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辛亥年，狂飚天降，皇冠坠地。矗立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块厚重的里程碑。
　　为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革命党毅然奋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投入了无穷的热情和智慧。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就曾经领导了惠州、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孙中山为革命殚精竭虑，创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为凝聚革命力量，奔走呼号于世界各地。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迅即从海外回到上海，组建中华民国政府，并出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
　　各地会党，原来就是清王朝统治下社会底层的离心力量，反清复明的情结在革命中被重新唤醒，酿成了新时期的排满、反满的激情。他们响应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可是在展现冲锋陷阵的战斗力的同时，会党的狭隘意识和帮派习气也显得同民主政治很不协调。
　　立宪派，可以说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原本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中，慢慢地展示着因应世界局势变化的那些政治经济方略。当革命猝然而起之际，不少立宪派人士以地方士绅、实力派的身份，转而附和革命，借着手上本来握有的权力，宣布“独立”，摆脱清朝中央政府的节制。可是在骨子里，他们并不赞同民主共和，他们至多是革命党的同路人。
　　知识阶层，原来大多追求官场功名，可是在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顿陷迷茫之途。他们要找出路，要寻方向。鸦片战争以来的西风东渐，受影响最多的当数知识阶层，所以他们最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容易响应革命，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同传统的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的相容性。
　　新军是晚清政府自身改革中模仿西式军制组建的军队。革命团体对这支军队的渗透，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起义、光复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它是清政府编练的军队，特别是主要操控在袁世凯为头领的北洋系军事要员手中，后来成为制约起义军的主要力量，也成为袁世凯攫取民国大总统职位的实力依托。
　　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自开埠，华洋通商已促成中国新式商人即中国早期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洋务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本国的工矿交通企业，私人资本的企业投资也渐成气候。到了辛亥革命时，近代资产阶级已经成型。按理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欢迎民主共和，更企盼安定平稳，所以极其容易倒向他们以为的强权势力。
　　此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满族皇室，越发显得愚昧、颟顸。庚子事变以后不得不施行新政，采纳原来戊戌变法提出的主张，既赔上了自己的社会公信力，又因为变法引出了一些自己无法处理的矛盾。清廷不得已提出“预备立宪”，可是转身又成立了以满人为主的“皇族内阁”，使皇室反对变革的本心暴露无遗。面对“收回利权”诉求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势，清政府却出台铁路国有的政策，使铁路股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从而激起保路运动，而对四川保路运动的镇压，则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如此举措，说明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统治下去了。
　　袁世凯一度被世人看做清政府中的改革派，被立宪派看做自己的代表，被军界强人奉为领袖，被革命党人当做可以争取的对象，被清皇朝当做能够力挽狂澜的栋梁之材，被资产阶级当成有能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领导人。可是袁世凯实际上是个充满个人野心的机会主义者，他善于伪装，善于利用社会矛盾。革命者上了他的当，革命的成果被他攫取，而他却走上了称帝的邪路。
　　就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而言，无论哪个举动，只要是能够动摇清朝统治的，就是“合目的”的，也是当然合理的。但是，对于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来说，辛亥革命中却存在太多的遗憾和缺陷。所以孙中山要发动二次革命，要举行北伐，要在临终遗言中告诫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才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开创事业的继承。
　　说了这些，回到一个历史学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却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一定阶段历史的结局总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的结局只有这样解释，才是公允且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