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只是曾经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造就了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现在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郎恩·乔瑟夫
　　对于伊朗电影史而言，《小鞋子》(《Children ofHeaven>>)已然风光无限，独占鳌头，荣获1999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并在多伦多、香港、伦敦、纽约等18个国际电影节上荣获11项大奖。它是《时代》杂志年度十大影片之一，创下美国放映伊朗电影的票房记录——100万美元。而《小鞋子》对于导演马基德马基迪而言，既是他作为导演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又是他个人的自传，他曾在访谈中说：“我也经历过阿里那样的童年，它们就是我的创作思路之源……儿童的纯真是世界上最令人折服的力量。”这部“来头不小”的电影的赫赫战绩促使我迫不及待地想一睹她华丽的神秘面纱下的真容。
　　熙熙攘攘的大街，苍老的补鞋匠，鞋匠的膝盖上有一双粉色的小鞋子。不得不感叹老鞋匠的经验老到，破烂不堪的小鞋子经他涂胶、缝合再用锤子敲打鞋托后，似乎还能再“挣扎”一段时间。电影的开场向我们介绍的是一双小鞋子——很破；一个黝黑的瘦男孩阿里——很穷。阿里从老鞋匠手里接过妹妹的小鞋子后，去商店挑拣一堆烂土豆时，装小鞋子的塑料袋被误收走了，委屈的阿里一再央求难过的妹妹莎拉，兄妹二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谈判”的场景，引起观众关于“童趣”的回忆——莎拉与阿里在写作业的幌子下，将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本子上，莎拉埋怨阿里弄丢鞋子太过分了，于是写下：“我要告诉爸爸!”不过，当莎拉看到哥哥传回的本子，前半句是威胁，后半句俨然是赤裸裸的现实了__“莎拉，那样的话咱俩都要挨打。他没钱再给你买鞋子。”兄妹俩终于达成协议：莎拉穿阿里的球鞋上学，放学时再换阿里穿。于是阿里的破球鞋每天就在两个人的脚上慌张地交换着，能够找回丢失的鞋子或者再拥有一双鞋子的渴望在两颗稚嫩的心中与日俱增地堆积着，因为他们既要逃避父母以及迟到可能带来的惩罚，又要承受换鞋带来的种种不便，还要躲避对于他人鞋子的羡慕所带来的折磨。一组镜头切换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景：立交桥、高楼大厦、巨型广告牌还有飞驰而过的汽车——阿里随父亲蹬着自行车来到了繁华的现代城里，父子二人来到高级住宅区，父亲交代阿里二人的分工，按门铃，随即还补充道：“听我怎么讲的，你跟着学，照做就行了，来吧!”与对讲机那边的富太太的对话令父亲窘迫不已。富太太认为有人来捣乱，命令佣人看看是什么人在找麻烦。慌张的父亲骑车带着阿里赶紧逃跑。进入下一户别墅，父亲在对讲机这头依然紧张语塞。阿里见状，急忙抢过话，对着对讲机一股脑儿地自我推销：“我们是园丁，我们会喷杀虫剂、整理花园、修剪树枝!”对讲机那头的回答，宣告父子二人再次失败了，他们不需要园丁。阿里望着父亲，父亲竟然在笑，并夸奖能干的儿子：“你懂得很多嘛!”阿里口渴难忍，在一户别墅前发现水龙头在滴水，于是便跑着过去接水喝了起来。冷不防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声音：“谁呀?谁呀?喂!怎么不说话呢，走了吗?”阿里走近回答说：“我在，问问你爸爸需要园丁吗?”男童回答父母都不在家，只有爷爷在。男童亚力瑞萨好奇地搭讪着问阿里念几年级了，然后才告诉他爷爷正在睡觉，还邀请阿里进来玩儿会。阿里说自己要走了，对讲机里传出亚力急切的挽留声：“阿里，等等!”亚力拉着爷爷叫回了准备离去的阿里父子，爸爸卖力地做着园丁活儿，阿里与亚力荡秋千、坐跷跷板、拍皮球。孤独的亚力对阿里这个小玩伴很热情，尽情玩耍后，靠在秋千边歪着脑袋睡着了。阿里父子进城打工这一情节的设立，并没有解决“小鞋子”的问题，归途中，父亲意外受伤，治病花去了本来答应给妹妹买鞋的钱。但对于观影人而言，阿里在求职中表现得比父亲更加成熟老练，在与亚力的交流中，富裕的亚力需要的是一个儿童玩伴，围绕亚力的是玩具与秋千，三年级的阿里本应与亚力一样，在游戏中获得满足，而事实上，阿里在为一双小鞋子与爸爸在烈日下奔波。
　　为了给妹妹一双鞋子(第三名的奖品)，阿里几经周折获得了参加全市长跑比赛的机会。在比赛中狂奔的阿里，他的眼前晃动着妹妹放学后奔回来与他换鞋以及他换好鞋后奔向学校的脚步，导演的一系列长镜头抓取了孩子为了获得季军而奋力极速奔跑中的表情与沉重呼吸。冲刺混乱中的阿里竟然率先撞线，获得了冠军!人们围过来祝贺冠军，却看到阿里抬起的一双泪眼。冠军的眼泪，失望的双眸，叩动了观众的心弦。回到家中，面对难过的妹妹莎拉，充满自责的阿里脱下了自己的已彻底磨烂的球鞋，一群金鱼游过来，仿佛在亲吻泡在水里满是血红水泡的小脚。断层的镜头转回到了熙熙攘攘的大街，阿里父亲的那辆自行车上，有两双新的小鞋子
　　电影似乎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起码是给期待圆满结局的观众。但电影带来的思考远不止于此，看似圆满的结局讽刺了现实的残缺。《小鞋子》以儿童题材为成人世界打造了思考的光影空间。哥哥阿里与妹妹莎拉，一个九岁，一个七岁。阿里弄丢妹妹唯一的鞋子后，没有向儿童最坚实的后盾——父母——求助，不是他害怕受到责骂，要知道为了获得鞋子所承受的重力要比一顿责骂大得多。阿里知道告诉父母于事无补——“爸爸是没有钱给妹妹买新鞋子的。”
　　七岁的莎拉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妇女式的负担：照顾婴儿弟弟和做无休止的家务。莎拉几经搜索发现自己丢失的鞋子穿在了另外一个小女孩若雅的脚上。她领着阿里，志在必得地找到了若雅的家，发现若雅的爸爸是盲人后，兄妹二人默默地空手而回。找回小鞋子的梦想破灭了，小小年纪的兄妹二人懂得生活的艰辛，也理解他人生活的艰辛。人性上的复杂，巨大的道德标尺问题，并不会在兄妹如何获得一双鞋子中获得完满解答，这个问题也不应该是由一位电影导演来展示答案。德国青年神学家Diet richB0nhoeffer则认为：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应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尺。
　　作为工业时代的科技产品，电影的诞生似乎跟人文传统并无直接的血脉关联。时至今日，蓬勃发展的电影业似乎暗藏或已然明示一种挑战审核的消费文化——充满诱惑的票房良药——同性恋、暴力政治、情色交易、政治阴谋还有探寻不可知的神秘地带等。在“大哥”好莱坞日益炫目高科技的刺激下，世界各地区电影也都在此大方向下各出奇招。
　　任凭世界电影环境如何转型，伊朗电影可谓异军突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朗“新电影”崛起，伊朗“新电影”(又被称为另一种电影)的大多数作品反映了贫穷的下层社会阶层的状况，也有一部分题材表现了伊朗的历史。以《小鞋子》《天堂的颜色》《单车》《梨子树》《樱桃的滋味》《黑板》《生命的圆圈》等影片横扫全球各个电影颁奖典礼，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给全球范围内的观众带来了诉诸心灵的艺术审美和文化反思。作为新浪潮第三代电影导演，马基德，马基迪说：“文化比政治更重要，希望电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疑虑和误解，改变他人对伊朗的想法。”出生于1959年的马基迪，曾在伊朗政府伊斯兰文化宣传局的艺术部门任职。他延续了伊朗“新电影”温情平和、清新朴素的风格，采用扎根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创作意识，回归人本主义的叙事策略，用通俗的电影语言传达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以传达民族风情与点滴写实记录灌溉了人文关怀的心灵之花。
　　《小鞋子》战功显赫，这自然与导演采取的独特拍摄视角与叙事风格直接挂钩，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观众，在潜意识里接收到“伊朗”这一信息时，伊朗特殊的民族文化沃土所滋养的一切人、事、物与精神，都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伊朗，一个流逝于历史星河中的波斯王国，在电影世界没有为了讨好而刻意经营一盘“核危机”影像大餐，伊朗“新电影”的导演群不在作品中涂抹一丝政治色彩，不让喧嚣的“战火”烧到大荧幕。作为伊朗“新电影”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导演马基迪的长短镜头恰如一支自如的画笔，对于伊朗的民族风情与平民生活的描绘，笔锋不浓不淡，色调不深不浅，“写实”就是这幅画作的主基调色彩。电影的结局，“不幸”获得冠军的结果无疑粉碎了阿里最后的梦想，回家后面对失落的妹妹，阿里的内疚膨胀到极点，信心也跌落至谷底。故事结尾自行车上的新鞋子，解决了电影布置下的一道难题，明天的生活难道就不会继续亏欠孩子吗?两个儿童在不到十岁的年纪——被生活、被生活的必需品、被一双小鞋子——压得喘不过气。天真的失落和梦想的被放逐，一部宁静的伊朗电影，带着观众周旋于朴素无华的光影之间，回到了自己丢失鞋子的那一年，或许是九岁，或许是七岁。