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山西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山西人民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思潮，撞击着无数山西人民捍卫民族尊严的情怀。团结抗日，赶走日寇成为山西人民神圣的使命。他们或捐躯疆场，或筹款筹粮，以各种方式奋战在抗日战场上。曲有禅就是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他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凭借走南闯北做生意练就的胆识与本领，在党的地下运输战线上出生入死，购买军用物资、筹集抗日经费，度过了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岁月，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弃商从军
　　
　　曲有禅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新堡村，他自幼贫穷，1929年在哥哥曲书禅所开的兴泰昌号店铺的配合下，他开始北走蒙疆边界，上大同，出杀虎口，跑归化城（呼和浩特市）；东跑盂县，河北省平山、阜平；西跑忻县、崞县（现原平）等；南跑太谷、临汾一带搞商品运销，凭借胆识和本领，几年后他就有了一定的积蓄。但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仍不得不生活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中。
　　1933年，他将自己的弟弟曲廷送到太原的“中国青年救国团”，之后曲廷加入牺盟会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曲廷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后改为第一总队），随薄一波于同年9月21日从太原开赴五台，后被抽到五台县任自卫队副总队长，并率队参加了反日军25路围攻等战役。1939年曲廷牺牲在五台县耿镇村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解放后，曲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7年10月，晋东北游击司令部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原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鉴于曲有禅手头拥有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又认识很多商人，赵尔陆很快就与他有了接触。后来，他与赵尔陆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在赵尔陆的安排下，曲有禅在晋察冀边区二分区搞物资运输，常年在阜平、平山、五台、崞县、忻县等地以兴泰昌为据点跑驮运。接触中，他又认识了宋劭文、杨耕田等人。
　　1941年，刚刚升任兴泰昌大掌柜不久的哥哥因积劳成疾而去逝。弟弟的牺牲，国家的沦亡，国恨家仇早已使曲有禅内心蕴藏了与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决定关闭兴泰昌号，全心全意跟共产党走，彻底地走上抗日的道路。
　　
　　穿梭在生死线上
　　
　　1940年9月“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阶段后，各地侵华日军开始了疯狂地“报复扫荡”。1941年3月至年底，在华日伪实施的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和伪蒙疆实施的第一次“施政跃进运动”中，晋察冀边区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
　　严峻的形势使边区的物资配备和信息传递非常困难。曲有禅利用自己对边区地形和人员的熟悉，主动承担起传递情报、购买军用物资的重任。但要想平安地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并非易事。曲有禅深知这一使命的艰险和它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他只有备加小心地穿梭在其中。每次运输归来，赵尔陆都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告诉他“宁可失去物资，不可泄露秘密”。为了更好地工作，在赵尔陆的介绍下，他又认识了晋察冀军区的肖永长、王道力、白超有（白招有）、赵鹏飞、丁莱夫、朱根甫等人。在商人身份的掩护下，他一步步成长为边区交通运输的秘密人员。1942年夏，曲有禅扮成富商模样，与特派员马文轩活动在太原、榆次、太谷一带购置特别军需。在太谷大商李松山的大力帮助下，曲有禅为边区政府购得德国造手枪几只，子弹一包，铜线数包等军需物资。
　　为了安全，曲有禅每次外出都要做充分的准备。大部分时候他装扮成商人，每次出入不同地区都要换衣服，并且针对不同的麻烦要有不同的口径。若是碰上“自己人”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大多以介绍信为媒。至今曲有禅的后代仍保存着60多年前的“革命文物”——一张“特别通行证”：
　　尽管有商人身份做掩护，但曲有禅在敌占区、根据地之间来往，时常出入于明卡暗哨、枪林弹雨中，还是危险重重。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曲有禅一般只带三五匹驴子驮运军用物资。这样一来，即使碰到日军，也相对容易以“良民”身份躲过日军岗哨。一天黄昏的时候，曲有禅一个人带着几头驴子驮着一些军用物资前往平山，在盂县山区，遭遇一小股日伪部队，眼看躲不过，他使劲抽打驴子掉头往回跑，但无奈负重的驴子跑不快，在转过一个小山丘时，他不得不让驴子跑走，而自己急中生智，钻进路边上一个废弃已久的涵洞。敌人追上驴队后，找不到人，便在周围四处寻找，但他们害怕周围埋伏，在找到曲有禅躲避的涵洞时，胡乱朝里打了几枪，便匆匆牵着驴队离去。曲有禅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才从涵洞中爬出，腿上也被子弹擦伤，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一瘸一拐地找到一户人家而得救。还有一次，他与另一个人带的五六匹驴子因驮的物资太多，被日军怀疑扣押，在遭到刑讯逼供时，他们宁死咬定自己和八路军无关，又称自己认识小伍将军（为了顺利出入敌区，他经常给哨卡上的人好处因而认识），才被放行。
　　
　　倾囊相助
　　
　　1940年-1942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之华北地区又连年发生水、旱、虫灾，边区军需民用极端困难。
　　那时，为了度过难关，边区军民生活异常俭朴。1942年冬，时任二地委书记的赵尔陆不慎把被子烧掉了，但他为了节省经费，坚决不买被子，用衣服、毛毯等凑合过冬。曲有禅经常在他住的院子里过夜，实在不忍心看书记受冻，趁一次运输物资，用自己的钱给书记买回一条新被子。
　　1943年夏，赵尔陆和四分区电台负责人肖永昌（解放后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在阜平县电台所在地柏林村冯家宝西屋，同曲有禅谈到：因部队搞生产自救，需要大量的资金，希望曲有禅能帮助筹集。曲有禅回家后说服家人，将自家的全部资金拿出，并从另几家关系好的商号店铺筹集一部分资金，共计85000元大洋，于7月21日秘密送到柏林村，交给电台的白超有（解放后任河北省邯郸矿物局局长）。由于资金缺口太大，曲有禅之后又将自家的首饰等贵重物品变卖，向亲戚朋友借款合计37557元大洋，于11月23日冒着生命危险再次送到白超有手中。
　　
　　铁肩担道义
　　
　　面对日军的层层经济封锁，尽管曲有禅已经倾尽其所有，但相对于边区资金的巨大短缺，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于是曲有禅又挑起了继续筹资的重任。他凭借多年走南闯北的声望和积累的人脉关系，对边区群众做工作以筹得资金，他以前做生意时认识的伙伴都成了他争取的对象。他一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他们，一边给他们讲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边区群众在日寇的侵略下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都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我们的命尚且不知能否保住，还要钱干什么，支持八路军抗战是应该的”。在曲有禅的介绍和引见下，边区群众先后有定襄县任稳财（出大洋29000元）、盂县御枣口乡的韩槐（出边洋21000元）、盂县梁家寨乡张家坪村的张九公（出边洋27000元）、五台建安乡坛村梁成全（出大洋50000元）、本村曲贵全（出大洋11540元）将自己的积蓄借给由白超有经手的电台，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资金短缺。
　　在整个抗日战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晋察冀边区，正是有无数个像曲有禅这样的军民的支持与奋战，才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保证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后勤需要，而且身体力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热潮。今天，6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时，不能不对所有无私奉献的抗日军民报以深深的敬意。历史将永载他们的不朽业绩！
　　
　　隐姓埋名的日子
　　
　　解放后，曲有禅很少与外人提起自己的过去。尽管这段与局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经历曾使这位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志士在清算运动中被斗争，在文革中被批斗，使他蒙受了太多的委屈，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是，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那些为革命和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1957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经请示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同意，以（57）财预字第149号做出《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筹借、筹募的款项如何归还问题的通知》，做出“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发出借劵、债劵，曾言明以后要归还的，如果查明属实”，“原则上应当归还，各时期的币值同人民币的折合比率，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的通知。1980年8月16日，财政部再次以（80）财预字第86号文件的形式发出如何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的通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曲有禅的借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曲有禅为抗战胜利做出的不朽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