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中国出版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肖叶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孩子停止阅读的时间太早，只要说课外阅读，基本也就是小学到初一这个阶段，初二以后就没戏了，孩子们不得不面对应试教育的压力，很少有时间看课外书了。有时候我想，不如在科普书封面上印上“最好的教辅”的字样，这样家长也就会给孩子买，孩子也会去阅读了。其实到国外看看，公交车上，人家从孩子到成人都在阅读，我们还没形成好的阅读传统，电子阅读等又过早到来。不光在科普阅读上我们和人家有差距，在其他阅读上也都有差距。
　　许多父母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就缺乏阅读体验，没亲身体会过其中的乐趣和价值，自然也就不会关注孩子们的阅读了。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他们当年正值阅读和学习的黄金时期，却不得不远离书本，以后再想捡起来就难了，据我了解，在这个年龄层中近一半人甚至不会使用电脑。他们在学习上出现了断层，不仅会对儿子这一代有影响，也会对孙子这一代造成影响。
　　刘永红：警惕版权引进的路径依赖
　　刘永红在《人民日报》撰文：在版权贸易中，不能对版权引进趋之若骛，却视版权输出为烫手山芋。初尝版权引进的甜头，就会发现出版原创作品与版权输出似乎是一件很不经济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版权引进很容易悄悄偏离出版界“以引进促原创”的初衷。引进版图书在某些出版单位年出版图书总量中的比例“位高权重”，甚至个别出版单位主攻版权引进，成为活生生的“版权引进机器”。这便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过度依赖版权引进，国内原创作品必定受到极大抑制。
　　版权贸易是一种商业活动与市场行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选择，但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版权贸易活动，是一种短视、肤浅和丧失责任的行为，是对出版人社会责任的疏忽。版权贸易是以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往来为形式的交易活动，其本质却是文化渗透，输出。因此，版权贸易不能单纯以赢利与否以及赢利多少来论英雄的。出版业市场化也好，产业化也罢，其最终目的都是要通过解放出版生产力，发展出版生产力，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好地支持出版事业，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引进是必要的，输出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引进与输出是版权贸易不可偏颇的两个轮子，需要出版单位具有吸纳先进科学知识的博大胸襟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如果厚此薄彼，版权贸易必将脱离良性轨道，其后果将会是极其严重的。
　　宋吉述：传统出版社面对电商为何底气不足
　　凤凰出版集团数字化中心主任宋吉述在（《出版商务周报》撰文：中国出版社面对电商底气不足，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数字化正在逐渐摧毁出版产业链的完整性。在传统出版业中，出版、印刷、发行是个完整的产业链，但在数字阅读中，不仅印刷环节没有了，出版与发行环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公司虽然没有出版权，但通过网络平台汇集、发布了大量的内容，无论从何种定义来看，都属于标准的出版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版社已不再是内容的主力军，在现有的数字阅读份额中，出版社已处于边缘地带。
　　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增强行业协会的参与，应该规范图书营销行为，防止低价倾销。这不仅对出版业有益，而且也能促进电商业的健康发展。应当看到，无论从产值还是渠道、从业人员来看，出版业都是个小行业，在国外也是个小而微利的行业，长期受到政府的扶持。现在，这个小产业又面临着数字化的冲击。政府与行业协会一定要加强对这个产业的呵护，至少是加强规范，防止业内的恶性竞争，以及相关行业的恶性侵害。要从根本上改变就必须加强出版产业的集中度，要打破地方局限，推进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各地对于文化企业的所谓重视与保护，严重阻碍了行业间的市场化资本运作，没有“弱肉”也没有“强食”，如何实现市场化的集中
　　谢光锋：读者需求变化促书展转型
　　南京新华书店营销业务部副主任谢光锋在接受《出版商务周报》采访时表示：像北京地坛这样的书展面临困境停办，但江苏、上海、深圳等地的书展都还是不错的，书展的发展前景很乐观。首先，多数书展的主办主体是政府，政府搭台在资源、号召力、持续力和影响力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其次，书展这种形式自身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既符合政府鼓励阅读的主流趋势，也能满足当地市民文化消费的需求。
　　手机阅读、数字阅读、文化创意产品和主体书房等都成为今年江苏书展上的亮点。现在的书展，图书只是媒介，只是桥梁。江苏、广州、上海等地的书展，都已转型为多元的文化展。书展上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少则几百场，多则上千场。文化元素多元、活动形式多样，这些才能体现出书展的层次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