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胡润百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至今英国小伙胡润制榜整整十年。十年间,基于人力、技术、资本、政策,中国富豪群体不断批量涌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么,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十年间有长足的突破吗?答案是没有。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 “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也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南方周末》称:“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把民企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可是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大体是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这使得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在这一年的制榜也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最后尽管相安无事,但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 “枪打出头鸟”的中国逻辑不可能有所改观,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2006年张荣坤被捕,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继续着自己财富增长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习惯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富豪群体和政府部门,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从来就像三层立而不交的“立交桥”,而不是一个相互勾连和交融的“三角体”。很多时候,企业家对上富豪榜的担忧,首先并非出于自己的商誉是否能经得起客户和投资者推敲,而是对有可能引起政府部门和银行“特别关注”的忐忑;同样,政府部门对富豪们的接纳,往往首先出于对这一群体可为自己政绩快速增色的欣喜,而无使当地民众共尝从财富盛宴中也能分得一杯美羹之考量。
　　常有人对胡润说,你的榜单是“杀猪榜”啊。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如果一纸薄薄的榜单就能把生猛的富豪拉下马,要么是富豪本已风雨飘摇,要么是我们大大高估了榜单的影响力。前者如唐万新,他是“2003年资本控制50强”榜单中的头号大佬,一人掌控五家上市公司217亿元的流通市值。而唐万新出事后在受审笔录中坦承:“从2001年起,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营业部等事件发生。”后者如黄光裕,2006年黄氏兄弟就被传出受调查的消息,但很快风平浪静,甚至2008年10月还铿锵地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富豪们有时也有不同形式的 “苦衷”,无论是真苦衷还是假苦衷,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自身、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同样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知情者永远是极少数,社会的仇富情绪在混沌状态下愈演愈烈。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中国“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形成。立而不交的“立交桥”式财富观无疑是一处甚为贴切的注脚。有人说,走出这种局限性的唯一办法仍是走技术创新路线而非在政商边界见缝插针。可是,最近在一项对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成为2009年中国首富的网上调查中,70%的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当责备问卷设计者的“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普通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已成自然呢?(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