位考虑，目前许多台商都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但以后就不一定了。”
事实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中国产品的大肆进入，因为将对本地产品造成严重)中击，但如果有企业去当地投资建厂，他们却非常欢迎，后者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就业问题都会有很大帮助。
郑先生还表示，中国和东南亚两个地区也有共同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问题，“而且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比东部更糟糕”。言下之意，即便在这种不堪言说的竞争层面，中国西部也没有明显强于东南亚的地方。
一方面是外部的竞争态势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克服。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宣传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国家开发西部的规划有直接关系，开发西部的战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具体运作中在重视‘大’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限’开发，要限制浪费资源和过度对可储备资源的开发，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限制不利于当地人民群众致富的开发。”王秀模强调，切不可将“大”开发变形为“快”开发、“乱”开发，在“大”开发与“限”开发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科学发展尺度。“西部必须尽快形成与外界竞争的综合实力，但目前的一些发展思路还需要商榷。”
近年来，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那些曾经给东部创造过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工厂向西转移，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一直相对贫困、落后的西部渴望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众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或者说非常缓慢。”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说：“现在，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的发展机遇。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危机与风险。”
西部发展的拐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称雄于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历史将再度重演，企业家们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考虑搬迁，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就成为了最佳的去处。”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告诉记者，“下一步，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将会出现高歌猛进的发展浪潮，原因就是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所致，哪里经济交流活跃了，哪里就会有飞速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配合行动已可以见到。此前，由于贵州铁路标准低，周边省区市都不希望经过贵州，全国铁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贵州，加速了它的边缘化。为此，贵州省千方百计争取了贵阳至广州3个小时左右的快速铁路项目，预计2012年建成。
“贵广快速铁路通了后，局面就全打开了。将来贵阳至广州、贵阳至昆明快速铁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国际公路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条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的国际旅游大通道。”上述官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通道将缩短贵州与珠江三角洲的时空距离，也将改变贵州与东南亚的联系，贵州发展将从‘被边缘化’变为‘左右逢源’，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东部企业也愿意来了，贵州的劳动力也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中国的西部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而现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贵州、陕西，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着发展的途径，其中如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或者说能够在中间分一杯羹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已经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王秀模说，“未来一段时期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像20年前的东部一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黄金期里，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转移过来的企业都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王秀模表示，西部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东部的方式进行，因为地理、历史条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况都不一样，结合西部的优势，更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前者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比较丰富，后者是因为对运输量的要求不高；西部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发展依靠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加工贸易先天不足，必须发展以航空物流为依托的加工贸易。“比如原来东部的各种玩具、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很适合搬到西部，而一些生产重型机械的企业就不应该来了，顶多搬到中部地区就可以了。”
在重庆主城区之一沙坪坝，已经建成一个“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进出不息的运输车显示出该地区的活跃。由于惠普、富士康、思科等著名企业从东部搬迁而至，原本冷清的重庆国际航空货运将不断增加。这些企业的产品将被运往欧美、亚太地区等全球30多个电子产品分拨点，大大提高了重庆国际航空货量，并有可能克隆出又一个“上海航运模式”。
“各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曾经的劣势已经慢慢转变成了发展的优势。”王秀模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符。”西部能承接吗?
“众所周知，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但看看东部沿海地区那些乌黑的河流和肮脏的海岸，以及各种巨大的垃圾场，我们很害怕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那样西部的发展将得不偿失。”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也充满了忧虑。”
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表示，“贵州最大的优势就是到现在还没受什么污染”，要加快改善当地交通物流、水利等基础条件，充分发挥生态保存良好的优势。
他认为，对于高耗能产业，从贵州的特殊省情出发，如果该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在贵州生产就是贵州的优势；比如贵州铝土矿丰富，又有电力优势，只要电解槽生产水平比较高，贵州生产电解铝就有竞争力，“但对污染企业是绝对不能开口子，这是一条时刻警惕的‘高压线’”。
重庆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王秀模说：“中央必须注意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要在政府导向和市场经济之间发挥正常作用。比如在东部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就不应该鼓励搬到西部，如果是企业自己的原因要搬，那么就不能让其享受国家的西部政策优惠。”
王秀模认为，不可以把重污染、重耗能、重耗资源的企业搬到西部，不能把东部不要的企业淘汰给西部。“但是，西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不一样，由于穷的政府想要钱，富的政府还想要政绩，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情况总是网开一面，甚至帮助掩盖真相，目的是求得企业在当地落脚，这样的例子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王秀模透露，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企业和经济的学者，自己也被经常邀请参加西部地区各种投资研讨会，他也不断对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资项目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采纳，“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也承认其中有一个“发展的悖论”：
“如果西部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要求和东部一样严格，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必要跑到西部来了，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环保投入继续生产。”
王秀模建议，对于在西部新落脚的大项目，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必须要实施监督与协调，尤其对于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年一微调，五年一大调”，而不是长期不变，甚至一成不变，真正体现出“政府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
当然，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而是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其目前汽车摩托业、装备制造业等六大主要产业中有五个是传统的老工业基础，仅有电子信息技术是新进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显然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要求。
“连基础较好，被中央定位为长江上 游金融中心的重庆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提到贵州、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显然困难会更多。”王秀模说，“事实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承接东部产业做得早、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广西，其不但有地缘优势。更在于它对形势发展把握得很准确，也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对比西部其他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还停留在政治口号上，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东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更没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很让人忧虑。”在他看来，且不考虑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的《工商时报》在关注内地台商动向时认为，按照中央规划，是希望能有部分出口企业往中西部移转，不过由于运输费将大幅提高，且兴建新厂房的投资要好几年才能收回，在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实际前往内陆投资的大型投资案仍乏善可陈。
另外，西部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比想象中复杂。一名台湾商人曾经考虑要到贵州省的一个县里建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决定放弃了，他对贵州省的新闻记者表示：“一是当地人喝酒太厉害了，如果自己不陪喝酒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二是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太低了，而且当中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很严重。”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体抱怨：“我在深圳投资建工厂，1O年里只找过一次市长：但在西部投资建厂仅一年，我已经找了10次市长。虽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区的政府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混乱。”
重庆大学的经济学者蒲勇健说：“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制定上，真正的学者对它的影响几乎为零，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是御用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急于追求政绩的行为。”而且，“一些官员始终把每一次经济活动都当成个人赚钱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
东南亚的竞争
现在，东部企业需要转移，西部地区愿意承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区，当地人已经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总认为东部企业要继续生存，早晚必须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西部的人们还把观念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实在是不应该了。”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地球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他许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别人也应该能够做。远的不说，仅我曾经去工作考察过的东南亚地区，一些贫穷国家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同样令人吃惊。”
的确，无论是在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东部地区相类似的工厂，当地工人每天都在忙碌地生产着和中国工厂一样的产品，那些产品同样马上被分运到世界各地销售，而且企业主往往还和中国的工厂是同一个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就是当地工人的工资普遍比中国低。以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为例，当地工人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到90美元之间，仅为目前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工人的1/3左右。
在中国开办制衣厂近20年的台湾商人郑先生就表示，对比中国内地，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大约在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新的制衣厂，把中国的生产任务转了一部分过去。他说：“目前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
他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认为东部的工厂必须搬到西部才有出路，似乎忘记了还有东南亚，还有地球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以供商人们选择，“商人肯定是要把追逐利润放在首位考虑，目前许多台商都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但以后就不一定了。”
事实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中国产品的大肆进入，因为将对本地产品造成严重)中击，但如果有企业去当地投资建厂，他们却非常欢迎，后者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就业问题都会有很大帮助。
郑先生还表示，中国和东南亚两个地区也有共同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问题，“而且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比东部更糟糕”。言下之意，即便在这种不堪言说的竞争层面，中国西部也没有明显强于东南亚的地方。
一方面是外部的竞争态势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克服。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宣传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国家开发西部的规划有直接关系，开发西部的战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具体运作中在重视‘大’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限’开发，要限制浪费资源和过度对可储备资源的开发，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限制不利于当地人民群众致富的开发。”王秀模强调，切不可将“大”开发变形为“快”开发、“乱”开发，在“大”开发与“限”开发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科学发展尺度。“西部必须尽快形成与外界竞争的综合实力，但目前的一些发展思路还需要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