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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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由初步探索与曲折发展到全面恢复与深入探索再到全面推进与进一步完善的发展历程。目前,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本文通过对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历史发展的介绍,结合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实际,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出了适应于新时代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高等学校 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 日本 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毕宪顺教授在《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把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区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包括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高等学校内部行政体制、高等学校内部学术体制;狭义上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指高等学校内部行政体制。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这60年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初步探索与曲折发展(1949~1976)。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建设受前苏联的影响,高等教育也不例外。1957年,全国的整风反右运动指出现存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脱离了党的领导,次年9月便出台《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直到1961年9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校六十条》),《高校六十条》第一次强调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并规定了建立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轮流休假制度。这是一次大的突破,为以后教师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为我国现今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恢复与深入探索(1977~1991)。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恢复教育次序,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部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改变了文革时期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局面,但是它对校长和党委之间的权责却没有明确规定。1985 年,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反映了国家政府对大学去行政化和校长治校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并在随后的《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试点没有得到广泛推行就被第二年的“89”风波给扼杀掉了,这之后,根据国家规定,高等学校一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与进一步完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时期,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二月,国家教委在36所直属高等学校开展了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接着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进。近期,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议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为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和健全社会支持、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二、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上是日本高等学校要求自治的改革过程。“高等学校自治是指大学不受外部政治、行政权力所左右,自主地进行教学与科研,或者能对其作出有效地法律制度保障。”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二战”前、“二战”后和法人化后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前日本高等学校自治发展史。188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东京大学职务编制》设立了统一管理大学的职务的“总理”一职,这时的日本高等学校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思想萌芽。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这一时期的总长在教职员人事上失去了自主决定权,评议会也只是文部大臣和总长的咨询机构。直到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评议会的审议事项才更加具体化,并第一次明文规定建立教授会,此举为今后教授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4年,政府承认大学教授会有任免教官的权力。
  第二阶段:“二战”后日本高等学校的内部自理及“教授会自治”的确立。1947年3月,《学校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规定“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主要是进行学问研究和知识传授”,而且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将教授会作为必设机构,并授予其“审议重要事项”的权力。1953年,文部省发布了《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规定了评议会的权力范围由“二战”前的教学方面扩大到教学和管理等的全校事务的审议,并有决定教师人事、学部组织的设置及废除、预算、学生等诸多事务上的权力。
  第三阶段:法人化以后日本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2003年,文部科学省颁布了《国立大学法人法》。“高等学校在法律规定的保护下可以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的竞争,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文部科学省对高等学校的的干预和控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大学自治”。《国立大学法》还规定,各高等学校必须设置两名监事。这样,“在法人化改革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就形成了以校长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
  
  三、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6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探索历程,走过不少弯路遇到不少挫折,但在党和国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如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上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我国高等学校改革起步较晚,与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如日本的距离还相差很远。他山之石,可为我所用。对照日本改革发展之路,结合本国实际经验,谈谈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明确高等学校中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权范围,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做到相互配合,互相促进。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出这三种权力的职权范围和实施细则,使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决策、组织行动。在明确职权的基础上,三大权力还应该积极配合,这样,学校管理才能畅通无阻,更加高效。
  (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应进一步完善咨询职能,使其决策更加民主与科学。日本在法人化后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其成员除了校长和董事会成员外还有校外人士,由于学校管理牵涉利益群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咨询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使决策做到更加民主与公平。
  (三)进一步健全学校管理的监督体制。“监督体制越完善就越能确保决策的民主科学和决策执行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监督体制还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无力、反馈不及时、教代会流于形式等等。”因此健全学校管理的监督体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综上所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高等学校内部三大权力的职权范围是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健全监督机制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保障。我相信在借鉴国外好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实际,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定会走向一个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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