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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到敦煌汉简时似乎不太惊讶，但是皇帝的命令毫无错字地传到边境之地这一事实，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距今两千年前就建立了这么完美的自顶而下（Top-down）系统，在世界史上这可以说是个奇迹。既然有了这个系统，谁做皇帝都可以支配全国。日本人肯定这么想，他们因此努力学习汉字文化、引进律令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学生们集中于学官，因此经师已经没法进行个别教授了。郑玄入马融之门时，“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即马融只亲自教授“高业弟子”50余人，郑玄则跟随高业弟子读书。汉代讲学早已将课程分为两部分，这与《唐学令》中所说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相对应。
唐代学生里有“读者”与“讲者”之别，按照这个区别设有两种考试：考验读者记忆力的“帖试”，还有考查讲者理解程度的“口试”，读者每十日读经千言，讲者每十日听课六千言。宋版五经正义的“单疏本”，不引用经注的原文，只写讲解“正义”（图7）。这是以读者背好经注为前提来为讲者排版“正义”的，因此谓之“单疏”。从其《正义》的格式与唐讲学式来看，当时采用了助手一章章朗读、博士一句句讲解的讲学形式。此处讲者的课程相当于成都讲学图所画的讲论，而读者的课程相当于诸城讲学图所画的“请业”。也就是说，《唐学令》中所见的，由读者与讲者组成的两层课程是将诸城、成都两种讲学形式综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汉唐学生将经书的文字复制到头脑里，复制完成后，他们一边看自己脑海里的课本，一边听博士的讲义。所以，学生上课时没有必要展开经书。讲学图里的学生只手捧简册，无人将之展开，谓之“横经受业”。他们手中的简册，与他们头上戴着的进贤冠一样，只有装饰的作用。
这样的学习方法进入宋代后彻底改变了。唐代进士基本上通过帖试录用。安史之乱后，虽有人主张废止帖试、重视讲义，但是因“习俗既久，重难改作”而未被采纳。宋代以后，准用禅宗清规设置太学三舍法，其考试内容就是“经义”与“论策”。
宋代印刷术发达，版本得到普及。与此相对，卷子本不容易展开，而且简册很重。如此看来，汉唐学生之所以背诵经书，可能是因为卷子本不方便的缘故，宋朝不采用读者课程，也可能是版本很方便查看的缘故。
三、“著作”的方法
宋代，朱熹为表明自己的思想，倒换《礼记·大学》的章序，写成《大学章句》。与此相同的事情，汉代以前并不罕见。
例如，《礼记·缁衣》唐开成石经本25章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本23章的顺序颇有出入（图8）。还有《礼记·乐记》本是从原本《乐记》23篇中取其11篇编入《礼记》的，将刘向《别录》的篇目与今本《礼记》、《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对照，篇章的顺序果然不同。
“篇”是册书的数量单位，“卷”是卷子的数量单位。因此，将1篇册书卷起来也算1卷，连结几篇册书的案卷也算1卷。例如，汉代《诗经》28卷305篇，可见1卷中有十几篇。“章”是指在册书上用“分章符”隔开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的例子：阜阳汉简《诗经》将一章诗写在一简上；敦煌汉简《急就篇》将一章文写在多面体的木简“觚”上，以便在日常读书时使用（图9）。
如上所述，册书容易连结或分开，觚与简的顺序也容易倒换。《缁衣》《乐记》的文本问题肯定是如此造成的。刘向、刘歆父子对如此派生出来的异本进行“校雠”制作定本，现行古籍的文本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校书在从简帛转变到纸的过渡期定下来的。
关于汉代著作的方法，王充《论衡·正说》云：“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又《超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也就是说，汉代人收集“种类相从”的文章编成篇书，而且能够如此“连结篇章”“采掇（引用）传书”而写作文章、陈述意见的人就是文人、鸿儒。
这样的学问方法被称为“缀学”。《大戴礼记·小辨》中孔子云：“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清孔广森注云：“缀学，捃拾闻见以为学也”。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他们所说的都是汉儒章句之学。
汉代著作和学问的方法是在册书的信息技术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本来是支持文人、鸿儒的知识活动的信息技术，然而这种技术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缀学的内涵变成了像章句之学一般炫耀才学的学风。这与上述讲学方式的转变应有关联。
在诸城讲学图中表现出来的、由请业与请益组成的先秦讲学中，学生只在“有所疑”时提问。但是成都讲学图中体现的助手读经、博士讲解的方式，则要求博士对全文加以注释。班固所说的“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指助手朗读了五字的经文，博士讲述了两三万言的情况，将其讲义记录下来就可以变成《注》《训诂》《义疏》了。一般认为六朝的义疏学在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后才得以盛行，但是我们在成都讲学图上可以发现带有书刀的弟子，还有汉代的会议上必有议事记录，这些事情很好地说明，汉代章句之学已经替六朝义疏学打下了技术上的基础。 四、“类聚”：学术信息的处理方法
吐鲁番文书中有12岁少年所抄写的《论语郑氏注》。他叫卜天寿，在710年3月1日写完《论语》第五篇公冶长后，写下一首诗：“写书今日了……早放学生归”。两个月后他又写诗云：“他道札书易，我道札书难”（图10）。“札书”即“撮书”，笔记的意思。将其添加到《唐学令》所提及的“读文—讲义”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写书—读文、撮书—讲义”这样的读书工程复原出来。也就是说，学生首先抄写经书，然后作为读者背诵经注。卜天寿抄五篇原文而说“写书了”，可见当时的学生将《论语》20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读文”，与背诵同时进行的是撮书。卜天寿是高昌县开觉寺的学生，而不是中央国学的学生，所以他是否参加“讲义”之事无法证实。
以上是拙文《〈礼记〉的文献学研究》与《古代学问与类聚》的概要，我认为已经在此讲完了中国古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情况。以下，我要对“古代日本人如何接收这样的信息技术”这一点进行总结。
五、日本的汉字文化
《隋书·倭国传》云：“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本的汉字文化始于6世纪中叶佛教传来。进入7世纪，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630年舒明天皇派遣遣唐使，由此开始学习隋唐文化，645年推动大化改新，开始引进唐律令制。
在从开始学习文字时算起不到一百年的情况下，日本人要引进从秦汉时期完成后运作了将近一千年的律令体制，这种计划的确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在唐朝反复远征高句丽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唐的威胁，他们不仅需要集中支配阶层的意志与权力，也需要短期间内组成强大的国家体制。例如有一位遣唐使说过：“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那样对他们来说，唐的“法式”具有魅力。
律令制以户籍为起点启动。准确地说，这是指从西魏以来实行的、以“计帐、户籍之法”为基础支配吏民的法制体系。这一点日本人也了解得很清楚，649年施行了相当于唐州县制的国—评（郡）—五十户（里）制，同时开始“造户籍”。670年完成全国户籍，690年以后就根据《户令》每六年更新一次户籍了。唐的户籍基本上以父母子女的小家庭为一户，采用“百户—里”制，而日本户籍以堂兄弟以内的家族20人左右为一户，采用“五十户一里”制（图13）。
他们为何采用这么复杂的方式？第一，当时的日本多有不同居的夫妇，这是由所谓的走婚所致。第二，造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他们采取一户一兵的方针征兵，一户的人数因此增加了。
律令制是文书行政系统，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培养大量官吏。于是，在670年完成户籍的前后，政府创立大学，引进了《唐学令》。只有贵族子孙与渡来人氏族之子——他们从5世纪“倭五王”时代以来一直承担外交文书等工作——可以上学，而且以663年白江之战时被俘虏来日本的中国人作为“音博士”承担“读者”的课程。
在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训之别，音读有吴音与汉音。吴音是指经过百济传来的六朝读音，汉音是遣唐使直接带来的唐代长安方言，例如“马”字，吴音读为ma，汉音读为ba。这说明在唐代长安发生了m>b的发音变化（非鼻音化），悠久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发音变化只在唐代发生过，日本人至今仍然使用唐代读音（汉音）。这一点正好说明，日本人自古以来多么尊重中国文化。 还有训读，这是开始引进汉字文化的同时急速发展的一种翻译法，其特征在于可用除虚词外的汉语原文译成日文这一点。在四国德岛县地方贵族的据点出土的，大化改新即将开幕之前的《论语》木简上，我们可以发现表明那时的确使用训读方法的痕迹（图14），还有682年成书的《新字》44卷（已散佚）被认为是收集汉字音训的字典。日本人将文字称为“名”，汉字叫做“真名”，日语的表音文字叫做“假名”。9世纪以后假名得到普及，在此之前基本上用中文写作，此谓“（日本）汉文”。
在日本古代的大学里，首先由音博士向“读者”教授音读经文，然后由博士向“讲者”讲述文义。然而，针对《令集解·学令》的“学生先读经文”这句，8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音读”，但是9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除了进士科之外都可以“训读”了。众所周知，秀才科在唐高宗时早就被废止，此后人们都愿意考进士科。与此相对的是，日本的进士科完全不振，人们都考秀才科，这是进士科有义务用汉音读书、考上帖试的缘故。
就这样，日本人早就放弃音读，即汉语学习，采用训读方式学习中国古籍。这是因为，汉文训读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准确的翻译方法，同时训读的确发挥了将中国古籍进行“日本化”的作用。日本人现在也不学习汉语，仍然使用汉文训读方式阅读中国古籍。不仅如此，日本中国学依然保持着很高水平的原因也在于此。
9世纪以后，户籍制度也不好运用了。如上所述，不仅日本家族很难把握，经过8世纪，浮浪、逃亡问题也不断产生，户籍因此很难得到更新。而且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急速衰落，紧张的国际关系得以缓和，因此日本政府于792年废止征兵制，户籍的重要性也丧失了。进入9世纪，律令制衰退，10世纪以后户籍再也不更新了。日本列岛从此由公地公民制国家转变为庄园制社会，通过围绕土地的战斗，武士团到处抬头。而12世纪后半期，经过源氏、平氏二大武士团的抗争，1192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诞生，之后“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直到近代，武士阶层继续掌握政权。
如此看来，应该说日本人没能成功引进律令制，其原因在于支持文书行政的基础——汉字文化尚未十分发达的缘故。日本人能够活用汉字文化，应该是律令制衰退的9世纪以后，能够吸收从630年到838年这大约二百年间遣唐使不断带来的文物与知识之后的事情。此时，他们利用的信息技术就是“类聚”（请看拙文《类聚的世纪》，《文史哲》2012年第5期）。
附记：本文所依据的论文目录，请参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页（http：// www.hist.pku.edu.cn/faculty/jingsh. htm）。此外，同系硕士生王晨燕承担了本文中文原稿的修改工作，在此表示谢意。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学生们集中于学官，因此经师已经没法进行个别教授了。郑玄入马融之门时，“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即马融只亲自教授“高业弟子”50余人，郑玄则跟随高业弟子读书。汉代讲学早已将课程分为两部分，这与《唐学令》中所说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相对应。
唐代学生里有“读者”与“讲者”之别，按照这个区别设有两种考试：考验读者记忆力的“帖试”，还有考查讲者理解程度的“口试”，读者每十日读经千言，讲者每十日听课六千言。宋版五经正义的“单疏本”，不引用经注的原文，只写讲解“正义”（图7）。这是以读者背好经注为前提来为讲者排版“正义”的，因此谓之“单疏”。从其《正义》的格式与唐讲学式来看，当时采用了助手一章章朗读、博士一句句讲解的讲学形式。此处讲者的课程相当于成都讲学图所画的讲论，而读者的课程相当于诸城讲学图所画的“请业”。也就是说，《唐学令》中所见的，由读者与讲者组成的两层课程是将诸城、成都两种讲学形式综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汉唐学生将经书的文字复制到头脑里，复制完成后，他们一边看自己脑海里的课本，一边听博士的讲义。所以，学生上课时没有必要展开经书。讲学图里的学生只手捧简册，无人将之展开，谓之“横经受业”。他们手中的简册，与他们头上戴着的进贤冠一样，只有装饰的作用。
这样的学习方法进入宋代后彻底改变了。唐代进士基本上通过帖试录用。安史之乱后，虽有人主张废止帖试、重视讲义，但是因“习俗既久，重难改作”而未被采纳。宋代以后，准用禅宗清规设置太学三舍法，其考试内容就是“经义”与“论策”。
宋代印刷术发达，版本得到普及。与此相对，卷子本不容易展开，而且简册很重。如此看来，汉唐学生之所以背诵经书，可能是因为卷子本不方便的缘故，宋朝不采用读者课程，也可能是版本很方便查看的缘故。
三、“著作”的方法
宋代，朱熹为表明自己的思想，倒换《礼记·大学》的章序，写成《大学章句》。与此相同的事情，汉代以前并不罕见。
例如，《礼记·缁衣》唐开成石经本25章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本23章的顺序颇有出入（图8）。还有《礼记·乐记》本是从原本《乐记》23篇中取其11篇编入《礼记》的，将刘向《别录》的篇目与今本《礼记》、《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对照，篇章的顺序果然不同。
“篇”是册书的数量单位，“卷”是卷子的数量单位。因此，将1篇册书卷起来也算1卷，连结几篇册书的案卷也算1卷。例如，汉代《诗经》28卷305篇，可见1卷中有十几篇。“章”是指在册书上用“分章符”隔开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的例子：阜阳汉简《诗经》将一章诗写在一简上；敦煌汉简《急就篇》将一章文写在多面体的木简“觚”上，以便在日常读书时使用（图9）。
如上所述，册书容易连结或分开，觚与简的顺序也容易倒换。《缁衣》《乐记》的文本问题肯定是如此造成的。刘向、刘歆父子对如此派生出来的异本进行“校雠”制作定本，现行古籍的文本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校书在从简帛转变到纸的过渡期定下来的。
关于汉代著作的方法，王充《论衡·正说》云：“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又《超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也就是说，汉代人收集“种类相从”的文章编成篇书，而且能够如此“连结篇章”“采掇（引用）传书”而写作文章、陈述意见的人就是文人、鸿儒。
这样的学问方法被称为“缀学”。《大戴礼记·小辨》中孔子云：“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清孔广森注云：“缀学，捃拾闻见以为学也”。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他们所说的都是汉儒章句之学。
汉代著作和学问的方法是在册书的信息技术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本来是支持文人、鸿儒的知识活动的信息技术，然而这种技术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缀学的内涵变成了像章句之学一般炫耀才学的学风。这与上述讲学方式的转变应有关联。
在诸城讲学图中表现出来的、由请业与请益组成的先秦讲学中，学生只在“有所疑”时提问。但是成都讲学图中体现的助手读经、博士讲解的方式，则要求博士对全文加以注释。班固所说的“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指助手朗读了五字的经文，博士讲述了两三万言的情况，将其讲义记录下来就可以变成《注》《训诂》《义疏》了。一般认为六朝的义疏学在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后才得以盛行，但是我们在成都讲学图上可以发现带有书刀的弟子，还有汉代的会议上必有议事记录，这些事情很好地说明，汉代章句之学已经替六朝义疏学打下了技术上的基础。 四、“类聚”：学术信息的处理方法
吐鲁番文书中有12岁少年所抄写的《论语郑氏注》。他叫卜天寿，在710年3月1日写完《论语》第五篇公冶长后，写下一首诗：“写书今日了……早放学生归”。两个月后他又写诗云：“他道札书易，我道札书难”（图10）。“札书”即“撮书”，笔记的意思。将其添加到《唐学令》所提及的“读文—讲义”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写书—读文、撮书—讲义”这样的读书工程复原出来。也就是说，学生首先抄写经书，然后作为读者背诵经注。卜天寿抄五篇原文而说“写书了”，可见当时的学生将《论语》20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读文”，与背诵同时进行的是撮书。卜天寿是高昌县开觉寺的学生，而不是中央国学的学生，所以他是否参加“讲义”之事无法证实。
以上是拙文《〈礼记〉的文献学研究》与《古代学问与类聚》的概要，我认为已经在此讲完了中国古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情况。以下，我要对“古代日本人如何接收这样的信息技术”这一点进行总结。
五、日本的汉字文化
《隋书·倭国传》云：“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本的汉字文化始于6世纪中叶佛教传来。进入7世纪，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630年舒明天皇派遣遣唐使，由此开始学习隋唐文化，645年推动大化改新，开始引进唐律令制。
在从开始学习文字时算起不到一百年的情况下，日本人要引进从秦汉时期完成后运作了将近一千年的律令体制，这种计划的确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在唐朝反复远征高句丽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唐的威胁，他们不仅需要集中支配阶层的意志与权力，也需要短期间内组成强大的国家体制。例如有一位遣唐使说过：“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那样对他们来说，唐的“法式”具有魅力。
律令制以户籍为起点启动。准确地说，这是指从西魏以来实行的、以“计帐、户籍之法”为基础支配吏民的法制体系。这一点日本人也了解得很清楚，649年施行了相当于唐州县制的国—评（郡）—五十户（里）制，同时开始“造户籍”。670年完成全国户籍，690年以后就根据《户令》每六年更新一次户籍了。唐的户籍基本上以父母子女的小家庭为一户，采用“百户—里”制，而日本户籍以堂兄弟以内的家族20人左右为一户，采用“五十户一里”制（图13）。
他们为何采用这么复杂的方式？第一，当时的日本多有不同居的夫妇，这是由所谓的走婚所致。第二，造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他们采取一户一兵的方针征兵，一户的人数因此增加了。
律令制是文书行政系统，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培养大量官吏。于是，在670年完成户籍的前后，政府创立大学，引进了《唐学令》。只有贵族子孙与渡来人氏族之子——他们从5世纪“倭五王”时代以来一直承担外交文书等工作——可以上学，而且以663年白江之战时被俘虏来日本的中国人作为“音博士”承担“读者”的课程。
在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训之别，音读有吴音与汉音。吴音是指经过百济传来的六朝读音，汉音是遣唐使直接带来的唐代长安方言，例如“马”字，吴音读为ma，汉音读为ba。这说明在唐代长安发生了m>b的发音变化（非鼻音化），悠久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发音变化只在唐代发生过，日本人至今仍然使用唐代读音（汉音）。这一点正好说明，日本人自古以来多么尊重中国文化。 还有训读，这是开始引进汉字文化的同时急速发展的一种翻译法，其特征在于可用除虚词外的汉语原文译成日文这一点。在四国德岛县地方贵族的据点出土的，大化改新即将开幕之前的《论语》木简上，我们可以发现表明那时的确使用训读方法的痕迹（图14），还有682年成书的《新字》44卷（已散佚）被认为是收集汉字音训的字典。日本人将文字称为“名”，汉字叫做“真名”，日语的表音文字叫做“假名”。9世纪以后假名得到普及，在此之前基本上用中文写作，此谓“（日本）汉文”。
在日本古代的大学里，首先由音博士向“读者”教授音读经文，然后由博士向“讲者”讲述文义。然而，针对《令集解·学令》的“学生先读经文”这句，8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音读”，但是9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除了进士科之外都可以“训读”了。众所周知，秀才科在唐高宗时早就被废止，此后人们都愿意考进士科。与此相对的是，日本的进士科完全不振，人们都考秀才科，这是进士科有义务用汉音读书、考上帖试的缘故。
就这样，日本人早就放弃音读，即汉语学习，采用训读方式学习中国古籍。这是因为，汉文训读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准确的翻译方法，同时训读的确发挥了将中国古籍进行“日本化”的作用。日本人现在也不学习汉语，仍然使用汉文训读方式阅读中国古籍。不仅如此，日本中国学依然保持着很高水平的原因也在于此。
9世纪以后，户籍制度也不好运用了。如上所述，不仅日本家族很难把握，经过8世纪，浮浪、逃亡问题也不断产生，户籍因此很难得到更新。而且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急速衰落，紧张的国际关系得以缓和，因此日本政府于792年废止征兵制，户籍的重要性也丧失了。进入9世纪，律令制衰退，10世纪以后户籍再也不更新了。日本列岛从此由公地公民制国家转变为庄园制社会，通过围绕土地的战斗，武士团到处抬头。而12世纪后半期，经过源氏、平氏二大武士团的抗争，1192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诞生，之后“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直到近代，武士阶层继续掌握政权。
如此看来，应该说日本人没能成功引进律令制，其原因在于支持文书行政的基础——汉字文化尚未十分发达的缘故。日本人能够活用汉字文化，应该是律令制衰退的9世纪以后，能够吸收从630年到838年这大约二百年间遣唐使不断带来的文物与知识之后的事情。此时，他们利用的信息技术就是“类聚”（请看拙文《类聚的世纪》，《文史哲》2012年第5期）。
附记：本文所依据的论文目录，请参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页（http：// www.hist.pku.edu.cn/faculty/jingsh. htm）。此外，同系硕士生王晨燕承担了本文中文原稿的修改工作，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