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亲历者讲述修法10年博弈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辩，十年之争，甚或搁置，修法之难可想而知。
　　
　　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权”被写入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近年来，呼声更加强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但刑诉法的重要性要求的“长期论证”和“小宪法”大修的紧迫性却很难兼顾。在保障人权、刑讯逼供、公民沉默权、管辖范围等诸多方面，立法部门、学者、律师、实务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争执不休。修法难——它不仅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权衡，也是权力与权力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