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两个月,国家统计局的一系列“回应”举动,使之暂时摆脱“口水”的包围。
最近的一个动作,是在中秋前的9月20日,首个中国统计开放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待了包括15名网友在内的50多位公众代表。这位近期颇受关注的部委高官做了回讲解员,亲自向公众解释CPI的制定过程。
此前,这位统计局局长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国家统计局媒体统计知识研讨班”,面对记者们坦承他每天都要上两三次网,浏览公众意见。“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是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强大动力。”他说,不过他也希望“报道要客观真实”。
马建堂的一系列表现和讲话,被观察者认为是对当前关于统计问题所引发的舆论持续质疑的回应。除了局长亲自出马外,此前,针对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的估算结果,两位统计局的专业官员罕见地以实名方式,连发三文,“请教”王小鲁。
这种从措辞上看起来平等的回应方式——虽然内容仍是反质疑——显得与过去部委动辄“权威发布”的方式有些不同。他们的最后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此间媒体也证实统计局针对舆论的另一种回应:空置率调查已经开始。
“中央部委的回应能力有很大进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网络社会和信息开放的背景下,“部委很难躲闪,也躲闪不了”。
专家说,从中央部委近几年的表现看,他们越来越直接“回应”各种质疑,而不只是“应付”。更重要的是,在姿态和说法上,已经不仅仅是“辟谣”或者“澄清”,也有了“探讨”的表现。
回应不能再仅仅表明“与我无关”
在过去数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直在与公众的“感觉”相互拉扯——地方GDP总和远超全国数,工资“被增长”,失业率“被降低”。
比如以电表读数推出的“6540万套闲置房”的说法,今年3月在媒体上出现,7月,此话题再次被点燃。8月初,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现有统计制度中未有“空置率”指标,暂时无法统计。
在国家统计局表明正在进行“空置率”调查试点之前,网友还尝试了“读水表”、“晒黑灯”、“数空调”、“查物业”活动。北京一家媒体刊载的一篇文章取了这样的标题:“国家职能部门集体无语 北京的哥自查住房空置率”。就“空置率”统计问题,媒体还搜索出各国资料,以回应发言人所说的“国际难题”。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2007年12月,就公众所关注的“华南虎照片”,国家林业局发言人认为,“老百姓的质疑非常对”,但鉴定照片不属于该局职能范围,“不能调位,也不能越位”,后又说“哪一级的事应该由哪一级办”。此言引发巨大争议。“林业局虽然‘依法’,但至少对问题的解决表现不够积极。”一位传播学专家就此事如是说。况且,有的工作法律法规虽尚未明确,却十分必要,那是不是就不做了?
政府不再是“权威信息”的唯一来源,随后出现的经济学家王小鲁的报告显然对相关部委构成了挑战。
但与之前的传统表现不同的是,回应王小鲁质疑的两位身为专家的统计局官员也是选择了主动“探讨”,三篇文章挂在统计局网站首页,注明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该网与国家统计局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而作者的官员身份,则是被媒体和网友“人肉”而出。“这是官员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国家统计局。他们平时也是专家。”有记者给国家统计局发去采访提纲,在电话中得到这样的答复。
而在汪玉凯教授看来,这些文章作者身份以及特殊处理方式,可视作是一种策略——以个人身份发言,迂回空间大一些。
此前常见的一种回应质疑方式是,相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向新华社发表讲话,或是在党报上刊登“问答体”文章。这其中,往往只见部委,不见官员个人。而回应王小鲁的两位官员,虽未注明个人职务身份,但都亮出了真实的姓名。
从统计局官员与王小鲁“隔空”呼应的文章来看,双方至今在“灰色收入”问题上未达成共识。不过,双方都认为,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偏差。官方也注意到,在统计居民收入时,高收入群体有遗漏。
有传播学专家认为,国家统计局敢于承认工作中的不足,并且承认批评者的一些意见,难能可贵:“这总比简单地告诉你,中国有13亿人,你的感受跟数据不符很正常要好吧?”
部长们的“回应”选择
在部委回应史中,SARS事件中卫生部的表现,常被作为信息公开的负面教材——其间卫生部采取了不回应甚至有时候看来是“说谎”的方式。而从那之后,一些部委越来越主动找媒体回应相关质疑,而不是等媒体前来询问。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委回应手段日趋多元化:几乎所有部委均设有发言人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这是最常见的回应。有时有的部委官员不直接发言,如上述统计局官员以专家身份探讨的“委婉”的回应方式,另外各部委下设研究机构专家或行业报刊,有时亦扮演代言角色。
对于中央部委来说,部长本身的直接回应不多,且往往集中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部长们被围追堵截或者出席发布会之时。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由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引发的职业病防治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说,这反映出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历史欠账比较多。
个别部长则愿意在平时自己撰文。比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多次给西方媒体撰文,这往往也是为了回应和影响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去年他给《华尔街日报》投稿谈中美关系,说“中国政府并不追求顺差,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增加从美国进口”。而今年又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繁荣的中国将更加开放”。商务部新闻处相关官员透露,相关文章并非约稿,而是陈德铭主动投稿,而西方主流大报都予以刊登。
部长们不仅要回应涉及本身职责的官方问题,在一些非采访状态下,部長们往往更能畅所欲言,但他们有时也要为自己私下场合的表态作出回应。
比如,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媒体随即报道称马建堂以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此后,马建堂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对此回应说,自己认为“国进民退”“总体上不存在”,但“不否定存在着一些个别案例、一些现象”。
不过,新的回应,很快又被以“马建堂承认存在‘国进民退’”为题进行报道。而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则一直坚称,不存在“国进民退”。有受访专家认为,其实二人并不见得有何分歧,只是站在不同部门的立场发言。
自评“忠臣”的李荣融亦是最经常自己回应质疑的部长,并习惯使用非官式的语言,其经典名言中有诸如回应媒体质疑“央企高管薪酬过高”的那句:“我是一个好老板,因为老板最重要的是,伙计给你挣的钱多,你应该给他多一点回报。”
“打架”才能出真相
部委回应质疑,最忌口径不一。这几年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不同部门之间“打架”,甚至同一部门内部“打架”。
去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08年四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蓝皮书则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攀升至9.4%,超过7%的国际警戒线。
人保部的发言人随即在记者会上解释称,两者概念不同:该部发布的是“登记失业率”,而社科院发布的则是“城镇调查失业率”。
但记者注意到,人保部发言人还公开表示,登记失业率“在一定时间内,反映总体失业状况的敏感程度不是很强”,“有一部分失业人员没有进行登记,这就可能不是很全面地反映状况”。他还透露,官方亦试做调查失业率,但仍需完善改进,而暂时仅供内部使用。
据报道,这是官方第一次对登记失业率的不足之处进行表态。
而部委“回应”内部“打架”,处理方式则往往简单得多:一般是拿出另一套官方回应,称本部门相关官员发言“仅代表他们个人”。比如最近的新闻是,8月20日,国家宗教局发言人表示,北京《新京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家宗教局对李一有关问题的表态,只是宗教局个别工作人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发表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国家宗教局。
如果是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学者的说法,部委的回应则是直接表示这根本不是官方说法——比如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的讲话,就被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回应说,“不代表发改委立场”。
另外一些回应则是针对系统内部专家和官方的不同说法。去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称:“全国甲流共报53例死亡病例,我根本不相信。”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次日表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申明严禁瞒报、谎报、缓报。同日,另一位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接受上海《东方早报》采访时的话,则被媒体热炒,媒体报道说,毛群安说:“不信就不信吧。说实话,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后来邓海华参加公开活动受访时称这是以讹传讹,毛群安说的是“他不相信钟南山会这样说”,双方已经“一笑和解”。
“打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相关部门必须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取信公众。重要的已不是官方定论,而是公众可以从多元的信息中作独立判断。
还是以这次中国“5.4万亿灰色收入”风波为例,虽然统计局官员发表三篇文章,从数据样本、推算方法以及推算结果均提出质疑,但《中国经济周刊》引述了另一种声音:“不是5.4万亿,统计局你说是多少?”■
这位统计局局长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国家统计局媒体统计知识研讨班”,面对记者们坦承他每天都要上两三次网,浏览公众意见。“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是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强大动力。”他说,不过他也希望“报道要客观真实”。
最近的一个动作,是在中秋前的9月20日,首个中国统计开放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待了包括15名网友在内的50多位公众代表。这位近期颇受关注的部委高官做了回讲解员,亲自向公众解释CPI的制定过程。
此前,这位统计局局长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国家统计局媒体统计知识研讨班”,面对记者们坦承他每天都要上两三次网,浏览公众意见。“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是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强大动力。”他说,不过他也希望“报道要客观真实”。
马建堂的一系列表现和讲话,被观察者认为是对当前关于统计问题所引发的舆论持续质疑的回应。除了局长亲自出马外,此前,针对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的估算结果,两位统计局的专业官员罕见地以实名方式,连发三文,“请教”王小鲁。
这种从措辞上看起来平等的回应方式——虽然内容仍是反质疑——显得与过去部委动辄“权威发布”的方式有些不同。他们的最后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此间媒体也证实统计局针对舆论的另一种回应:空置率调查已经开始。
“中央部委的回应能力有很大进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网络社会和信息开放的背景下,“部委很难躲闪,也躲闪不了”。
专家说,从中央部委近几年的表现看,他们越来越直接“回应”各种质疑,而不只是“应付”。更重要的是,在姿态和说法上,已经不仅仅是“辟谣”或者“澄清”,也有了“探讨”的表现。
回应不能再仅仅表明“与我无关”
在过去数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直在与公众的“感觉”相互拉扯——地方GDP总和远超全国数,工资“被增长”,失业率“被降低”。
比如以电表读数推出的“6540万套闲置房”的说法,今年3月在媒体上出现,7月,此话题再次被点燃。8月初,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现有统计制度中未有“空置率”指标,暂时无法统计。
在国家统计局表明正在进行“空置率”调查试点之前,网友还尝试了“读水表”、“晒黑灯”、“数空调”、“查物业”活动。北京一家媒体刊载的一篇文章取了这样的标题:“国家职能部门集体无语 北京的哥自查住房空置率”。就“空置率”统计问题,媒体还搜索出各国资料,以回应发言人所说的“国际难题”。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2007年12月,就公众所关注的“华南虎照片”,国家林业局发言人认为,“老百姓的质疑非常对”,但鉴定照片不属于该局职能范围,“不能调位,也不能越位”,后又说“哪一级的事应该由哪一级办”。此言引发巨大争议。“林业局虽然‘依法’,但至少对问题的解决表现不够积极。”一位传播学专家就此事如是说。况且,有的工作法律法规虽尚未明确,却十分必要,那是不是就不做了?
政府不再是“权威信息”的唯一来源,随后出现的经济学家王小鲁的报告显然对相关部委构成了挑战。
但与之前的传统表现不同的是,回应王小鲁质疑的两位身为专家的统计局官员也是选择了主动“探讨”,三篇文章挂在统计局网站首页,注明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该网与国家统计局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而作者的官员身份,则是被媒体和网友“人肉”而出。“这是官员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国家统计局。他们平时也是专家。”有记者给国家统计局发去采访提纲,在电话中得到这样的答复。
而在汪玉凯教授看来,这些文章作者身份以及特殊处理方式,可视作是一种策略——以个人身份发言,迂回空间大一些。
此前常见的一种回应质疑方式是,相关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向新华社发表讲话,或是在党报上刊登“问答体”文章。这其中,往往只见部委,不见官员个人。而回应王小鲁的两位官员,虽未注明个人职务身份,但都亮出了真实的姓名。
从统计局官员与王小鲁“隔空”呼应的文章来看,双方至今在“灰色收入”问题上未达成共识。不过,双方都认为,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偏差。官方也注意到,在统计居民收入时,高收入群体有遗漏。
有传播学专家认为,国家统计局敢于承认工作中的不足,并且承认批评者的一些意见,难能可贵:“这总比简单地告诉你,中国有13亿人,你的感受跟数据不符很正常要好吧?”
部长们的“回应”选择
在部委回应史中,SARS事件中卫生部的表现,常被作为信息公开的负面教材——其间卫生部采取了不回应甚至有时候看来是“说谎”的方式。而从那之后,一些部委越来越主动找媒体回应相关质疑,而不是等媒体前来询问。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委回应手段日趋多元化:几乎所有部委均设有发言人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这是最常见的回应。有时有的部委官员不直接发言,如上述统计局官员以专家身份探讨的“委婉”的回应方式,另外各部委下设研究机构专家或行业报刊,有时亦扮演代言角色。
对于中央部委来说,部长本身的直接回应不多,且往往集中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部长们被围追堵截或者出席发布会之时。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由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引发的职业病防治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说,这反映出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历史欠账比较多。
个别部长则愿意在平时自己撰文。比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多次给西方媒体撰文,这往往也是为了回应和影响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去年他给《华尔街日报》投稿谈中美关系,说“中国政府并不追求顺差,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增加从美国进口”。而今年又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繁荣的中国将更加开放”。商务部新闻处相关官员透露,相关文章并非约稿,而是陈德铭主动投稿,而西方主流大报都予以刊登。
部长们不仅要回应涉及本身职责的官方问题,在一些非采访状态下,部長们往往更能畅所欲言,但他们有时也要为自己私下场合的表态作出回应。
比如,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媒体随即报道称马建堂以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此后,马建堂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对此回应说,自己认为“国进民退”“总体上不存在”,但“不否定存在着一些个别案例、一些现象”。
不过,新的回应,很快又被以“马建堂承认存在‘国进民退’”为题进行报道。而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则一直坚称,不存在“国进民退”。有受访专家认为,其实二人并不见得有何分歧,只是站在不同部门的立场发言。
自评“忠臣”的李荣融亦是最经常自己回应质疑的部长,并习惯使用非官式的语言,其经典名言中有诸如回应媒体质疑“央企高管薪酬过高”的那句:“我是一个好老板,因为老板最重要的是,伙计给你挣的钱多,你应该给他多一点回报。”
“打架”才能出真相
部委回应质疑,最忌口径不一。这几年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不同部门之间“打架”,甚至同一部门内部“打架”。
去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08年四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蓝皮书则称中国城镇失业率已攀升至9.4%,超过7%的国际警戒线。
人保部的发言人随即在记者会上解释称,两者概念不同:该部发布的是“登记失业率”,而社科院发布的则是“城镇调查失业率”。
但记者注意到,人保部发言人还公开表示,登记失业率“在一定时间内,反映总体失业状况的敏感程度不是很强”,“有一部分失业人员没有进行登记,这就可能不是很全面地反映状况”。他还透露,官方亦试做调查失业率,但仍需完善改进,而暂时仅供内部使用。
据报道,这是官方第一次对登记失业率的不足之处进行表态。
而部委“回应”内部“打架”,处理方式则往往简单得多:一般是拿出另一套官方回应,称本部门相关官员发言“仅代表他们个人”。比如最近的新闻是,8月20日,国家宗教局发言人表示,北京《新京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家宗教局对李一有关问题的表态,只是宗教局个别工作人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发表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国家宗教局。
如果是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学者的说法,部委的回应则是直接表示这根本不是官方说法——比如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的讲话,就被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回应说,“不代表发改委立场”。
另外一些回应则是针对系统内部专家和官方的不同说法。去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称:“全国甲流共报53例死亡病例,我根本不相信。”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次日表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申明严禁瞒报、谎报、缓报。同日,另一位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接受上海《东方早报》采访时的话,则被媒体热炒,媒体报道说,毛群安说:“不信就不信吧。说实话,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后来邓海华参加公开活动受访时称这是以讹传讹,毛群安说的是“他不相信钟南山会这样说”,双方已经“一笑和解”。
“打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相关部门必须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取信公众。重要的已不是官方定论,而是公众可以从多元的信息中作独立判断。
还是以这次中国“5.4万亿灰色收入”风波为例,虽然统计局官员发表三篇文章,从数据样本、推算方法以及推算结果均提出质疑,但《中国经济周刊》引述了另一种声音:“不是5.4万亿,统计局你说是多少?”■
这位统计局局长还亲自参加了第二届“国家统计局媒体统计知识研讨班”,面对记者们坦承他每天都要上两三次网,浏览公众意见。“公众的关注和压力是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强大动力。”他说,不过他也希望“报道要客观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