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一书，内容颇为复杂。刘义庆在编纂此书时，除了杂采前人记载外，又记录了一些当时的传闻。后来刘孝标作注，又搜集了许多有关史料。这些关于魏晋名人的言行、轶事，有些是事实，有些则与史实不符。余嘉锡先生遗著《世说新语笺疏》，博采众说，对前人怀疑《世说》而有根据的，就加以采用。如《自新篇》关于周处向陆云求教事，劳格已辨其说。对前人怀疑《世说》，而事实上并非不可能者，则予以驳正。如《言语篇》王羲之登冶城规劝谢安事，姚鼐《惜抱轩笔记》曾以为不可能，而《笺疏》引程炎震说，指出此事确有可能，而时间则在永和二三年间王羲之为护军时。对《世说》所记轶事有误而前人未提怀疑者，《笺疏》引证了确切材料，证明其不可能。如《政事篇》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事，《笺疏》引《后汉鸿胪陈君碑》及《后汉书·陈纪传》考定陈纪十一岁时，其父陈尚未为太丘长。此外，《晋书》与《世说》所记情节相同处，《笺疏》也时加分别。有的指出它引自《世说》，有的则指出它另据他书。这是过去许多古书的注疏所难以企及的。
　　《世说新语》一书所记轶事虽不尽可信，而所载当时社会情况、风尚习俗，则各有极重要的价值。《笺疏》对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之见。如《方正篇》中载诸葛恢不愿嫁女与谢裒事，《笺疏》论到了谢氏在东晋初年社会地位还不高，至谢万、谢安以后，才与王氏并称。由此又论到世族与寒门的升降。这对研究晋代社会史是很重要的贡献。又如同篇载王献之看门生樗蒲事，《笺疏》详述了当时的“门生”制度，对东晋南朝的等级制作了详细的论述。又如《德行篇》“客问陈季方”条及“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笺疏》论证魏晋清谈名士风气大抵都发源于后汉；《方正篇》“五中郎年少时”条，《笺疏》谈到晋代士人对尚书郎的看法，从社会风气加以解释，都颇精当。《德行篇》“殷仲堪既为荆州”条，《笺疏》对“天师道”的考证；“刘尹在郡”条，《笺疏》对六朝人乘牛车的解释；《文学篇》“简文称许掾云”条，对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发展以及谢混在其中的作用，也都有独到之见。这种对社会状况和学术源流的研究，在古书的注疏中极为少见。
　　《世说新语》的版本较多，《笺疏》专门列了校文一栏，把各本校文一一列举。作者遵循清人传统，不轻易改字，只在“校文”或“笺疏”中说明自己的看法。这种方法是很谨严的。另一方面，《笺疏》中关于《世说》的异文，颇多确切不易之见。如《排调篇》“简文在殿上行”条的“名客”一辞，《笺疏》据宋曾《类说》所载殷芸《小说》引《世说》作“石客”，证明应作“石客”；又据同书载殷芸《小说》引《世说》“右军指简文语孙曰”句作“右军语孙曰”。这样不但文理通顺，颇近情理，足以正今本之误。
　　《世说新语》中所载魏晋人口头语言，由于时代久远，有许多已不可解。《笺疏》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精当的诠释。如《德行篇》“吴道助、附子兄弟”条中的“料理”二字；《政事篇》“王丞相拜转扬州”条中的“兰”二字；《文学篇》“殷中军见佛经云”条中的“阿堵”二字；《雅量篇》中的“伧”字；《贤媛篇》中的“方幅”二字；《排调篇》中的“”字；《黜免篇》中的“椅”字等，既旁征博引，又结合当代方言加以诠释，结论都令人信服，而且又纠正了前人一些误解。这在古汉语及文字学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贡献。
　　《世说新语笺疏》对《世说》中的艺术特点，也有所论述。如《言语篇》中卫说的“见此芒芒”等语，《笺疏》从卫的处境和心理加以论述，颇为深刻。《贤媛篇》载济尼评谢道韫与张玄妹优劣，《笺疏》先引证材料说明两人之不同，然后说：“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这种评语言简意赅，不但道出了作品的妙处，且指出了一代文风的特色。
　　当然，《笺疏》是一部遗著，由于作者晚年因病搁笔，所以说还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世说》中有若干记载，似亦有可疑处，《笺疏》未予指出。如：《规箴篇》“谢中郎在寿春败”条，刘孝标注云：“按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不信谢安在谢万军中。但考《方正》、《简傲》两篇，可见谢安确在军中，刘注误。对此，《笺疏》并未驳正。《惑激篇》“韩寿美姿容”条，刘注引《郭子》以为是陈骞女事。《笺疏》从《太平御览》中引了《郭子》原文。但此说恐未可信。因为据《晋书·贾充传》，贾充无子，立韩寿子谧为孙，改姓贾。这显然因为贾谧乃贾充外孙，有着血缘关系。如果贾谧之母乃陈骞女，恐难立以为嗣。这些地方可能作者另有考证，也可能因病停笔，所以没有来得及指出。但这些小小的不足，只是个别的。总的来说，《笺疏》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此书的出版，嘉惠后学，其功夫决非浅鲜。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著，周祖谟、余淑直整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4.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